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虽然乌克兰很多城市和地区已经被轰炸得满目疮痍，俄罗斯也损失惨重，但是仍然看不到战争停止的迹象。乌克兰为何屡屡遭受俄罗斯侵蚀？俄罗斯为何格外贪恋乌克兰这片土地？夹在东西方之间的这座“欧洲之门”又为何总是沦为“火药桶”？其实，乌克兰的尴尬地位由来已久，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乌克兰的幸运在于此，乌克兰的灾难也在于此。读懂了乌克兰2000年的历史，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切。对普京及其支持者而言，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民族的概念很可能是令人生疑的。至少俄罗斯的新沙皇用“历史的正义”来表述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而重新并入俄罗斯的历史事件。也许他们会相信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1654年哥萨克人领袖赫梅尔尼茨基向沙皇陛下宣誓效忠。而在此之前，乌克兰则几乎没有赢得过多少独立的时光。长达三百年的时光足以制造民族构建上的既成事实：毕竟巴黎消灭布列塔尼等法国各个地区的方言只用了两代人的时间。▲1783年，沙俄吞并克里米亚；1954年，克里米亚被苏联划为同为苏联加盟国的乌克兰；1991年乌克兰独立，克里米亚作为乌克兰的一部分脱离俄罗斯；2014年3月，在普京的操作下，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人不可能接受这种判断。他们相信自己和另一个作为民族独立典范的波兰一样有着在他们自己看来堪称光荣的历史，从中世纪以后的漫长时光中争取独立的地位。他们的民族运动不比欧洲历史上任何的民族主义运动更晚，他们共享了19世纪自由民族主义抗争时期的浪漫历程。西方国家往往更加亲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无论这是出于对俄罗斯或者苏联的恐惧，还是因为自由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发源于西欧。然而大俄罗斯主义者们的观点在常识的意义上并非完全站不住脚，这就成为了乌克兰民族和乌克兰国家独立中最吊诡的一点。当下的乌克兰被民族主义热情所席卷，直到因为对政治腐败的不满而登场的明星候选人亚历山大·泽伦斯基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在过去的五年中持有强硬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兵们在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和东部武装以及新沙皇热情的支持者们作战。基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活跃，以至于西欧已不乏担忧持有反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观点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这一切都掩盖了一个事实：第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至今也不到30年的历史。在那之前，只有几次失败的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尝试。乌克兰常常成为一个在欧洲版图中被遗忘的存在。常见的，称呼乌克兰为“二毛”的戏称折射出了这样一种民间认知：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已。这不仅是出于遥远的、文化不同东方国家里不谙历史的网民的无知，也同样折射出许多泛斯拉夫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民族认知：乌克兰人应该是小罗斯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错位奇妙地显现乌克兰历史中最尴尬的成分：关于民族认同、身份构建和历史变迁的印记和随之而来的分歧、战争、苦难与困境，从来没有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而烟消云散。美国历史学者浦洛基的新著《欧洲之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决定从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原乌克兰的历史。否则任何一个看到如今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人，都难以理解这个国家的认同、版图和政治如何以今日的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销量最大但却难以称得上最具有学术色彩的著作《文明冲突》中就简单地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文明分界线，西方拉丁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俄罗斯文明的分界线。亨廷顿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内部存在这样一种断裂，恐怕也很难想象被认为是文明断裂带的乌克兰人在百年以前被分割在两个不同帝国的时候就互相庇护，其民族主义也相互渗透彼此影响。2014年乌克兰的冲突被亨廷顿的追随者视为其预言的实现，只要文明冲突论者忽视掉1991年压倒性多数的乌克兰和在乌俄罗斯人支持独立，2010年仅有1/3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201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却和俄罗斯成为仇敌这样不断流动的认同及其折射出的复杂事实。浦洛基将这本有关乌克兰历史的著作称为《欧洲之门》，他自己强调这并非是仅仅出于宣传上的噱头，而是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就常常被视为欧洲的东部大门。但浦洛基采用这个题目却并非是流入欧洲中心主义的俗套，恰恰相反，门正意味着双向的通行。在笔者看来，浦洛基所关注的乌克兰，与其说是在把守东欧的大门，不如说是为流动的民族、文化、身份、历史提供通道的大门。这扇大门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乌克兰，更是一个变化的欧洲。在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半个欧洲的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地缘上的，更是经济、文化、认同和族裔的。将乌克兰当做欧洲的边缘加以处理便看不到门的两边互相透射的丰富光影，而只能将关上的大门视作是保留在现代早已不存在的单一身份认同的最后堡垒。在浦洛基推崇的、布罗代尔式的“长时间段”视角下，乌克兰历史的丰富性得到了彻底的展现。这扇大门首先可以颠倒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边缘视角。当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毁灭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仍巍然屹立，而克里米亚北方的草原上则是流动的部落，把守着在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商路。和一般的历史想像不同，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黑暗时代”中，也许东地中海才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中心”。拜占庭帝国东方的文明和政权同样璀璨强大，这使得如今的乌克兰地区反而更像是与中心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维京人君王接受了洗礼，从而被融入进东部教会的影响之下。这里不再是希罗多德那一批希腊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世界边缘，这里现在是北方的拜占庭。从此之后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认同给这片土地和整个欧洲之间施加了另一条纽带。然而蒙古人的西征，让一系列历史因素又一次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如果说蒙古西征给西欧带来了新的技术，冲击了西欧原有的社会结构，那么东欧则不啻面临着一次剧变。这些压力撕扯着这片土地，讽刺性地将乌克兰带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乌克先是被波兰，后是被俄罗斯所掌握。▲蒙古西征摧毁了基辅罗斯，也让这片土地从文化上走向撕裂这两个国家都用尽办法试图将这片土地整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中。