殷海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殷海光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悲哀
文：聂华苓 编：川川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
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
▌同是天涯沦落人
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
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
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
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
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
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相识、相知——殷海光生活二三事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
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
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
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
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
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
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
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
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
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
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
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
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
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你批评他? 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
母亲常常指点他说：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
有一天，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地：不借!
我冲口而出：实在可恶!
他哈哈大笑。我回头说：我在说你呀!
他又大笑一声，咚的一下把门关上了。
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
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旧笔还给他。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
殷海光与夫人夏君璐合影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的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
我想我知道吧。他自嘲地笑笑，低头沉默了一下。唉，聂伯母，唉。我再来看她。
你来看她，对她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再来了。
来看聂伯母，对我也很重要。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
作为哈耶克思想的引进者，殷海光教授一直关注时代的命运和国人的启蒙，然而，他痛感国人因为逻辑不清，导致文明的精神和哲人的思想最终无法扎根。
土家野夫：中国人多无逻辑训练，故乏辨别是非能力。湖北乡贤，自由主义先驱学者殷海光先生此书，可为我们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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