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近代史的“厚度”，可以超过此前数千年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发出这样一个疑问，他说：“中国近代史的书籍已经是够多的了，我们何以还要不惮烦地编写新的近代史书籍？”

这句话揭露了近代史的一个特殊问题：即近代史虽然是离我们时间最近、材料最丰富的历史，但关于它的分析、观点、结论却远远没有古代史那般“定论”。

此外，近代史虽然只有百年左右历史，但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反思、去寻找当下启示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百年甚至千年。近代史如此重要，因此，关于它的著作，我们还要不惮烦地继续写下去。

毫无疑问，对于今天来说，近代史是煌煌五千年华夏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它恰处于链接古代与现代的关键节点——站在当下，我们仍处于晚清以来开启的近代变革的延长线上，中西对撞、社会转型，追求法治、自由与权利的事业仍在继续。

站在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上，近代史又是迄今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三次大变局之一（其余两次是：殷周之变，周秦之变），煌煌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似乎没有比这一时刻更为重要的了。

不止是中国，对于世界来说也是如此，不足五百年的近代世界历史所产生的文明进步与时代剧变，要比过去几十万年人类发展史的成果总和还要大。

然而，离我们最近、与当下联系最紧密的近代史，却也是最难看清的历史。流行于市面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虽琳琅满目，但却鱼龙混杂，大多作品并未接近历史真相，反而是背离了历史的启示，甚至蒙蔽了读者的心智。

其中原因，无外乎教科书严重的程式化叙事、既定不变的价值立场先行，以及大部分出版物受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党派之争、人物禁忌、事件禁忌、出版规则等诸多限制、影响，根本无法做到还原历史真相。

因此，一部忠于史实、摆脱禁忌、能够启示当下、并拥有正确近代史观的著作便显得稀缺且重要。所幸，这样的著作在海内外并不缺乏，只是需要我们小心冀冀地识别、寻找。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五部最能接近历史真相的海内外近代史经典著作，组成“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的近代史”经典五书——包括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这五部书本本经典，且视角各有特色。陈恭禄作为民国初年学者，他于193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早著作之一。书中折射出19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史观与理想，是迄今为止“最没有意识形态污染”的作品之一。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蒋廷黻作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又身兼国民政府高级政要，其特殊身份决定了他的《中国近代史》既有一流的史学价值，又有着与1949年后迥异的立场与叙事。作为中国“科学研究近代史”的奠基之作，这部写于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的蒋著《中国近代史》不可不读。

郭廷以身居台湾，代表了1949年后台湾近代史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其著作《近代中国的变局》更是着重近代台湾与内地边疆变迁。他说，由于大海的限制，台湾纳入中国相对较迟，但中华民族在这里成就最大，台湾中国化之彻底，文化与文明进步之迅速，都是后来者居上。这一论断让人耳目一新，又如梦惊醒，可以说一部台湾的近世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变革、走向文明的历史。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徐中约，其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更是享誉海内外，其书既有宏大的国际视野，又兼得中国史学与西方汉学双长，同时也规避了西方汉学与中国史学各自的不足。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从明清之际讲至2000年新世纪之交，将近代变革的视野进一步拉大，更具有历史的纵深启示意义。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作为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史著作，既摆脱了前三十年严重的意识形态束缚，又体现着大陆经典的研究范式与最高水准，思想与史学价值兼得，豆瓣评分高达9.3。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大陆最重要、最经典的一部近代史著作。

以上五部经典，作者个人经历各异，学术范式各异，书籍观点与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无疑都是直面历史真相、摆脱历史禁忌、探寻历史变革逻辑及当下启示的经典之作。他们提供的不同视角、不同思路，能够为我们理解近代史、接近近代史真相，提供更综观的视野。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这套“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的近代史”经典五书。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选购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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