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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奸不商?错!商人才是文明的引擎

人文英华 2022-03-19


商人既是社会运转的引擎,也是生产循环的润滑剂。人类历史由于商人的存在而充满光彩,人类社会因为商人的活动而充满生机。



商人才是文明的引擎
文:权力与市场 编:先知书店


视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传统中国,职业排序几乎一直都是士农工商,认为商人游民不从事生产,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国人历来鄙视商人。从四民之末到荒唐的“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政策,无不显示这种传统。改开近四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仍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在这不是巧合,事实上,这是某些人为蛊惑民众、满足贪欲而播下的谎言——仇视商业的定位本身,隐含着深刻的矛盾。

 

管仲是著名的春秋贤相,以商业促成了齐国的繁盛。《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在管仲的观念里,四民均为国之石(基石)民,并没有歧视商人。但是《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说:“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初期其事易。”汉高祖刘邦说:“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唐太宗李世民:“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明太祖朱元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显然,历代的为政者都知道商贾的重要,但还是要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并且对他们严加限制。为什么?为了维护专制统治。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但是,为政者都知晓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但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

 

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皇帝们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我的皇位就不稳固了。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影视作品中的奸商形象


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的历史上商人群体被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是专制体制使然。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是商人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一种民族传统。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人们天性喜欢经商,有许多人也的确很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总是以自己“投机倒把”的生活经验,弱弱地对抗着违背人性的权力和伦理。权力主导的伦理体系对现实生活的压制,无疑是破坏性的。仇视商业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

 

中国的商人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希腊,因为他们的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耕地的缺乏和土地贫瘠限制粮食的生产,而冬季多雨,夏季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却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的生长。他们有大量的橄榄油,葡萄酒,这些东西只能用来交换,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没有“得天独厚”的农业环境,为了生存只好从事交换——商业活动。


新航路开辟之后,玉米、番茄、西红柿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养活了巨量的人口


商业活动需要明晰产权,才能完成交易。这确立了私有产权的神圣性,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则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个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强权也不能轻易打破这个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系统崩塌。由于这种活动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人们从一开始就是认可和尊重商人、商业活动,进而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这两句话的本质区别其实是产权概念的模糊与清晰。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中西政治分野:欧洲商人与国王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而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就是商业文明迟迟得不到重视和发展的结果。

 

古城威尼斯,因商业而崛起


诚然,在原始时期乃至到现在的交换,都有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坑蒙拐骗的现象。但这不是商人的错,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商人以营利为目的,却促成了互通有无的伟大壮举。交换活动是因生存需求而普遍存在的、无法取缔的,而独立、自愿是交换的基本要求。野蛮地否定商业,不仅是一种妄想,也必然带来贫困和灾难。以公平的规则引导重复博弈的交换,美德自然建立。

 

商人需要带着物质、货币财富关系进行交换,这需要流动也必须流动,否则交换无法完成。当商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可能在当地爱上一个姑娘和她结婚,他从此就和他原来的家庭脱离了关系。他们的后代不断重复这种模式。这样不但摧毁了氏族血缘关系和联系,还更大范围的交换了基因。血缘关系一旦隔断了之后,每个人就变成了独立的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就是商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商业文明真正的精髓。


每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个体,这么些独立的人,他们如何组成社会呢?一旦他们发生矛盾冲突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起码的办法解决,怎么办呢?于是契约应运而生。契约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因商人的需要得传播和发展。

 

现实中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为了生存,发展和享乐,任何人都必须经常地去光顾集市或商店,任何人都无时无刻不在领受着商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没有了商人,社会将不是社会,成了划地为牢。

 

工人、农民、科学家,不过是鸡蛋、西红柿、盐巴。而商人才是伟大的厨师,只有他的伟大智慧,才懂得如何将工人、农民、科学家组织起来,做出“西红柿炒鸡蛋”,且送到“消费者嘴边”,让1+1+1远远大于3。鸡蛋、西红柿、盐巴要想让自己“增值”,就必须心甘情愿地供商人驱使。你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找鸡蛋、西红柿和盐巴没用,你得找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认为,商业和手工业是人们创造幸福的绝佳手段


愿意交换的双方必然认定换出之物的价值小于换回之物,否则就不会交换了。这里商人不仅创造了价值,还是最大的“价值创造者”,而且使一切价值得以实现。水,如果不送到干渴的嘴边,一文都不值。设若不能交换,价值得不到实现,没有人会造一百张床放在家里。这意味着没有商人,人类将不会进行任何满足生存之外的生产,吃饱了就数星星看月亮晒太阳,人类将永远没有进步。


商人给生产发送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生产、而且是更好地生产,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各行业才可能择优生产、合理分工、自觉竞争,才会有人去发明蒸汽机、发电机、以及各种提高生产水平高科技;才会有人去开工厂、农场;进而才会有科技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在商人逐利的驱动下得以的提高。


亚当·斯密《国富论》以重商主义为基础,创建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


商人是人类生存活动中最活跃的分子,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什么时候权力介入干涉限制商人,什么时候鄙视和排斥商人,什么时候把商人简单地当作物质传递的工具,忽视他们的非凡活动,阻碍他们开拓精神的发挥,那么时代前进的车轮就会延缓或停滞,社会运转的机械就会生锈而失灵。商人既是社会运转的引擎,也是生产循环的润滑剂。人类历史由于商人的存在而充满光彩,人类社会因为商人的活动而充满生机。


相较过去,今天地理环境的制约已被科技的发展缩小甚至拉平,人人经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专制必将被埋葬。因为商人是威权的天然消解者,商业是专制的坟墓——自由必将带来繁荣。

 

有商业的地方才有民主、自由和法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独立、自由、平等从商人的活动中得以彰显和肯定,商人是一切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者。


商人是伟大的,商人是自由交换的使者。商人,才是文明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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