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从辛丑到辛亥 | 晚清最后十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从辛丑到辛亥
晚清最后十年
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

历史学家罗新认为,要掩埋重大历史事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缄默,一种是喧哗。他说:“比起记忆的历史,更重要的恰恰是遗忘的历史,它们是被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中国近代史上,从辛丑到辛亥,即从1901年到1911年这10年历史,就是一段在喧嚣中被轻视,甚至被遗弃的历史。
 
确实,相比于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战争,以及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从辛丑到辛亥这10年,除了“一场缺乏诚意的、失败的‘新政’”外,基本没有多少印象。
 
然而,当我们把这1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段来看,比如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当我们把评判历史的尺度,从结果的成败转向开创性的历史贡献,那么,这10年,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从辛丑到辛亥,是晚清70年历史中,最有诚意,也最有希望成功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承前启后的10年。
 
从辛丑到辛亥的10年,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历史缩影。

晚清最后10年:最大危机倒逼最有诚意改革 
 
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改革,都是危机倒逼的,危机的程度越大,改革的力度也就越大。
 
1900年,庚子国变以及随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让晚清几十年的历史积弊“零存整取”,丧权辱国的结局,将当政者的自私、无能暴露无遗,其威严与信用破产殆尽,慈禧太后非常清楚,大清帝国已到最后关头,已经容不得她有半点迟疑。
 
1901年的1月29日,慈禧在回銮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布《变法诏书》,轰轰烈烈的改革开始了:
 
●经济改革:1903年,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并颁布了《公司律》等一系列完整的商法体系,这意味着,在法律意义上,中国沿袭千年的官商经济寿终正寝。
 
如此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认为:“晚清改革之后的中国,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
 
●社会改革:1902年,慈禧下诏废除女性缠足等封建礼教,允许女性接受教育。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就是“废除科举”。大量年轻人,放下四书五经,走出“八股”梦魇,前往海外留学,其中不乏鲁迅、陈独秀等后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风云人物。

清末新政时期创办的北洋新军
 
●政治改革:庚子国变后,洋务派和维新派终于达成了共识——君主立宪是大势所趋,他们迅速合流为立宪派,在他们的推动下,慈溪太后开始触及改革最核心的问题——约束、限制权力的政治变革。
 
此外,还有司法、警察、军队等种种变革举措,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诸多框架,都是在几年内建立起来的。
 
历史学家雷颐在其新作《帝国的覆没》一书中认为,甲午战败、庚子国变的惨痛教训,让清廷高层认识到“中体西用”已经彻底失败,尽管上述种种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动摇国本,但是为了延长国祚,依旧在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些实质性的变革,其诚意可见一斑。(《帝国的覆没》P184)

生死时速:两大变量调转巨轮航向
 
历史演进的轨迹,是无数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刻出现的变量,会出乎意料地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
 
晚清最后十年,第一个改变历史轨迹的变量,就是1905年结束的日俄战争。
 
这场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大战,以日本的获胜而告终。经此一役,这个曾经的东亚蕞尔小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战胜人口、国土面积均数10倍于自己的两个大国,不可一世地崛起为亚洲最强的现代国家。


很快,中国从上到下的民族情绪被这一事件激发起来。朝野上下对日俄战争成败得失的分析全部指向了一点:
 
日俄战争,不是两国军事的竞争,而是政治竞争;不是两国国力之战,而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专制国家必败于立宪国,因此,晚清必须立宪。
 
在《帝国的覆没》一书中,雷颐老师分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当时,主张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党人都认为,一旦立宪成功,革命则再无希望,于是派人暗杀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做最后一搏。暗杀事件,不仅没有阻止清廷的决心,反而让其立宪的决心更坚定。

日俄战争

以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界,之前的改革,立宪不是最核心的问题;之后的改革,立宪成了最紧迫的“牛鼻子”问题。
 
