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让你不满的这个时代，却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

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

在《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之前，刘瑜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出版新书了，《可能性的艺术》是她在“看理想”平台制作的一个音频课程的讲稿，前后写作了大半年。而在此之前，这位广受欢迎的比较政治学学者花了五年的时间，投身在另一部学术书稿上，目前还在出版流程中。

人可以不关心政治，却很难脱离政治而存在。“我们不得不试图理解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而且因为政治中有我们命运的源头。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让你不满的这个时代，

却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时代

 南方人物周刊 ：在你的书中，有一处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就是你在书中专门用了不小的章节和大量的数据去论述，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和平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就在我们为世界的撕裂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还是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期。

 刘瑜 ：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战争是常态，和平是例外，但在冷战结束后，和平是常态，战争才是例外。这就是冷战学者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说的“long peace”,漫长的和平。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专门写了一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这本书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可以说专治“政治性抑郁”。因为，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在这个前提下再来讨论战争、贫穷、饥饿，乃至制度建设，可能我们需要的就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现有的全球化基础上去修补。

学生时代的刘瑜

图/受访者提供

▍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忍受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万倍？

 南方人物周刊 ：在政治经济学的章节，你分别用了两个国家来探讨政体对经济的影响，一个是智利的“威权增长”现象，另一个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噩梦，这两个案例都非常有意思，“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你如何看待现在困扰全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悬殊？

 刘瑜 ：近年大热的一些获奖电影可能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比如《小丑》、《寄生虫》……这些电影的矛头都是指向贫富悬殊，它们并非孤立的作品，而代表着一个潮流：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贫富悬殊的愤怒日益升温。我想讨论的是，如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我们是否在重返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

令人不安的是，贫富悬殊的不平等，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就更大的不平等。这就是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越是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固化就越严重，因为梯子越长，底下的人爬到顶部就越难。

学者吉伦斯（Martin Gilens）的《财富与影响力》研究了美国长达二十年的公共政策，发现当穷人和富人的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很多。因此他得出结论：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政治。当然，他这个研究也存在很大争议，不少学者批评他这种“阶级对立”的政治叙事，因为绝大多数时候，美国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是高度重合的。即使是少部分不同的时候，也未必“穷人偏好”就代表了“理性”和“正确”。

另外一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高度不平等会影响经济发展，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为了效率，有时不得不牺牲公平。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效率的绊脚石。道理很简单，你这一头拼命投资生产，那一头没人有钱消费。对于很多行业，所谓“产能过剩”，换一个说法，就是“消费不足”。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后果是引起政治动荡，这一点，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古代特别喜欢描写“劫富济贫”的侠客，但“劫富济贫”是一种“向下的平等”，现代社会应该如何应对贫富悬殊的命题？

 刘瑜 ：当社会不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多普通人会渴望一种立竿见影的均贫富机制。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把人拉下来，下坡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向下的平等”。而“向上的平等”是缓慢的，需要耐心，因为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把社会资源扩容，把饼做得更大。但是要把饼做大，“平等”就必须同其他价值共存，比如秩序、对投资的激励、对产权的保护等等。现代社会的困境，很多时候是诸善之争。

全世界当下的贫富差距，跟19世纪末“镀金时代”有本质的区别。19世纪末全球的绝对贫困率是90%，而现在是10%。我们不能脱离这个最根本的差异，去直接把今天等同于“镀金时代”，因为错误的诊断会带来错误的药方。“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万倍，甚至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所以我始终认为，贫困是比不平等更根本的问题。

而且，不平等的原因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以美国为例，研究发现，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美国排名前十的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部与技术进步有关。而技术进步在造就巨富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我们也在享受微信、淘宝、美团、共享单车带来的便利对不对。当然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亚马逊、微软、苹果、各种社交媒体、Netflix等等带来的好处。

▍政治学者对政治的影响力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刘瑜自己，不可避免地，也会感受到政治学本身的“无力”。但她接受了这种针对有限性的诘问，即：一个政治学的学者，你所研究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社会现实？或者，我们的从政者，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用政治学学界的研究来指导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政治学从已然发生的事件中所找到的规律，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未来的先导？

刘瑜对这三个方面的评估，答案都是：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政治学未必能对当下真实发生的政治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政治学者如果把自己研究的目标设定为影响社会，尤其是要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影响社会，那他注定会非常失望。在“求真”和“致用”之间，如果鱼和熊掌不能得兼，做学问的人首先还是得“求真”。

