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单数，而是复数

人文英华

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了复数的文化传统。——葛兆光

复数的中国文化传统

作者｜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一

近年来，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人越来越多，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会有人提出一个既宏大又颇让人困扰的问题来，这就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传统？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方案，不过，我始终强调，中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汉族中国的文化传统，绝不应当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一个复数的传统，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现代重新回顾和发掘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不应当仅仅关注儒家学说和经典知识，而应当注意到文化传统的更复杂和更丰富的不同方面。

最简单的问题之一就是，汉族中国的传统除了要讲精英和经典之外，也要讲民众社会和常识世界，除了要重视儒家学说和经典知识之外，还应当注意佛教和道教。众所周知，“三教合一”也许是历史上的中国与欧洲相当不同的地方，也是古代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的皇帝（如宋孝宗、明太祖、雍正皇帝），都知道“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因此，回顾汉族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如果仅仅关注儒家一系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其实，即使是儒家，自身也是包含了相当复杂和丰富的内容，比如偏重“良知”的孟子和偏重“礼制”的荀子，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道德心性理气的宋明儒家。我总觉得，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了复数的文化传统。

也许，更不仅仅是儒道佛，传统中国社会中有很多复杂的思想、知识、信仰和习惯，这种丰富性和差异性，恰恰是历史上，传统文化可以在内部自我更新和不断变化的动力，它使得中国文化经历千百年，始终是相对平稳的“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衹有在明清之后进入世界体系，被坚船利炮和西方文化入侵后，才出现颠覆性的“在传统外变”（change without tradition）。

随着历史记忆留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尽管历经沧桑，渐渐淡化，但还是丰富而庞杂，可是，我们谈论中国文化传统时，却常常忽略了很多复数的内容，无论是偏重对传统进行批判的一方，还是坚决主张继承传统的一方，往往忽略了传统是“复数”，继承和批判却常常衹选择了“单数”。

二

不仅如此，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我总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被忽略的问题还有一个，那就是人们常常议论“中国文化”的传统，却不注意讨论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现在讨论中的很多文化传统，往往是各个民族普遍共有的，因此我想，说明和拈出那些使我们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使得彼此不同的“传统文化元素”，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真正使得汉族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不同的“传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从古代起，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想象这个天下世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自足的天下，周边衹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或者应当是依附于我的蛮夷。所以，他向来对他认为是文明比他低的周边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傲慢和鄙夷，也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宽容和接纳。可是，如果一旦被他认为是蛮夷的小国，有点儿发达强大起来，中国人的心理会不那么平衡。以自我为中心想象天下，使得古代中国，在政治上形成朝贡体制，观念上铸造了天朝想象。至今中国人特别喜欢议论天下大事，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也许，好处是常常觉得自己对天下应该事事关心，不好处是他并不真正地平等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往往停留在自我中心的想象中。可是自晚明以后，中国人虽然改变了自己是天下唯一天朝大国的想象，但是，仍然觉得西方和东方中，是中国代表了东方，至于周边的国家和文明，则不怎么在乎和重视。

第二个是中国人的家庭、家族，以及从家庭、家族伦理里面发展出来的儒家政治和社会观念，它对于古代到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观念世界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古代到现代中国的“公”和“私”、“中央”与“地方”、“内”与“外”，以及感情的亲和疏、身份的上和下，以及个人和社会、国家的关系等等，都受制于这一传统。正如费孝通和许烺光所说的，中国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族结构，而这种家族结构放大，就变成整个社会，甚至是我们的“家国”。如果用很现代西方的观点来看，家族、家庭的伦理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儒家学说，缺乏近代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它是以人情和伦理来建立秩序的；也缺乏个人自由和公民意识，人始终在等级结构和社会网路里来界定自我的身份，也许，它可能不利于韦伯（Max Weber）说的，以计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现代制度的建设，但是，它却是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有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古代中国有一个多种宗教共存的信仰世界，各种宗教之所以可以互相妥协，主要是因为都处在绝对的皇权和主流的儒家意识形态控制下，它和政教合一、宗教拥有绝对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伊斯兰世界不一样，和西方中世纪能和世俗政权相颉亢、成为西方精神和文化来源的基督教天主教也不一样。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文明的冲突”，就是因为太相信自己的真理和自己的信仰是绝对的，是唯一的，这才会有冲突。可是，中国却不同，皇权是绝对唯一的，正如史华兹和林毓生所说的，它是普遍皇权（Universal Kingship），但宗教信仰却不是，孔子、老子和佛陀是可以坐在一起的。所以，古代中国不太有神权和王权的激烈冲突，一般来说冲突很小，信仰世界的主流还是神权跟王权的合作，而宗教和宗教之间也常常互相缺乏清晰的边界，宗教在强大的政治权力控制下面，基本上是一个彼此妥协的状况，所以，也不大可能有很大的宗教战争。

