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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囚徒：
哈耶克从未过时，却注定是少数
文：沥泉 编：先知书店
20世纪初，美国结束了长达40年的“镀金时代”，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拥有最多“美国梦”的年代。之后的故事也与今天类似——“镀金时代”的巨富们纷纷“退场”，知识分子的形象大面积“坍塌”。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群体是如何‘退场’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福赛尔和哲学家安·兰德曾探讨过这个“可怕的话题”：
一百年前的美国顶级富豪们，热衷于演讲、出书，同大众交流和传播经验，希望一生的成功之道不至于被历史埋没，能作为人生导师帮大众理解世界的秘密——尽管它们曾千金不换。
一百年后，这一群体从媒体、榜单和公众视野中彻底的消失了——从纽约第五大道搬到长岛、新泽西和佛吉尼亚的小镇离群聚居，谈到财富时“谨慎、一言不发”，永远藏匿起来。只有认为“华尔街操纵世界”的阴谋论者偶尔提到他们。而还热衷于同大众对话的，多是刚暴发的新贵，和市面上所谓的“成功学”——一些穷人写给另一些穷人看的书。
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这群人，为何选择“消失”？或者是怎么“被消失”的？福赛尔认为，他们最终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是世界上的极少数，无论多么成功，都永远不会被世俗接纳。
聪明人会选择沉默，却还有一些倔强到“愚蠢”的人，终其一生顽固地“拒绝退场”，一遍遍叙述着被人遗忘和围攻的思想——曾激发个体活力，让现代文明崛起的秘密，而他们也遭遇着“形象的坍塌”
这些人中，哈耶克绝对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与他的老师米塞斯相比，哈耶克是幸运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自己的部分思想和预言成为现实；与很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的思想者相比，哈耶克是不幸的——他比谁都清楚，过去、未来的多数时代，自己的思想永远逆耳，注定孤独。
▍哈耶克：现代文明最危险时刻的见证者
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一生中遇到过最多的指责是：你们过时了。
一百年前就被这样说，一直说到现在。
百年指责的的背后，是被误读的历史真相：这一百年间，自由主义始终命运多舛，2020年代我们感受到的价值坍塌，其严重程度还远不如1920年代。
● 失控的世界，
正在呼唤控制的力量和斗争的哲学
灾难与失控，是整个20世纪的历史底色：
· 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曾不可战胜的西方变成一片废墟。——西班牙大流感的失控，让欧洲各国政府的颜面扫地。
· 大萧条的肆虐，让资本主义一度失去了最有说服力的广告：繁荣。
· 美苏冷战，让世界为两种“终极真理”而彻底分裂和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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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曾深信不疑的自由主义，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随后，这些巨大的失控，让时代相信另一种“灾难叙事”，从而呼唤“解决灾难”的两种力量：
斗争的力量。消灭国内外“制造灾难的敌人”，通过对外战争制造“民族复兴”的集体目标，从而转移内部问题；通过对内斗争，寻求财富再分配。
控制的力量。幻想通过大政府甚至计划经济，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永远解决“灾难的失控”，并将暴力掠夺的财富永远固化。
这些愿望在灾难叙事下，不断作为新的解决方案，挑战自由主义这个“过时的叙事”，最终的结局，是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大行其道。于是失控之后，又是另一次失控，背后则是控制的步步加深，和灾难之后更大的灾难。
● “被污染的自由主义”：
新政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
19世纪是崇尚理性与乐观的“黄金时代”，受激进思想鼓舞，各种新式的哲学和历史观念纷纷兴起，然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所嘲讽的：“尽管他们也被称为自由主义，可他们的唯一共同之处，就是没有自由。”
学者周濂则总结道：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已被篡改，欧洲左翼崛起，以平等、科学、进步的口号，自命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重写了这一定义，成为新政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符号。
哈耶克说的更为直接：“英国人赋予世界的政治理想，已经变得陈旧不堪（指凯恩斯主义），成为一件可耻的东西。”
追溯到《大宪章》，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等让英美崛起的文明传统，日益被边缘化，在文明日渐式微的20世纪，只能以“古典自由主义”的名字，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对峙。
对这种现状，哈耶克愤然割席，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任何一方，并给自己贴上了“不悔改的，柏克式的老辉格党人”的标签——一个古老到几乎被人遗忘的传统。
● “被背弃的自由道路”
当谋求斗争和控制的时代愿望，被各种新式理论包装后，就成了一个个新的解决方案，于是在哈耶克的年代，自由主义溃不成军：