刘瑜最早选择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十分偶然，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期待，在父亲的设想里面，去首都北京，读国际政治，未来的可能性是丰富多彩的，比如成为外交官……结果毕业那年北京机关大裁员，跟她一届的同学，没有一个进外交部的。

“就完全没能实现我爸的期待，这对我当然是一件好事了，我的性格也不适合成为公务员。”刘瑜说，到了研究生阶段，她才对政治学产生真正的兴趣。“一开始是对政治理论感兴趣，罗尔斯、哈耶克什么的，1990年代那会儿大家都读这些，比较酷的那些人，就读福柯、德里达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喜欢空对空的概念式讨论，我更喜欢贴地的、切身的、经验的、历史的东西，所以后来出国就学了比较政治学。”这样就可以不断地用概念和历史上现实发生的事件互相验校，抽丝剥茧，随水推舟，这给了她某种类似侦破小说般的、思维的乐趣。

刘瑜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留学七年，在剑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三年。但是她认为，一切的学术训练，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自我训练，但是留学生涯确实会给一个研究国际政治的学人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近距离观察的机会。在美国的第二年，刘瑜的导师告诉她，你写的那个论文，在我们这里属于Essay，它不是一个Research Paper。“他跟我解释一番，我才恍然大悟，原来research paper和essay不是一码事。作为学者训练来说，至少那时候，那个学术系统确实更为专业。”

海外求学生涯让刘瑜受益最多的，还不是哥大和哈佛这两所大学，而是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她后来在《民主的细节》一书里这样写道：“我对美国电视节目天天在骂总统感到奇异、对美国的前司法部长跑去给萨达姆做辩护律师感到奇异、对一些老百姓自发掏钱买偏贵的咖啡以支持巴西的咖啡农感到奇异、对大学生为了一个万里之外叫做苏丹的国家给本州的政治家建立打分制度感到奇异、对美国人至今还在谴责三十多年前的‘窃听总统’尼克松感到奇异、对美国首富巴菲特抱怨自己的收入税交得太少感到奇异……”作为一个异文化的观察者，她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探测到了政治的因子。

在学术之余，她也保持着庞杂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纯度很高的文艺青年，写博客、参加文学社、出版小说、发表随笔，至今还以“文艺妇女”自居。“我本科唯一参加的社团就是文学社，本科遗留下来的比较亲密的朋友几乎全是搞文学的，这直接导致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清晰定位自己的角色。”

这种跨界，也许大大降低了她作为一个学者的生产力，也让她所写的政治读物更容易被贴上“常识普及者”的标签。但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她的表达能力更强，更懂深入浅出，擅长用非学术化的语言，在公共领域为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读者。文学性的浸润，也让她在观察政治的时候，不自觉地会更加关注人性、关注个体的命运，而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式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她积累了更广泛的影响力，让她可以不断去拓展学术的外延。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就是一场拓展外延的尝试，这个标题来自俾斯麦的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何为“可能性”？也许就意味着政治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符合所有历史时期、符合所有国情的标准答案，但恰恰是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召唤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新的历史情境中不断重返道德和经验，重塑认知，思索人类与社会的走向。政治学者们能做的，有点像朝着湖面不断丢下石子，激起思想的波纹，天长日久，“观念的水位”也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提升。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亦曾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时事评论者”。

无论是“几乎每页都是金句”的《观念的水位》，还是对民主化有深刻理解的《民主的细节》，她的作品无一不替苍白的名词和概念，补回该有的细节和血肉。

作家林达夫妇：“总是读完一篇就等着刘瑜下一篇文章出来”。

不过，她曾一度消失于公众视野，却并非如很多人传言的“放弃了战斗”，而是将时间“攒了出来，为社会提供更系统的知识、“一个更正确的战场”。

为此，我们诚荐刘瑜阔别近10年的新作《可能性的艺术》：怀着比较的视角，透过林林总总的“政治事件”，真正看清政治、理解环境、理解自己：

▲《可能性的艺术》内页展示

◎一本建构社会洞察力的比较之书：

常有人问，这个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日常行为的政治制度，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吗？而本书正是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将每个国家编织在同一网络下，以此理解他国，进而定位现实，理解我们自身。

◎语言灵动、逻辑缜密 、视野广阔：

本书基于“看理想”平台音频节目而成，既保留了刘瑜理性灵动的语言风格、辅以清晰而缜密的逻辑叙述，更通过对现实的敏锐分析，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讲的通俗易懂。

“众所周知，谈论政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然而政治影响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试着理解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此处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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