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者不能急于自售
钱穆（1895-1990）
学者不能急于自售
为时代风气卷去
01
我与钱穆先生
有一次，在陈述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穆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那时之前，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之后，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
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
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
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
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
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02
历史动荡中的文人
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
《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
“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
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有捍卫华夏文化的担当。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社会变局的反应，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以及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
想不到，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
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
“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国家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
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中国现代化转折对文化人的打击。钱先生说，那场动荡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
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
“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慢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一九五一年出版《庄子纂笺》。后来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03
失望并不绝望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港中大前身），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著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解。
1970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著述，颐养天年。
台北素书楼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6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两个月后逝世。
当年的继任者，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来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
十二年后，2002年3月，台北市长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
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
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
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
“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
余英时说：
“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绮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
“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
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沛聚散的感叹：
“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虞。”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04
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
“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
署名“丙辰重九钱穆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
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等协助校阅。
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更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
“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柠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丢失的尊严。
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
“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对待中国历史文化，有的史学家过于“热情”，将其捧上九霄；有的史学家过于“冷情”，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而钱穆先生不同，他认为对待中国文化要有必要之“温情”，批判之余，不是彻底的否定。尽管钱穆很清楚传统政治的流弊使中国在近代衰落，但在寻找病源的同时，更要找到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一股气，叫“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最初以一位中学教师的身份站上了北大讲台，凭借考据学，震撼学界，却以通史建树，名满天下。最后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杨联升评价他“并世无人能出其右”，余英时称他的老师“近世罕见其匹”，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余英时：钱穆先生走出了一条“以通驭专”的道路。读钱穆先生的著作，即使在讨论某个问题，也会有一种左右逢源、视野宏大的感觉。
梁文道：真正能够叫做国学大师的人，在现代恐怕不是那么多，因为他需要具备雄厚的四部之学的底子，并能将其统统打通，同时，又必须不失一种现代的训练和眼光。无疑，钱穆被公认为最顶尖的国学大师之一。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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