此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而是宗教矛盾、地缘政治、不同显贵利益集团的分歧以及各国国内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整合的路径和困难。波兰首先需要面对和立陶宛人贵族之间的妥协，其次是国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关系问题，之后又是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纷。而波兰国内政治的模式显然影响了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所出现的豪门和显贵的治理方式。当俄罗斯人来到这片土地上之后情况是类似的：显现出的并不是近代民族主义叙事中会出现的基辅罗斯的北方分支来光复基辅罗斯曾经的土地，而是出于和波兰人以及随后的土耳其人的对抗而采取的种种政治性策略；是封建的或部落的领主们之间的关系和契约以及相关的治理技术，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争端，或者同个民族之间的合并。这里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分别发生在17和18世纪。17世纪中哥萨克人领袖赫梅尔尼茨基在漫长的摇摆后最终决定臣服于新生的俄罗斯，俄罗斯以此为历史依据论证自己对乌克兰地区的吞并。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梅尔尼茨基对这一臣服的理解是一种“互相承担义务的契约关系”，而俄罗斯沙皇则将其理解为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而18世纪哥萨克人最后的独立地位的丧失来自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这一改革则发端于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理性精神和对开明专制的推崇。伏尔泰热情地讴歌这位女王，而正是这位女王取消了哥萨克仅存的半独立地位。在这里，建立理性的专制帝国的努力和愿望塑造了这段历史，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在其后一百年的体制，也为乌克兰带来了更普遍的农奴制。如果将历史剥离为片段，我们很难看到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王、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所做的行政改革有什么区别。欧洲的普遍景色又一次透过大门在这里被折射。但在这扇大门中所折射的，属于乌克兰也属于全欧洲的最重大也最有趣的问题，无疑是浦洛基关注的另一条主线，那就是族群问题。浦洛基不会以民族主义为视角编纂历史，但也不会忽视这个在乌克兰土地上最重要的话题。流动的人口和复杂的历史制造了空前多样化的人口，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这片土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享有超过四种宗教的认同，对俄罗斯和对乌克兰自身有不少于三种观点。考虑到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这个观点数还得乘以二。民族认同是如何被形成和发明的，浦洛基只给出了线索，却没有给出一个详尽的解答。详尽的解答也不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做的事情。从《想象的共同体》到《从投票到暴力》，自然有民族主义研究学者给出他们的解释体系。笔者认为，根据《欧洲之门》中对近代乌克兰历史的描述，正如这本书名一样，族群问题只能是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个钥匙。如果仅仅用民族视角来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丢失许多洞见。《欧洲之门》中记载的历史变迁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哪些历史事实都在乌克兰民族的构建，和更激进一些的意义上的“发明”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看到了经济因素，看到了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国际潮流；看到了因为文艺的兴盛而在语言和文化上带来的独立迹象，看到了采用不同策略的所谓普世帝国为了安抚这种情绪所采用的政策。相比于单一的民族叙事，在这扇欧洲之门中，流动的认同更能在浦洛基“长时段写作”的篇幅中得到体现。这不是一个边缘地带的特例，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彩斑斓的欧洲。浦洛基开启的大门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这扇门在更在时间上将历史和现实串联在一起。历史永远无法被忘记，她的印记深深刻在每一个国家中。乌克兰多彩的历史也制造着现实的撕裂，这种撕裂因为对历史的简单解读而扩大。马泽帕时期哥萨克人就摇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独立的乌克兰建构在很长时间内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博弈，这就给乌克兰民族主义染上了不同的色彩。从一战结束后不同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布尔什维克复杂的关系，到二战时部分民族主义者无奈之下和纳粹合作的污点。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认同，到他们多少因为对苏联的失望而选择独立。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乌克兰，其矛盾却在乌克兰得到最鲜明的体现。在两千四百年后，世界的边缘变成了后冷战时期世界的中心。对于乌克兰人而言，浦洛基的著作也许能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认同和的历史。而对于我们来说，从浦洛基为我们打开的这扇大门中，看到的不仅是五彩斑斓的大门，也还有门后那个多彩的欧洲。
有人说这场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的冲突，也有人说是种族的冲突，但在《欧洲之门》的作者浦洛基看来，乌克兰内部冲突的种子，从乌克兰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早已注定了。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自由与专制、……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如今仍在牵动世界的动荡种种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这么差？
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俄乌冲突的根源又是什么？
乌克兰为什么花费了近千年直到苏联解体才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乌克兰饥荒与“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压倒乌克兰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
尽管乌克兰是整个世界地缘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中文世界关于这一题材的书，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缺乏深度与洞察。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本《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本书的作者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基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当事人，他把切身感受融入到这本《欧洲之门》中，以同情的理解述说千年来乌克兰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为理解东方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补足了拼图上缺失的一块。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2019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原标题：西欧身后的倒影：乌克兰的民族建构与认同，作者：王子琛。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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