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中国历史上最恶劣、丑陋的文化现象

赵冬梅人文英华

缠足恶史

缠足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丑陋的文化现象。

我一边翻阅高彦颐的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1]和《步步生莲：小脚鞋》一边反胃——那是种毫不夸张的生理不适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西安军医大学的学生做过缠足的实地调查[2]，调查报告里有缠足的裸照和X光片——一只好好的脚，四根小脚趾骨都被生生地压折了，只有骨头折了，那四根小脚趾才能被藏到脚背下面，从而让脚的前端形成一个以大脚趾为尖端的锥面。缠得严重的，脚面是一个大鼓包，脚后跟根本无法着地。

好端端的脚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我不见其美，只见其恶。因为缠足问题，我对原本崇敬的苏东坡产生了嫌隙。德国洪堡大学曾收藏过一只从香港取得的缠足标本。2010年，他们要办一个很小型的纪念活动，想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报告。因为没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我临危受命，速成为缠足问题专家，在盛暑之中闪电访问柏林。任务达成，心里却对苏东坡生了芥蒂——中国历史上第一首赞美三寸金莲的词就是苏东坡写的：“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纤细美妙不可言，捧在掌上细细把玩的分明就是小脚了。大约在宋神宗朝晚期，这项从宫中舞女兴起的恶习，在开封的上层家庭中流传开来。当时有人从外地到开封，发现首都有三绝：洛阳花、福建茶和妇人足。洛阳的花木嫁接技术发达，培育了不少优新品种，花市一直开放到夜晚，“列肆千灯争闪烁，长廊万蕊斗鲜妍”。福建茶指的是福州、建州进贡来的团茶，以及源自福建地方的斗茶习俗。妇人足就是裹的小脚。苏轼的朋友赵令峙给苏轼写信说，首都妇人的妆容和小脚冠绝天下。可见这小脚在当时只是首都时尚圈的高端时髦，外地还没有。到了南宋，缠足开始普遍流行，成为女性美的标志。南宋福州黄昇墓出土弓鞋6双，鞋长13.3—14厘米，宽4.5—5厘米。黄昇死的时候十七岁，已经成年。一个成年女性穿35码鞋的脚约长22厘米，宽6厘米。黄昇的脚应该是在未成年时就被强制停止生长了，她的两只脚上还各自裹着一段宽9厘米、长210厘米的裹脚布。

裹脚习俗起于宫廷，首先蔓延到首都的上流社会，继而向外辐射，最终成为华夏民族上层（包括为上层服务的）女性的标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然，不是所有汉人女子都缠足。清朝“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3]。缠足习俗兴起之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和满人是不缠足的。蒙古人粗疏，管不到这些。满人入关之初，曾经明令禁止缠足，然而缠足禁令遭到了汉人抵制。在满族统治者狭隘的民族压迫政策之下，女人的缠足与男人的束发同样被赋予了悲壮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结局却大相径庭：最终，男人还是剃了头穿起了满式袍褂，而女人的脚却越缠越小、越缠越紧。

与此同时，男性的恋足癖（金莲癖）愈演愈烈。清人李渔靠写戏、经营戏班为生，是一个诚实的享乐主义者，他曾经这样炫耀自己的小脚鉴赏水平：“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觉刚柔相半。即有柔若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向在都门，以此语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间拥二妓，一晋一燕，皆无丽色，而足则甚小。予请不信者即而验之，果觉晋胜于燕，大有刚柔之别。”[4]他在这里把“金莲”当玩具细细把玩、津津乐道，我想到看过的图片，想到人的脚竟然会被折磨至此，便觉不忍。

图三七：“三寸金莲”鞋样清末

上图是清末山东地区的黑绸花纹弓鞋，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大约从11世纪80年代起，缠足这项从宫中舞女兴起的恶习，在开封的上层家庭中流传开来。时人从外地到开封，发现首都有三绝：洛阳花、福建茶和妇人足。一些文人雅士也曾赋诗赞美过三寸金莲，东坡便有：“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池去。只见舞时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至南宋，缠足之俗始风行，已然成为女性美的标志之一。

图三八：喜靴清末

此图为清末喜靴，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该喜靴虽呈靴状，但其鞋面及鞋底部分依旧是典型的三寸金莲形样。靴管为缎面，上面平绣着西瓜与蝴蝶，寓意瓜迭（蝶）绵绵，象征着婚姻美满，多子多孙。我们看到，鞋头呈尖状，鞋面极短，且呈近45度的立角，鞋底略带后跟。要在不足巴掌大小的鞋腔内塞下双足，不难想见，裹脚手段之残忍，裹脚过程之痛苦。

