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为什么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

“一个社会要想好，必须让没理的，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否则，道理就没了。”

为什么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

文：张鸣

一次出门打车，开车的是个老司机，车上路，凡事忍让，很多车明明白白地欺负他，别车抢道，他还是让。我实在忍不住，问他，明明你有理，干嘛总让着人家，就是撞了，也是对方负全责。

没想到司机师傅回答我，唉，你不懂，这年头，就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

想想也对，这年头，就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道上跑车如此，别的事也有类似的。做生意，货款收不回来的，注定要让着欠钱赖账的；办公事，明明政策允许，但必 须求人家，贴人情，否则，人家就是不办，有理什么用都不顶；人际交往，邻里纠纷，也往往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谁胳膊粗力气大嗓门高，谁被让着；当然，夫妻 吵架更是如此，有理的不让着没理的，架就吵得没完没了，还没准会战争升级。

这种现象，按老道理说，好像没什么不对头，俗话说，和为贵，忍为高，让一步海阔天空。打小，老辈就这么教导来着。

但仔细一琢磨，好像不对。怎么这话光对讲 理的和有理的人说，那些不讲理的，为什么不能听一句哪？不听，不仅不受罚，而且受益？

夫妻吵架，有理的让着没理的，那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别人管不 着。但是其他的事，如果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那么早晚是个病。大家都是人，凭什么单让讲理和有理的人吃亏？

占了便宜的，趾高气扬；吃了亏的，没有唾面自干的修养，未免感到委屈。每个都比窦娥还冤到不至于，但类似的事多了，叠加的效果，也很可怕。窦娥冤，七月飞雪，这种委屈的恶果，很可能比七月飞雪还吓 人。

后果一，社会秩序紊乱。这个社会，做坏事不受惩罚，反而得到奖励——被人让着。明白无误地暗示，鼓励大家做坏事，人与人相处，恶字当先，能不讲理，先不讲 理，能横，先横。结果不但没有达到息事宁人的效果，反而使得整个社会纷争更多，恶人只有碰上更大的恶人，才能收敛。而这次收敛，往往意味着下次更大的冲 突，不知什么时候是个头。

后果二，社会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坏人得志，则好人或者说讲道理的人吃亏，于是大家不乐意做好人，好人自然就少，不仅好人少，而且道理也被束之高阁，久而久之，道理也就不是道理了，社会也就没了改善的希望。

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常的评判机制缺失，用句俗话说，就是缺乏主持公道的，或者说，没有讲理的地方。

虽然说，我们有派出所，有法院，有街道办事处，有居委会大妈，还有单位领导，但是，真的碰到事了，能调解纠纷、主持公道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就是找到人调 解，也往往没有是非可言，多半要有理的一方做出让步。因为有理的，往往是讲理的，跟不讲理的人，谁也讲不清，而且处罚不了，当然只好去委屈讲理的。

人们当然可以打官司，但是打官司的成本奇高不说，而且就算打赢了官司，也讨不回公道。更多的时候，欠账是根本收不回来的，损失也得不到补偿。

任何一个社会，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主持公道的人或者机构。传统社会是乡绅、社会精英和长老，现代社会是公共舆论和司法机构。每日每时发生的各种纠纷，都需 要有人处理，处理得好、及时，社会权威就有威信，社会赖以维系的道理，就深入人心，社会秩序就良好；反之，则权威失信，道理沦丧，秩序混乱。

我们现在的社会，看起来承担这一职责的人和机构很多，旧的没去，新的又添，新旧杂陈，但顶用的却不多，道理虽然都在说，但言者惇惇，听者藐藐，当然，秩序就不好。到这个时候，社会就变成了丛林，弱肉强食，黑道就会出来维持“秩序”，当然，这个秩序，是畸形的秩序。

一个社会要想好，必须让没理的，付出代价，而不是相反。否则，道理就没了。

张鸣老师的书现在很难出版，他自己也说：“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次，他索性写起了小说。小说不但故事性更强，人物风格更加饱满，读起来也更加生动有趣，不知不觉就把读者带入了历史之中。读之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沧桑岁月，读书快乐之余，亦见历史之真。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张鸣最新小说《袍哥旧事》签名版，以及王笛作品《袍哥》。

读这两部作品，既能关注宏大叙事，又能了解微观历史。在任何历史时期，普通人都是绝大多数，大历史很重要，但它不是历史的全部。这套数更多讲述底层小人物的历史故事，让我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加完整。

易中天：“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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