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卢克莱修认为是人的自主性，他说，人有自由意志，成人成兽全靠自己；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是文明。他强调，人只有在文明的时候，才可能是动物中的佼佼者，而脱离了文明，一定会变成动物中最坏的东西。实际上，不论是“意志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压倒意志”，两者都是决定人类命运的核心要素。只不过，现代人普遍认为，在一个逐渐进步的良善环境中，人往往可以更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尤其在启蒙时代后，一种合理、人道、开放、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正日益成为世界的共识和追求方向：人不仅可以理性认识世界，其思想更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民主是人民做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做主，它并非最好，却最不坏；宪制法治优于专制独裁、政教应该分离；国家之间应该“主权平等”、彼此尊重；然而，这种“文明理想”很快在现实面前分崩离析。18世纪后，以启蒙为代表的英、法、美、德四国先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世界各国亦被自身政治危机、民族情绪、社会撕裂等现象困扰，这些冲突最终在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中炸开，让人类一夜之间重归野蛮。一战后，历史见证了纳粹覆灭，东苏巨变，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也陆续灰飞烟灭。看上去，几十年“休养生息”，终于让人类在21世纪重返文明。然而，近年来，人类文明又在2大挑战的猛攻下，摇摇欲坠：技术失控：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已直面技术对人的异化。然而，这种忧惧，在人工智能及互联网社会被无限放大。人们不仅担心被自己人奴役，更担心被网络奴役，被机器取代......思想降级：近年来，随着各国民族主义情绪再度高涨、激进主义思潮再度盛行，世界各地似乎不谋而合地陷入“反智主义”热潮。启蒙的遗产不但被稀释，更被曲解，被重新定义......因而，当下人们亟需解决的，正是21世纪，如何不让技术变成控制人的工具，不让思想变成禁锢人的囚笼。互联网时代，各类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刺激无限拓展了人们的“生命体验”。然而，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的“绚烂”，一方面却也暗暗忧虑它的后遗症。简单来说，人们对技术的两大恐惧主要来自“存在层面”和“自由层面”。布林约尔森曾在《与机器竞赛》中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失业，甚至将人“驱逐”；大众现在更担心，已经作为日常必需品的网络会彻底奴役人类，把人变成不能思考，没有自我的“僵尸”。然而，徐贲曾在《人文的互联网》中指出，这种曾反复出现在硬科幻电影、恶托邦小说里的情节，从未变成现实。现实中，反而是技术越来越“人性化”，人却因一味强求效率而甘愿变得“机械”。好比，技术的大规模运用确实“稀释了”部分工作机会。然而，一方面它们只是取代了原本枯燥泛味、可替代性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提供了更多能发挥人类原生天赋、释放才能的新机遇。好比AI、区块链、元宇宙等领域，就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一展宏图的新平台。实际上，人类对科技的忧虑绝非21世纪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认为新技术的发明会给人带来灾难。今天，人们认为汽车的激增让生态环境不堪重负。然而，工业时代前，纯天然的交通工具马车并未让环境变得更好。“马车时代”，马车是城市交通的主力，越是发达的城市就越需要马车。不过，跟机器相比，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马车很容易失控。而且，如果一匹马垮倒在街头，通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当场杀死，然后要等它尸体腐烂后才能被切块清除。这一切都使得马车造成的交通堵塞比今天汽车要严重得多。这还不算马粪。纽约市曾在1898年召开国际会议研究马粪问题，结论是根本没办法。因而，与其说，今天的我们是在跟机器竞争，不如说是带着机器一起跟别人竞争。未来并不属于机器人，而是善于利用机器的人。▲《人文的互联网》中，关于“人造人”还是“人造奴”的探讨互联网时代，人们最常见的烦恼莫过于知识大爆炸带来的焦虑。人们在追赶知识的过程中，越填充知识，越觉得空虚。同时，网上充斥着被人诟病的大量低俗娱乐，虚假信息；被大数据操纵的各类消费陷阱和洗脑宣传，以致很多人断言，网络带来的不是什么人人共享，而是新型的统治。在《人文与互联网》中，徐贲指出，互联网本身绝不是一个邪恶的“发明”，但是，它却极易因获取信息的便捷性，让人行为上变得懒惰；因其对娱乐的包容性，让人思维上渐渐退化；更因其被彻底管制的可行性，被用作全员洗脑的工具。任何技术的危机，都是人性的危机。我们担心互联网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担心的不是未来的互联网如何奴役、控制人，而是如何让人们识别奴役、变得可控。▲《人文的互联网》书影：任何时代，人都存在被奴役的可能
好比，如果站在求知的视角，信息时代的魅力首先并不在于要求我们知道更多，而是允许我们知道更少。无论是能让记忆力减负的网上储存系统，能节省时间的网上协助过滤系统，能减轻工作强度的消费者偏号分析算法等，都旨在提供一种“知识的外包”，帮我们解放自己。在徐贲看来，现实中，互联网的真正挑战不在人与信息时代的对抗，而是人性的对抗。今天，我们不应将互联网归为“伤害人类、奴役人类”的替罪羊，而应该思考怎样利用互联网，实现自由与解放，最终推动“人性向善”。德国史学家赫夫在研究自己的国度时，曾提到一种“反动的现代主义”。他认为，二战前后的德国，一方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恨不能使全人类的最新技术都为己所用；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一切只为“伟大领袖”的意志而存在。当然，现在德国早已转型成民主国家，当年的“德国模式”业已灰飞烟灭。不过，他的余烬——排斥真正启蒙的思潮，正以一种更隐秘的形式席卷全球，尤其重现在国人的生活中。对现代国人而言，最可怕的不是忘却了启蒙，而是认为不再需要启蒙。