日俄战争这一变量,彻底改变了清末新政的节奏:面对汹汹民意,清廷被迫出台了一份文件,即《钦定宪法大纲》,并附着一份清单,从议会如何选举,选民如何产生,法律如何转型,到皇室地位如何确定,国会如何召开会议等等,事无巨细,全部公之于众。
 
同时,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所有的一切直接对标“立宪模范生”日本。最后,9年缩短为5年。
 
然而,日本的历史、体量、专制与集权程度以及对文化与国民性的侵蚀,与中国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按照日本的改革速度,去设计中国的转型节奏,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排异反应。
 
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从“语境”差异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进行了深刻剖析。
 
大清皇帝相较于日本天皇的处境要糟糕得多,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很大的单一性,其君主政体一姓相传,千年未变。而大清帝国则不同,少数民族的满清,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绝大人数的汉族,必须坚持“以满治汉”的方针,但立宪却要求消除民族界限,这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满族统治者的合法性,这种与国情矛盾的改革,无法摆脱立宪与君主专制、汉族与满族的矛盾缠绕。(《1840年以来的中国》P194—P195)
 
于是,清末立宪必然陷入“越改革越激化矛盾,矛盾越激化改革越激进”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第一个变量日俄战争,让晚清立宪走向激进,那么,第二个变量,光绪、慈禧两人相隔不到一天相继去世,则让早已走向激进的改革猝死。
 
1908年11月14日,被幽禁10年,年仅38岁的光绪暴崩。第二天,晚清改革的掌舵者,有47年政治经验的慈禧太后病逝。
 
暂且抛开对光绪、慈禧的道德与功过评判,只讨论历史的基本逻辑:一套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制度要转型,一个超大规模帝国要改变航向,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少不了一位有远见,且政治经验丰富的掌舵者。慈禧的去世,让本就激进的改革直接失控,直到辛亥年猝死。
 
慈禧选中的接班人,是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摄政王载沣给人的最大印象,是一手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顽固派。然而,就历史进程而言,顽固与保守不应是评价载沣的标准,缺乏政治经验,缺乏政治决断力才是。

摄政王载沣

载沣下的第一招臭棋,就是撤换袁世凯。
 
在高层权力结构的调整中,载沣只看到了袁世凯对皇权的威胁,没有看到袁世凯是调和满汉矛盾的唯一人选,也没有看到袁世凯是唯一能掌控当时复杂局面,保持政治稳定的唯一人选。这一招臭棋,无形中将整个满清皇室推到了改革的对立面,反倒加剧了满汉矛盾。
 
载沣政治经验的不足,还反应在设立、应对谘议局一事上。
 
谘议局,于1909年由载沣下诏设立,它是帝制时代从未有过的政治机构,谘议局议员,非官非民,唯一的权力,就是隔空向朝廷做各种政治表达。不久,十九个省谘议局先后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缩短立宪周期的请愿,最终朝廷被迫妥协。
 
然而,载沣的妥协,换来的并非政局的稳定,各地的立宪急先锋们,猛踩油门,大清帝国即将迎来车毁人亡的生死时速。

皇族内阁

1910年,谘议局再次逼迫朝廷,要求辛亥年立宪。1911年5月,在各方的催促、围攻,甚至是逼迫下,载沣慌慌张张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这就是清末立宪史上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它被认为是引爆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不过,雷颐老师却在《帝国的覆没》中认为,时隔百年,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这张皇族内阁的名单,不难发现,其中虽然有大部分是皇族,是满人,但都是清一色的,做实事的改革派,没有一个保守派和顽固派。衡量任何一场改革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愿不愿意改革,而不应是其出身和血统。


到底谁葬送了清末改革?雷颐老师用充满遗憾的笔调写道,“彻底葬送改革的,恰恰是激进改革派本身,缺乏政治经验的载沣与立宪派的‘革命化’是清末立宪失败的最大诱因。”(雷颐,《帝国的覆没》P226页)
 