裹脚的过程非常残忍。为了裹得小，就得下手早，通常五六岁或者七八岁，趁着“足骨脆弱”就要裹起了。负责裹足的通常是母亲，小孩子怕疼，所以“初缠之时”，做母亲的要“甘言诳诱，极似渔翁之饵鱼”；缠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持之以恒，每日用力缠裹，不然就又长回去了，在小脚的定型阶段，母亲要“严束狠棰，又似狱吏之遇犯囚”；终于，小脚定型，忘记了它本来的生物学形态，此时，母亲也恢复了温柔，“指导鞋样及妙姿，语温意挚，俨若循循善教之良师矣”[5]。

《孝经·开宗明义》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缠足违背孝道，所以大儒程颐家的女孩子“不缠足，不贯耳”[6]，程家的这个规矩一直到元初仍然坚持。程家对女子自有一种儒家的尊重，后世学者动不动就把明清陋习怪到程朱理学上，这个锅不该让程颐背。程家女儿的故事，我们后面细讲。南宋的明白人车若水曾质问：“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7]

缠足究竟有何用呢？满足李渔们的恋足癖，是实用之用。在此之上，更有所谓纲常之用。清朝民间读物《女儿经》中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8]清末名医王士雄认为，古人之所以要把女子的脚缠裹起来，“非饰美丽也，为拘游走也”。对女性要“拘游走”，王士雄没意见；但是他认为，为了“拘游走”，“顾为此戕贼形躯之事，忍莫甚矣！拙莫甚矣！”缠足“相习成风，陋俗难革”，作为医生的王士雄所能做的，也只是提供了一个裹脚辅助方——“庶易效莲钩之式，聊纾玉趾之疼云尔”[9]。不能改变习俗，只能缓解痛苦。面对陋习之大势，他只能做个善良的医者。

明朝人在某些方面的“奇思妙想”令人瞠目结舌。曾经有个叫瞿九思的人，异想天开，竟然要用缠足来腐蚀北方强敌蒙古人。具体做法如下：让蒙古的女人效法中国，把脚缠成弓样，“使男子惑溺，减其精力，惰于击刺，以为此弱虏制虏妙策”。先不说蒙古人是否上当，单说这瞿九思竟一厢情愿地认为，一旦女人裹了小脚，男人就会“惑溺”，可见其人是多么地“惑溺”于小脚！如此荒唐的想法却被认为是“弱虏制虏妙策”。他哪里知道，隆庆元年（1567年），“大虏攻陷山西石州，掳所得妇女驱之出塞，憎其不能随马疾驰，尽刖其双足以车载归，百无一活”[10]。可叹这瞿九思，既不知蒙古，亦不知本朝，却在那里冒充诸葛亮指点江山。

“妇女缠足，合地球五大洲九万里，仅有中国而已。”[11]缠足把华夏民族接近一半的人变成了残疾人，而且培养了种种让现代文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恶趣味。“缠得小来，不知何用？”有益于女性自身、有益于家庭、有益于社会的真用处，半点也无。然而，当缠足变成一种社会习俗，当缠过的小脚成为女性社会身份的象征，当缠足能带来大好姻缘，当恶趣味成为男性的集体偏好，缠足就在男女之间制造了一种新的性别差异，缠足的拥护者又将缠足与女性贞洁联系一处，将缠足打扮成道德的守护神，缠足从此成为日益僵化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缠足是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游戏，男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玩家和裁判，女性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的对象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脚。选妻、选妾都要从脚开始，脚小者得良配、得恩宠、得资源。“在这样一种全景式的监督下，妇女无从逃脱，唯有接受并内化男人的价值标准和要求。这些内化了男人价值标准的妇女，又以主动的态度顺从与迎合缠足，由此便创造出了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中国女性缠足文化。”[12]西汉的张敞为妻子画眉，让人告到了皇帝面前。张敞并不回避，只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然终不得大位。”皇帝爱惜张敞的才能，没有继续追究，然而张敞也最终没能做到宰相。为老婆画眉、喜欢爱妾的“金莲”，在传统文化当中都是“做得说不得”的事情。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女人的小脚却忽然成了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