· 欧洲大陆在抛弃自由主义。米塞斯于1923年出版的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宣称，“乌托邦主义正主宰着时代精神……自由主义正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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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大半个欧洲先后落入纳粹德国和苏联手中，曾孕育了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辉煌文明，在灾难和控制中凋零。
· 英国，从思想到政治都被左翼攻陷，古典经济学曾经的圣殿——剑桥大学被占领，成了左翼大本营。“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夫人，正是东方世界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最忠实的支持者和辩护人。
赢得二战的保守党人丘吉尔被英国民众用选票赶下台，随后，英国由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在随后的三十年间，国有化和高税收的政策，让英国彻底失去了过去百年的荣光。
·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头号大牛萨缪尔森在其权威教科书中，夸大苏联增长率长达二十年，并在1989年公开表示：“与许多怀疑者的信念相反，苏维埃经济证明了指令性经济不仅可行，而且是兴旺发达的。”——两年后，苏联解体。
对此，哈耶克痛心的感慨：“我们把阿克顿勋爵和托克维尔的警告忘得一干二净……我们正在和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历史鲜明决裂。”
▍哈耶克的对手，究竟是谁？
哈耶克及其老师米塞斯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一生树敌无数，并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长期被边缘化。然而，很少有人能看清楚，哈耶克的对手到底是谁。
● 表面的对手：
三大“主流”思潮
在最能代表哈耶克学术水准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他批驳了三种深刻影响世界的思想：
· 乌托邦主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主张全被压迫者团结起来，用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失去的是枷锁，得到一个新世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是乌托邦主义在欧洲的实践。
· 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以宏观调控的方式，干预经济。带来了欧洲和美国的大政府和货币政策。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论战，也是西方经济学的世纪缩影。· 建构理性主义，代表着席卷世界的唯科学主义，是“自负的知识阶层”滥用理性，试图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在哈耶克和波普尔为此展开的论战中，索罗斯评价：“我把自己看作是波普尔的信徒。然而这一次我却站在了哈耶克一边。”在哈耶克看来，“新进的自由主义者们，自由观念往往是最差的，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反对‘市场的弊端’，幻想自己在为大众说话”。◎ 知识分子“高尚而危险的自负”与“捍卫想象的手段”哈耶克对知识分子的状况深感痛心：“知识分子对理性的滥用，不可避免的对人类各种制度做出错误的解释……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新法律，甚至全新的纯洁语言。这些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却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知识分子沉迷于理性和抽象规则，试图构建理想世界，在乌托邦中解决一切问题，唯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一切良性秩序，都并非来自理念的强加，而是从社会传统中生长而出来的，其根基是在法律边界之内激发的个体活力。这就是哈耶克一再强调的“自发秩序”，与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妙理论相比，它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然而，这个世界最缺的就是常识，特别是在那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在这一问题上，与哈耶克一脉相承的当代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在其《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写道：让那些知识分子冲昏头脑的，是不承担责任的“正义感”，无底线的“良知”，“高尚而危险的自负”，让他们对自身错误彻底无视。“一个人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谎”。随后，“为了捍卫想象而不择手段”。一套危险的理念，总是潜藏着利益诉求，以及自我实现和扩张的隐秘渴望，它以两张面孔出现：· 提供诱惑而危险的承诺，以迎合大众，制造流行，带动思潮。因此，它总是提供控制的理由，让权力有借口深度插手个人边界；它总是以平等、革命、胜利等美好口号出现，也打开了群众运动的阀门。然而，那些许诺人间天堂的人，除了地狱没有搞出任何东西。当人们不能主宰自己的智识时，就往往受令于他人，结果是——少数人的无耻，放大了多数人的无知；多数人的无知，鼓励了少数人的无耻。如果说，知识分子创造和捍卫了危险的观念，那么它在世界上的流行则来自某种合作：权力挣脱制约的冲动，和大众的盲目。