如今，启蒙的意义，在三类人的侧目下彻底被消解：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启蒙带来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因而极力反对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一切。一位著名学者在题为《启蒙与迷信》的文章里声称：“我很怀疑，除了陈辞滥调以外，关于启蒙还能谈出什么新东西？此外，他更断言，在当下中国谈启蒙，谈的不是启蒙，而是对西方的“迷信”。现代中国最应该做的，就是破除这个迷信。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点点现代文明亮光的大众，盲目乐观地认为启蒙已经成功，不再需要“画蛇添足”，甚至很多人更以新时代为打压启蒙“背书”：启蒙是印刷时代的产物，它预设了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人，并需要“精英的前者”对“愚昧的后者”进行启蒙。然而，今天是一个互动分享的时代，启蒙这种“高高在上”的概念，早该被时代淘汰了。犬儒主义者们早已不再考虑人们需不需要启蒙，而是将思考的重点转向了如何在当下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对很多问题洞若观火，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在利益面前，他们甘愿戴上自己参与制作的假面，顺从地配合着表演。然而，在徐贲看来，这3类人恰恰都需要启蒙。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他通过重申启蒙的意义，理清了关于启蒙的种种误解。民族主义者们需要摆脱“教科书式”的刻板印象，正视启蒙带来的正面价值。启蒙带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并不是专属西方的，而是全人类的。如果否定启蒙，便同样否定了他最积极的部分。比如，启蒙反对的，正是当下依然盘踞在一些人心深处的“奴性、官贵民贱、不需诚实、不需讲规则、权力可以不说理”等国民性现象。假如对启蒙“一刀切”，好比一夜回到“解放前”，结果不言自明。对大众而言，需要纠正的更是启蒙的意义。启蒙并非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压服，它试图教给人的，正是不要盲信权力。启蒙的目的，是让人们活在一个更明白、更讲理、更道德、更有自由意识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才能让分享真正变成思辨，而不是征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启蒙者，不是高高在上的传道者，而只是文明之海上，渡人或自渡的摆渡人。犬儒主义者更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启蒙。当然，他们需要启蒙的不是智识，而是智慧。他们需要重新认识启蒙的价值，寻回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神性，改变自身“意识形态的保镖”、“真理传道人”的身份定位；超越“以虚伪应对伪善、以假装对付谎言、以假面迎合伪装”的姿态，践行一种“通往尊严的生活”。在《与时俱进的启蒙》中，徐贲还通过美、法、德、英四国的传统，揭示了曾经的启蒙对今日中国的影响，更以此作为思辨的前提，申引到当下需要何种启蒙，以及到底应该如何启蒙。康德说：“启蒙无需他物，只要自由，而且是所有可称为‘自由’者中最纯真的那一种。人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不仅是让更多国人摆脱愚昧的目标，更是与时俱进的启蒙首先回归的原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有一次情绪低落，对休谟抱怨时代离理性太远，启蒙就像对聋子讲智慧。然而，即便到了21世纪，我们依然生活在狄德罗的“失落中”。当下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比曾经更好：与经济繁荣同步的，是价值的堕落；与互联网一同兴盛的，是对现实的虚无主义；与民族主义、反智主义共同回归的，更是奴役、强制等禁锢人性的反启蒙思想。尤其是在许多新时代的国人心中，依然存在各种形态的愚昧和奴性：偏执型脑残、识字的弱智、上过学的愚昧、有知识的愚蠢.......看上去，21世纪并没有终结于普适价值，反而让它们在新时代岌岌可危，摇摇欲坠。在时代洪流中，要么被时代裹挟，成为时代的“分母”，要么洞悉时代的本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本文是先知书店编辑反复阅读多次提到的《与时俱进的启蒙》、《人文的互联网》等作品时，对21时代人们困境的思考和认识。因而，我们也将这两本书推荐给对本文话题感兴趣的朋友。除了“技术失控”和“思想降维”，这套书还回应了很多现代人生活中的息息相关的难点和痛点：1、善和恶、宰制与解放、文明与反文明——一切与互联网、数码技术、人工智能有关的问题都是关于人自己的问题。《人文的互联网》同时解答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应该如何求知，书写、阅读、求真等话题。比如，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会出现这么多并非“文盲”效应的愚昧？如何避免网络时代的阅读毒害？互联网时代如何找寻真相？如何避免滥用网络自由？2、人类文明是在历史发展中好不容易形成的、应该前进而不应倒退。《与时俱进的启蒙》中，徐贲不仅分析了启蒙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命运，更强调了对当下国人而言，启蒙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阅读、印刷等启蒙行为对社会变革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为一名与时俱进的学者，徐贲老师有着60年代的风骨，80年代的学理和底蕴，更永远在回应了新时代问题。他不仅对西方文明如数家珍，以流利的英文为国外学生授课，更擅长借西方理论应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得出令人警醒的诊断。在徐贲老师看来，当下的问题不是“技术的”或“互联网的”，而是人们如何摆脱时代带给人的技术奴役和思想禁锢。而解决方案亦非简简单单掌控技术、提升智识，而需要从本质上进行思想去魅、摆脱技术束缚。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徐贲这套“智能时代的反思与启蒙”系列。从《人文的互联网》、《与时俱进的启蒙》中，通过对时代和自我的双重反思，有意识地摆脱技术、愚昧加于自己的束缚，拥抱自由与文明。其中，《人文与互联网》为全网独家，感兴趣的书友，欢迎一键收藏。另外，还可在规格中选购“徐贲作品集”，从智能时代的求知与阅读、说理与思考、反思与启蒙3大维度，全方位提升自己、洞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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