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
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矩。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最为重要。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
曾经,文学就是教育。但是在当下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人文教育备受质疑。然而,却很少有人探究为什么人文教育必不可少?
但没有哲学教育,我们的思维就不成体系;没有历史教育,我们的思维就完全缺乏广度和厚度,不知道之前和现在的区别;没有文学教育,就会缺乏对人性和美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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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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