从辛丑到辛亥,晚清最后10年的历史遗产 
 
对同样一段历史的认知与定位,视角不同,答案也不同。
 
如果仅从王朝覆没的角度看,从辛丑到辛亥,最多是掌舵者有心改革,无力回天的一曲挽歌;但如果不先预设立场,跳出阶级革命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单从一艘东方巨轮,告别帝制,缓慢掉头,驶向现代化的角度看,晚清最后十年,则是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存在。
 
◎终结了长达六十年的体(制度)用(器物)之争,晚清中国的掌舵者与精英阶层,罕见地达成了制度改革的共识,开始了最真诚的,却也是最后的改革。
 
王人博老师说,“立宪”是现代化的格林威治时间。中国近代史的首次立宪,以及与之配套的整体改革,正是晚清最后十年历史的主轴。即便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后,日后的中华民国立宪(从君主立宪走向共和立宪),以及被王人博老师总结为中国现代性椭圆结构的“八二宪法”,无论历史如何演变,“立宪”“现代化”始终是基本方向。(参阅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废除科举,打开国门,一批又一批觉醒的年轻人,走出国门,将欧美日等国家的新思想、新观念介绍到中国。至此,中国开始真正拥抱世界,中国也成了各种新旧思想、制度的角逐场和试验田。
 
◎搭建了现代化的基本雏形,除了工业、制度、司法、警察,还有军队领域的改革之外,从中央层面的君主立宪,到地方自治,政治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参阅雷颐《帝国的覆没》)
 
历史,在中国语境中,长期以来是宗教一样的存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历史,比如,从辛丑到辛亥这十年,之所以被轻视和误读,不是因为立场先行,遮蔽了史实本身,就是因为找错了解读历史的工具或范式。

满清出洋考察团
 
本文是我们反复阅读本文多次提到的《帝国的覆没》《1840年以来的中国》两本书,并以书中呈现的史实与分析工具,对晚清最后10年历史的重新理解。今年是辛亥革命111周年,重温从辛丑到辛亥这段历史,至少能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最危险的时刻,不是不改革的时候,而是开始改革的时刻。”这句话常被误读为托克维尔为拒绝改革者的辩护,其实,这句话是雷颐老师“激进改革者葬送改革”的另一种表达。回到晚清改革现场,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强悍的驾驭能力,一味的提速,不过是在猛踩开往坟场的油门——这已经与方向错对无关。
 
●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只能无限接近,不可能全部还原。因此,比史实本身更靠谱的,是选择更强大的分析框架,让自己具备对“事实”去伪存真的元能力。对于一部复杂的中国现代史而言,使用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合适,例如立宪与专制,救亡与启蒙,这种思维方式会遮蔽大量历史事实。(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P71)
 
●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理解、衍生和评价,都必须还原到当时的语境中,否则不过是徒劳而已。可见,不抽象,我们就无法深入思考,但不还原,我们就看不到本来面目。(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P13。)
 
最后,再次推荐雷颐老师的《帝国的覆没》,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两本书,两种维度,还原一段举足轻重但却被长期轻视的历史,收获一份能够穿透历史、洞察现实的分析框架与思维模型。我们还争取到两位作者少量的亲笔签名书,让阅读更多一份温情。点击下图或识别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延伸阅读

他用笔如刀,剥开了历史的画皮

这本书曾被视为“精神污染”,却以手抄本形式隐秘流传

签名新书︱“全是为了民众好”,民众为何活得却很难?

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学科,这是迄今最严重的误解

刘勃: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黑暗的一部分

谌旭彬:洪武时代的恐怖底色

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

张宏杰:历史就是上帝所写的一部小说

颠覆定见,一位台湾学者的中国通史杰作

柴静:他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袁伟时:要想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这本书是作者的担当,看看目录就明白

叶笃庄回忆录:一个家族的晚清、民国与共和国

茅海建:清末思想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