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国民党搞游击战为何不行？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

在开始为各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中，除了特别提到八路军应派便衣队前往敌占区去袭击敌后方以外，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过于迅速，也还是有一些打国民党旗号的武装留在了敌后。

如河北省保安队即留在了冀南，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所部则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将近30个师实际上都转入到山区活动，从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还专门划出了七个游击区。

山东则有以孙桐萱为司令的第三军团留在鲁西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留在鲁南，有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等组织的抗日武装留在了鲁西北，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留在了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鲁中地区。

另外，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等，也都留在了江苏敌后。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总共约有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中共这时在敌后的武装数量。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

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

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

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一力量于敌后方”的策略，为此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

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了大批部队深人敌后来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

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

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

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

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

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4个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

1940年春开始发动枣宜战役时，第五战区亦明令各游击部队参加作战，在具体作战部署上将各游击部队与正面作战的部队一并调遣指挥。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

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

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

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二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

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

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

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

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于敌后作战的客观情势，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导致所受压力巨大，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

如第三十九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新编第一师师长于怀安，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旅旅长兼鲁南游击指挥部总司令荣子恒、鲁苏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

国民党的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自身纪律松弛、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锢疾。

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不免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

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效果。

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之际，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重要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

这位山西的老乡是这样说的:

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八路军,村长也爱八路军，小孩子们看到八路来了，抢得去遛马。今天老百姓看到军队来了，问“什么军队?”“八路军”。大家都抢着去听差。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

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

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

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为争夺山西新军的控制权与晋军大打出手，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

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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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一文，该文收于方德万等编《为中国而战》（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一书，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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