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哈耶克承认自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相信文明中的问题，源自人类本能和理性的冲突，尽管结论和弗洛伊德全然不同。· 文明在扩张中形成的秩序，鼓励人们使用理性和逻辑，不断收集信息、利用资源，形成合作的规则，带来传统、法律、财富、理性、科学、艺术等文明成果，但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更深藏着危险的陷阱。· 人的自然本能，即人类的原始欲望。在弗洛伊德看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本能”，是生存、发展和爱的力量，是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进取、建设和创造性的力量；一种是“死本能”，是毁坏、攻击和侵犯的冲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摧毁秩序，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在我们每个人中，即使是最平凡的人，都有一股野蛮，凶残，目无法纪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
而人类的一切问题，来自文明秩序和两种不同自然本能的结合，从而诞生了两种贯穿整个历史的游戏规则：好的规则会自然扩展，坏的规则也会野蛮生长。◎ 合作的规则，形成契约和创造的社会；暴力的规则，给世界带来破坏目前的制度中，只有市场经济制度长期带来了良性结果，它用文明秩序鼓励了人的生本能，同时利用了人类死本能的活力，并限制了它的危害。· 市场制度鼓励人们生存、发展、创造和爱的生本能。· 市场制度利用了人们好斗的死本能，将其活力用于市场竞争和建设，并严格限制在文明框架内，如法律规定的人的自治边界。· 市场制度把人类的集体主义本能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如家庭、社区和企业，避免将冲突发展到毁灭性的层面，比如民族间的生死斗争。相反，历史中的另一种力量：比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批判的客观主义、集体主义、历史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却在用理性工具包装人们的死亡本能，让它更具有毁灭性。· 挑起人的死本能：鼓励人们对他人发起仇恨、侵犯和攻击，它总是试图寻找敌人，乌托邦主义寻找内部的敌人，族群主义寻找外部的敌人。· 用暴力原则取代契约原则，作为社会规则，让人们崇拜暴力，相信财富来自掠夺，和平是软弱的象征，契约是对弱者的欺骗和剥削，建设是为了战争和复仇。· 用破坏主义取代建设主义，米塞斯将一切戴着美好面具，却最终带来破坏的观念称为“破坏主义”（如极端平等、复仇正义、极端女权或男权主义），它往往以两种面貌出现：要求财富通过暴力再分配，再以控制永远固化；允许权力全面控制社会，并用暴力侵犯一切私人领域。因此，哈耶克真正的敌人，是人性深处的恶，以及一直鼓励和扩大这种恶的某种历史叙事。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博弈中，这种叙事经常胜利，并带来暴力与死亡的历史，而文明也随之陨落。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随后二十年，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被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推行，并带来长达二十年的繁荣，与之相反的历史叙事，在苏东世界随之倒下。等待了七十多年后，哈耶克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百年历史的胜利，让人们一度相信，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却对人类的前途感到无比悲观。在其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尤为明显。哈耶克警告世界：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的短视和狂妄不会消失，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美丽谎言，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哈耶克预言，只要铸币权被各国政府垄断，大通胀将成为常态，唯一的破解之道，是打破对铸币权的垄断，让政府以及各经济组织进行自由竞争，即货币的非国家化。对此，牛津大学教授塞尔登感叹：“这些话，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事实也是如此，哈耶克的警告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但在今天却一一应验。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哈耶克注定是永远的少数派。汉娜·阿伦特说：“恶来自于思维的缺失……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尽管两个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雄辩的验证了哈耶克及其思想的力量，但却与人们的直觉和情感完全违背。在哈耶克看来，人类之所以很难适应文明社会，这源自文明的原则，总是和人类最强烈、最原始的本能相抵触，他称之为“不适应扩张秩序的自然人”。◎ 行为经济学证明，独立思考和决策是反人性的，盲从则迎合人性。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曾留下一句话，“人类要独立思考，就像猫要游泳一样，我们可以做到，但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在大脑中能容得下两种思考方式，人们真正能够了解和欣赏的，到头来还是那些与他气味相投的美好承诺，而不是真正的警告。◎ 自由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痛苦的责任。