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汉疫情以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在各种封控措施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张力中摇摆不定。封城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同时也在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执政能力以及社会运行机制。但是，很少有人能注意道，城市严密管控的逻辑其实在历史上早已有其身影，这一强有力管控措施的思维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
管控思维尽管是当下疫情反复的结果，但它背后却体现着中国由来已久的秦制传统，秦制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
关于这种制度的利弊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周秦之争，或称封建与郡县之争等。
历朝历代或者出于不同的目的，抑或迫于不同的时势，实施过不同形式的周制，但秦制则一直作为帝国政权的最主要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治理实践当中。
反对周制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最早由李斯提出，他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交战形式出发，论述了封建制度下，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攻伐，以至于“天下共苦”，所以应废封建而“求其宁息”。
而秦亡后，汉立，刘邦有恢复周制之心，张良得知，遂进谏云“故旧坟墓，与谁取天下乎？”张良其意也在反封建，而“谁与取天下”之言较之“暴秦”的“求天下宁息”之意，其中意味颇深长。
后世论秦制之优于周制，首推柳宗元。面对安史之乱和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局势，柳宗元内心无比忧虑，他从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入手，提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样振聋发聩的观点。
然而，周制的支持者自然也提出了相当的论述，用以反驳郡县制的支持者们。汉代的贾谊就认为，正是由于秦变革了封建制，进而扰乱了周代以来关于“位”的政制安排，天下才会“动”。
近代谭嗣同对秦制则极尽尖锐批评之意：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本质来看，周秦之争背后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但更为隐蔽的则是集体秩序与个人自由的权力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成为古代中国制度安排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在秦制之下，表面来看，中国王朝更迭不断，但实际上，这一制度结构却又异常稳固。正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描述的那样：世界史上其它诸帝国一旦灭隳则不复重兴，唯有帝制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其间虽历经数番朝代兴衰隆替，但一个相似的帝国政体却得以延运续祚、绵久不绝。
秦晖说，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周秦之变，其核心是一场由小共同体本位到大共同体本位的转变，是为了将人们对家族的忠诚转移到作为国家代表的君主之上，以君主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通过君主专制的方式加强集权。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愈演愈烈，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只有野蛮才能战胜文明。国家越来越少，杀人越来越多。只有效率最高、道德水准最低的国家能够幸存。因此，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含情脉脉”的东西，都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秦一举扫清六合，席卷天下的气势，宛若摧枯拉朽，是何等的不可一世。而秦转眼土崩瓦解，迅速败亡，宛若枯枝败叶被狂风席卷，又是何等的惨痛悲凉。中国历史亡秦不弃秦制，历朝历代其实都在效法秦政，因此，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效率极高，往往威服天下。而衰落之时又会造成空前的浩劫，据学者测算，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秦制的方式虽千变万化，宗旨只有一条：服服帖帖做大一统下的臣民。在秦制下，全社会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统治者的声音；只有一个旋律，这就是统治者的主旋律。问题一：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问题二：秦始皇死了，大秦被推翻了，大秦人民并没有获得幸福，但也要庆贺秦始皇死得好。正如两个问题一样，从古至今很少有人认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秦制——立足于天下一家的大一统和等级森严的家长制，才是导致两千多年苦难历史的最重要的原因。假使这样的观念没有革新，即使两千多年过去，秦帝国其实仍会活在我们心中。
人们对待周秦之变的争论，一定程度也是对待强国家传统的不同态度。在古代中国，对强国家传统的反思虽然一直存在，但却一直缺少能够真正突破它的新制度因素。到了近现代，现代政治制度的变革使得人们对强国家传统的反思变得更多、更深刻、也更有效。人们对强国家传统的警惕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但是，再深刻的变革与反思，也无法瞬间抹去数千年文明留下的印记。何况，关于强国家传统的对立两面，不仅仅只是古代需要面临的议题，也是当代中外社会均需警惕、面临的一个问题。为此，先知书店推荐赵鼎新教授的两部佳作：《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 秦朝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关注的是产生这一制度的土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周秦之际的大变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一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兴衰荣辱的制度，其实早在东周尽头，儒法帝国冉冉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 在《儒法国家》一书中，作者则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了一项全新的讨论：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些可以解释“中国如何以及为何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一统下发展出官僚制帝国”的因素。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宗教、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但是儒法体制却延存了两千多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韧性体制的存在，尽管中国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经济繁荣、技术先进，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在考察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时，赵鼎新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历史，即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在塑造历史动力方面的重要性。作者赵鼎新是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论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取得的学术地位，很少有比赵鼎新老师更高的。读这本书，不光是读历史，而且是在一种新的眼光下——用国家能力、历史语境、实用主义、效率战争、儒法国家等等有别于传统著作的全新视野重新审视这两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历史，从根源反思如何走出几千年的帝制文化。有人说，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洞察去回望历史，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视野和智识来关切现实，塑造未来。因此，推荐这两本视角独特，既能拓宽历史视野，又能获得现实洞察的书，温馨提醒：先知书店有幸获得少量老师的亲笔签名书，您可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一键购书，购书即赞赏。本文参考资料来源：明白知识er《历史是偶然的，西安是永恒的》 微信公众号：知鸦通识。编辑需要有节删。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