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解剖“国民性”也是在解剖着整个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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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1920.3.7-2008.4.29）
102年前的今天，中国台湾作家柏杨出生了。柏杨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是《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更是解剖中国社会“国民性”的代表人物。
提到国民性，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意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思想和行为上的特征——往往被称为“国民性”，“国民性”既来自旧文化的沉淀，也源于新观念之有无。
也许鲁迅、柏杨等学者所提出的 “国民性”，并不是一个有科学内涵的词，但正如柏杨所说：“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许多学者对国民性的反思、批判也正是如此——责备自己应该往深处责备，才能揭示劣根，剪除劣根。因为若将滋养着“国民性”的树根揪出来，不断追问下去，是一件极为惊悚的事情，比如以下种种我们常见，却很少“刨根问底”的问题：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人，只有“关系”中的人？
官员、百姓、商人和读书人，究竟如何参与社会，阶层变动的逻辑又是什么？
封建皇权专制如何扭曲整个社会上至统治者、下至“奴隶”的心理？
为什么人们对内麻木，对外排外，成了一个未断奶的民族？
为什么基层政治总成为“刁民与恶政的双重互动”？
“单位”为什么不仅是一个工作场所，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为什么中国人对宗教充满“功利性”的特点？
国民性格的缺点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制度、意识、习惯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文化构造通过环境的示范效应和一代代的传承，就变成了不自觉的心理。这和《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被体制化”异曲同工。
因此，通过文化构造来分析中国社会，才是理解、厘清以往很多认知误区的关键。解剖国民性，其实也是在解剖着整个中国社会。这也是每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关怀、有问题意识的读者，阅读与思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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