自由是一种权利，但同时意味着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风险。而大众对市场的恐惧，来自人性深处的愿望：希望被社会“无条件接纳”，如同孩子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照顾、免费、无需为自己负责。因此，自由让一个心理上未断奶的人，总是心怀恐惧。这些本能，让很多人拒绝事实——文明的成果，是市场活力扩张的结果，比如：疫情中做出巨大的、基础性贡献的民营企业。要知道，20年前人们还在讨论“一个人光靠网购能否在房间里生存”，而今天，正是网购、快递、外卖、物流、大数据等民营企业，让一切居家隔离政策在历史上第一次变得可能。同时，疫情期间，95%以上的口罩是由民营企业生产的。然而疫情尚未结束，企业家的贡献，却被淹没在一片盲从和怨恨中。随之被妖魔化的，还有四十年来市场经济的巨大成果——一个瞎子都能看到的事实。这和哈耶克在1920年代遭遇的历史叙事何曾相似。哈耶克的对手，迎合人们的情绪，引导对眼前的短暂现象的沉迷，用直觉寻找天堂，从而忽视本质问题。它要唤起原始的本能，调动人性深处基于暴力的观念，以窒息理性的声音，挑战带来繁荣的文明观念，从而吸引两种人：· 在掌握一定知识，但欠缺独立反思能力的人群中，占据优势。· 在只讲感情和利益，不讲逻辑和思考力的人群中，其优势不可撼动。因此，在权力介入、大众狂欢和知识分子傲慢的合谋中，那些乍听美好，但实际虚无的叙事，注定要被大多数人欢呼和拥戴。正如阿克顿勋爵的警告，常常被人遗忘——自由的真正威胁，来自人性深处的恶：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对财富不均等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没有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这些错误的观念，也是历史最常见的面目，因此总被认为是主流。米塞斯说：“自由主义和乌托邦的交锋中，前途堪忧”。在米塞斯看来，自由主义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总是向冷静的、善于平衡的头脑表达自己，采用严格的逻辑，清除任何诉诸直觉和情绪的做法。正如奥地利学派常被抨击为“崇尚私利”，是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利益”背后的个人主义、商业逻辑和保障财产权的法律，是一切破坏、仇恨和暴力思想的对手。而哈耶克始终关心的，正是人类的长期福祉。追求真理的人，也尊重逻辑，尊重历史背后的规律，尊重真实世界不可避免的缺憾，拒绝让它戴上漂亮面具。不幸的是，他们常常是历史的少数，甚至成为大多数人的对手。尼采说，“听不见音乐的人，总认为那些跳舞的人疯了”。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在不同阶段，露出不同的的面目。错误的观念之所以更受欢迎，因为他们追逐短期利益，迎合大众。然而，在长远的未来面前，历史总是会露出真面目：当凯恩斯面临“印钞带来的长期问题”的指责时，他回答：“长远来说，我们都死了。”作为一位自由左翼知识分子，他至少拥有诚实的品质。相反，那些许诺虚幻的人间天堂的观念，却不得不面临更长远的历史问题——假话无法变成真话。正如林肯所说的：“你可以在某个时段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长时期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全体人，这就是历史。”哈耶克和他传承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上百年历史之中始终是“非主流”，然而，却一次又一次的被“翻案”，因为它们总是出现在历史最危险的关头，告诉世界，他们还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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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之战中，试图通过谎言取胜的，即便能获得一时的胜利，却最终无法避免被识破的命运。
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真理有望大获全胜，但依靠的不是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逐步消灭谬误，它不承认任何危险的政治承诺。”而疑心重重的哈耶克拒绝和大多数合谋，因此站在了各种危险承诺的反面。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大多数乌托邦和族群主义的信徒，或许永远不会改变看法，正如人类的灾难在历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发生，从未看到尽头。在未来的历史中，也许哈耶克永远是少数派，正如自负、傲慢和迷信，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流。但是，理念的力量，至少能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历史中：当逻辑的力量更多一点，情绪的力量更少一点，将是繁荣与和平的时代；当情绪大行其道，逻辑无处藏身时，就是一次次的战争与苦难。每个时代，人类都需要两种东西，引导自己上升的理想，和放纵自己堕落的欲望。在新的历史叙事成为世界主流的21世纪20年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重读哈耶克——这非老调重弹，而是悬崖前的自我警醒；更非盛世危言，而是努力缔造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正如哈耶克所说：观念先于历史，传播新观念的人，是历史的主宰者。作为一位深刻影响了，而且仍将影响人类思想及历史进程的思想家，哈耶克的作品，早已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成为所有热爱自由，忧思人类命运人士的案头必备书。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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