传统中国文化的第四个方面，是有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观念、技术和信仰。这个关于世界的观念一直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像政治领域，关于王朝轮替便讲五德始终，风水要讲阴阳调和、五行相配，中医从《黄帝内经》以来就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甚至音乐，五音也可以跟五行连在一起。它不光是观念，还可以发展出一套可以操作的技术，甚至也成了信仰，就连过去中国人起名字，都注意到它，在五行中缺什么，就在名字上加点什么或者减去什么，使得五行达到平衡。这一套是其他文化圈里面没有的。

第五个是我们的汉字。大家都知道，汉字是世界上除了使用人数不多的纳西族文字之外，唯一至今通行而且有数以亿计的人在用的，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文字，使用汉字使得使用者有一些思维和表达习惯，这是用其他文字的人没有的。中国人很早就用汉字，发展出一套套很有趣的东西。比如古代写历史有“春秋笔法”，正如孔子所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就是涉及名分的词和国家祭祀用的器，是不可以轻易借给人的，因为这背后是整个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单个的、独立的汉字有很多衍生的意味，用汉字的人，在字面写法上就可以表达各种各样复杂的意义，胡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名教》，什么是名教？就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我想汉字和思维之间这种很密切的关系，影响中国文化非常大，当然也传到了日本和朝鲜，所谓“汉字文化圈”就说明，文字及语言能够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基础。

三

以我的看法，这五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在很多书都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可是，我总觉得很少仔细地说明，什么才是中国有而别国没有的，我觉得这五个就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是中国特有的。

文化传统在不断延续，至今我们看到，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仍然在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生活。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文化传统上，中国跟欧洲很不一样，也许，欧洲历史上文化曾经有过断裂，中世纪神学的笼罩，使得希腊罗马的一些传统和知识被“遮断”，所以才会有所谓通过重新整理发掘古典实现“文艺复兴”的过程。但是，中国古代的知识、思想、信仰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是在历史中不断地延续的，在西潮进来之前，它没有被打断。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圣贤和经典的权威很早确立，并且一直和政治彼此融洽，保证了文化和观念的传承，并不为政治巨变而中断；第二，借助考试制度，读书人始终要通过这些知识的考试来进入上层，并且依靠它确立身份和位置，所以，读书人会维护它的存在。第三，我们的官学和私学，像私塾、乡校这些教育始终很强大，加上政治制度始终在支持它。所以，古代中国文化传统绵延不断，它始终跟王朝、政治、贵族、身份、文化、教养相连，特别是，汉族中国，基本上这个空间是相对稳定的，因而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就是因为这一缘故，我一再地说，至今我们仍然在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

不过，这些旧传统能否成为新文化？这在今天需要重新发掘和重新检讨，用一句理论的话讲，就是要有“创造性的转化”，用我在《中国思想史》中的说法来讲，从“旧传统”到“新文化”，需要我们认识到，传统并不是空喊“继承”就“继承”了的，它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首先，历史上的文化传统虽然如影随形地影响当下，但并不是可以轻易拥有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仓库，需要人到这个仓库里面去发掘和寻找。其次，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启动传统的直接背景：它决定在那个仓库里寻找什么传统，以及传统如何再生和重建。再次，传统在今天，是要被今天的生活和需要重新“解释”的，它不可能“原汁原味”，像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最后，经过重新解释和引申的“旧传统”，能够在今天的社会文化和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它将使中国呈现出与其他民族色彩不同，但又可以交相辉映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