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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特别令人怀想
最近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当编辑，他写这本书，是因感觉到自己，以及周围年轻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主要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于是，就想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的老师、学生，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求学、教书、治学，怎么工作，怎么为人、处世；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理想，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范；对我们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么启示——我想，这些问题，也是诸位想过，并且感兴趣的。
而“我”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和“民国那些人”相会，这本身就有一个时空的交错，是很有意思的。
“民国那些人”是上一世纪初，即“1900年后”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后”一代人；而诸位则大多数是“1980年后”一代人。这三代人相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这是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2.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对当代大学生，也即所谓“80后一代人”的看法。我总是强调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自己解决。
但也总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作为一个年长者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
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我读过一位大学生的自述：“岁月让我们变得对一切麻木，变得对一切冷漠，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失去了许多作为人的最纯洁的感动。”“我现在对自己的将来却毫无所知，而且不愿意去知道。就这样，让我们年轻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时的平庸里，整天就这样飘来飘去，没有方向，漫无目标——”或许这里说得有些夸张，但没有信仰，没有目标，什么都不在意，都无所谓，这确实是个大问题，生活中没有了依赖，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梁也就挺不起来了。
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如何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问题。或许我们正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我们的前辈，和他们进行心的交流。
3. “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
且莫把这些都看成逸闻趣事仅作谈资——我知道，做学生的，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晚上熄灯以后，躺在床上，回味、谈论某位教授的逸闻趣事。我们当年做学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深信诸位现在也是如此，这也是学生的“传统”。但我们又不能仅止于此，还要想一想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说：“在他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他并不一定清楚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生活里边”有没有“比其他东西都重要的东西”，有没有“不夺”之“志”，这是一个关键、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着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托”，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就总要有所“在意”，有所“守护”；没有，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要“守护”什么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曾昭抡这样的学者，学术就是他的“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不可夺”之“志”。他对化学学科，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生命的承担，因此他愿意为之拼命、献身。
前面说到的他的那些逸闻趣事，正是这样的拼命、献身，以至达到忘我境地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学术、学科，对于他，就不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谋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托、依靠，是安身立命的东西。这就是这一代学者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现在的学者”根本不同之处。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也是讲这一代学者、知识分子，题目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也就是说，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担的。我还谈到这样的承担，是有三个层面的：对国家、民族、人类，对历史、时代、社会、人民的承担；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学术的承担。
我读这本《民国那些人》，感触最深的，也就是这“三承担”——让我们一一道来。
4. “铁肩担道义”：对社会、历史、民族的承担
这也是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一个选择、认定：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自命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谓“铁肩担道义”。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宋史泰斗”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后死者”——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
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更是“后死者”与“先行者”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托付”，后死者对先行者有“责任”和“承担”，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接着往下讲，往下做”的历史使命。
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仅要“讲鲁迅”，而且要“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特别显得重要。
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样对启功先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
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生死护中华”，说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精神坚守”的历史责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的“精神堡垒、圣地”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
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人以温暖。”
“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了。”因为“经不起各种难，我们心中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
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对自我生命的承担
第一堂课，是西南联大的刘文典教授开设的《文选》课。刘老先生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有一天，他讲了半小时课，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七点半继续上课。
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同学们不妨想象一下：校园草地上，学生们围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里的魏晋人物：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绝妙的课是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的考试课：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态。因此，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这样的课堂里，充满了活的生命气息，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生命相互交流、沟通、撞击，最后达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与升华。这样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后，是一种生命承担意识。
而将这样的意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是我亲自聆听的林庚先生的“最后一课”。当时我刚留校当助教，系主任严家炎老师要我协助组织退休的老教授给全系同学开讲座。
林先生然同意，并作了认真的准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琢磨，讲课的题目都换了好几次。最后那天上课了，先生穿着整洁而大方，一站在那里，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后，他缓缓地朗声说道：“什么是诗？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
顿时，全场肃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征博引，任意发挥，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还意犹未尽，学生们也听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记了时间但我扶着先生回到家里，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着生命的全力上完这最后一课的，这真是“天鹅的绝唱”。
我们现在再来仔细体会林庚先生的这段话，这是他一生做人、治学、写诗经验的凝结，是道出了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科学、教育、学习，以至人生的秘密与真谛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好奇”和“发现”：首先要保持婴儿那样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阅读、思考，去上你已经上了无数次的课，去写已经成为你职业任务的文章，你就会不断产生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而且你果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创造。这样，你就会有古人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觉，也就是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进入生命的新生状态。
长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颗“赤子之心”。你们看，我们前面说到的老人，无论是曾昭抡，还是刘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国那些人”，哪一个不是终生都完整地保持着生命的“赤子”状态？我曾经说过：北大“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大学者“大”在哪里？就“大”在他们始终保有赤子般的纯真、无邪，对世界、社会、学术永远有好奇心与新鲜感，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这是能够给我们以启示的：那一代人，无论做学问、讲课、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进去的，学问、工作，都不是外在于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
这样，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从中体会、体验到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和欢乐。本书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注：指后来成为巴金夫人的萧珊）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诚如作者所说，“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许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还可以补充一句：不是职业式的技术操作，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
本书特地提到了费孝通先生对他的老师潘光旦的评价：“我们这一代很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话颇值得琢磨：“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评价、地位，那其实都是虚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对不对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断创造与更新，从而获得真价值、真意义。
我们一再说，对自我生命要有承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的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民国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欢乐。“自己对不起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6. “舍我其谁”：对学术的承担
又是刘文典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教授与学生都四处躲避。
刘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连忙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先生往城外跑去，一边高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只见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转身怒斥：“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大概有演义的成分，但刘文典的“狂”却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来就是做学问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者就是为某个学科而生的，如曾昭抡为化学而生，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们眼里，学术就是自己的生命，学术之外无其他。哲学家金岳霖如是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罗念生，人们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自己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都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他儿子回忆说，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父亲凑近他，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轻声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腊，就足够了。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罗念生的一生浸泡其间，他的生命也获得这样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什么叫“学院派”？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什么叫“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为学术而学术”！没有生命承担的学术，谈不上真正的学术！
对这样的把握了学术真谛的学者，学术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学术状态中。
这里又有一个“建筑史上应该记录的有趣的饭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
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原来他发现，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这在餐厅建筑设计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而他总是随身带着量尺与小本子，以便随时记录的。
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著名记者邵飘萍也有这样的经验：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角色中。闲谈中，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新闻脑”始终紧张活动；一旦提笔行文，则又“状若木鸡，静穆如处子”，倾注整个身心。
这时时刻刻“倾注整个身心”，其实就是一种对学术、对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极点，就有了一股呆劲、傻气。人们通常把这样的学者称为“书呆子”，在我看来，在善意的调侃中，是怀有一种敬意的：没有这样的“书呆子”气，是不可能进入学术，升堂入室的。
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7.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
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
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兵而已。”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
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
“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
8. “还是文人最自由”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
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
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萎琐了。
9.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
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形秽，因为就人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10.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大学精神，所要倾听的知识分子的真声音。
追随这样的精神，倾听这样的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
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应该继承这样的大学精神、知识分子精神，发扬光大，使自己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大学生：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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