图三九：红绸弓鞋清末

此图为清末山西地区的红绸弓鞋。鞋尖边缘刺绣了佛手、凤凰，佛手的“佛”与“福”谐音，取福气之意；凤凰则寄予了祥瑞高贵之意。将佛手与凤凰绣于鞋边儿上，寓意福气与祥瑞并举。清末山西大同还有“亮脚会”——每年农历六月六，妇女列坐家门口，将三寸金莲伸出，供往来路人观摩、品评。民国初，有好小脚者作《品莲说》，其中将“金莲”分了等级与品类，共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或五类。从形样到尺寸，每等每类皆有严格的评判标准。上等有“四照金莲”“铲头金莲”“单叶金莲”三类，中等有“锦边金莲”“鹅头金莲”“千叶金莲”“并头金莲”“并蒂金莲”五类。从上述对小脚五花八门的叫法中，足见当时兴盛的缠足之风下扭曲与变态的审美观。

图四〇：紫红绸带拽跟鼻弓鞋清末

上图为清末紫红绸带拽跟鼻弓鞋，现藏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我们看到，弓鞋短小精致，鞋面以平绣法绣有白菜与蝈蝈，因“蝈”与“官”谐音，寓意升官，“白菜”与“百财”谐音，寓意发财。且“蝈蝈”与“哥哥”谐音，民间又称“喜叫哥哥”，寓意祈求生男孩，多子多孙。缠足是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游戏，男性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玩家和裁判，女性是游戏的参与者，游戏的对象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脚。在这种全景式监督下，妇女无从逃脱，唯有接受并内化男人的价值标准和要求。那些内化了男人价值标准的妇女，又以主动的态度顺从与迎合缠足，由此便造就了内容丰富、形式独特的中国女性缠足文化。

“西方人通过新闻报道、临床医学、摄影照片、X光扫描机及博览会等手段，剥去了古代妇女缠足的外在形式美——华丽的绣鞋和精美的膝裤，向人们展示、揭露和呈现了缠足妇女的赤裸畸形肉足。”缠足从此被视为一种肮脏、邪恶、野蛮的存在，是中国衰弱的原因。何以至此？因为缠足使妇女“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弈世体弱”。而“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13]。缠足导致民族衰弱的观念，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逐渐被更多的人接纳。

首先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然后是在中国知识精英的自我觉醒中，近代中国在女人的脚上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反缠足”运动、“不缠足”运动、“天足”运动。1875年，光照牧师（Rev.John MacGowan）在厦门设立了戒缠足会，这是最早的反缠足组织；1883年，康有为在海南创立不缠足会。反缠足运动迅速席卷广东、湖北、湖南、澳门、福建、天津、甘肃、四川等地，北京部分广东籍的京官也订立不缠足约。1901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敦促汉人士绅“渐除积习”。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3月发布《内务部通饬劝禁缠足文》，斥之为“害国凶家”的“恶习”，以为“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14]。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通令全国禁止缠足。

这场“女人脚上的革命”有着温情体贴的一面。比如，放足或者天足女性的出嫁问题得到了重视。梁启超等人组织的上海不缠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在入会之后所生之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若其子在入会前已经长大，无不缠足之女可娶，或入会人尚少，择配不易相当，算作例外。”而四川重庆府二百五十家士绅互相订约，女子不缠足，男子不娶缠足妇。脚放开之后还能嫁得出去，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还有一项很有意思的考虑：放足之后，弓鞋不能穿了，那穿什么鞋？1900年，西方传教士在武汉倡办的天足会发布广告：“请中国闺秀各出心裁，制一天足履式，不尚精巧，专尚大方。制就送交汉口汇丰银行代收。汇齐评定甲乙，取中第一，赠洋五圆，以次递减，至半圆止。”[15]

不缠足运动解放了中国女性，让女性有可能走入现代文明。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却发现，在从缠足到天足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极为尴尬。比如清初的缠足禁令是这样规定的：“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事情发生在女人的脚上，惩罚的却是男人。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规定。因为，在不缠足这件事情上，虽说受益者是女性，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男性。那么，女性在哪里呢？

通常书上会说，1928年或者1949年之后就没有缠足了。国家这么大，地域差别这么大，哪有这么顺当的事情。1965年，云南省政府还发布过禁止缠足的命令。很多时候是女性主动要缠的。为什么？因为裹了小脚可以避免大田劳动。进入21世纪，还有所谓的“女德班”鼓吹缠足的好处。今夕何夕，令人恍惚又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