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电拾光】列别捷夫——我在成电的日子
【人物名片】
列别捷夫，技术科学博士，莫斯科动力学院功勋教授，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技术功勋活动家。
1956年8月，列别捷夫作为苏联援建中国专家来到中国，担任中国中央高教部首席顾问。同年10月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开展工作。在1956-1958年两年的时间里，列别捷夫为发展中国超高频电子学，培养研究生和该领域青年教师，做出了杰出贡献。1958年荣获以周恩来总理名义颁发的中苏友谊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出现了超高频电子学和微波技术，并获得广泛发展。在苏联，对这一科研方向联同其它两个最新领域——原子技术和火箭技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同样准备积极发展超高频电子学，但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和革命胜利之后，急需帮助。
1956年夏天，苏联高教部建议我到中国去，目的是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培养中国电子工程和国民经济需要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我的工作性质，我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我从1954年秋季起就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电真空器件（现更名为“电子器件”）教研室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课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并担任若干名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同苏联的电子工业企业界和苏联科学院也有紧密联系。
早些时候，在1955年，上级领导曾以同样目的建议我到印度去，在孟买创办一所技术大学。那时我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
我可以坦率的承认我曾经因若干理由想过拒绝到中国出差。因为由于出差，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两年）内，搁置我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工业界领导的我感兴趣和重要的研发工作。当时已经有一批结果允许我写博士论文，但长时间的工作中断，将使提交和答辩博士论文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根据国家之间的条约，我必须到中国去。我不得不同意去中国，并在暑假的一个半月里，写出博士论文并提交给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审阅。然后，我迅速地收拾行李，将妻子列别杰娃·维拉·拉基米洛夫娜和我们的小女儿留在莫斯科，在1956年8月底乘飞机前往我完全陌生的国家。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乘伊尔12飞机需要飞两昼夜，经停7个中转站：喀山、斯维尔得洛夫、奥木斯科、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牙尔斯克、依尔库斯科和乌兰巴托。
苏联高教部事先告诉我，到了中国后我要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课，还要在组织和开展科研工作中给予帮助。因此，我从莫斯科向北京发出一大箱行李，包括必要的波导和其它设备，某些仪器以及成套的设备和装置图纸，及一批学术文献。事实证明，这箱行李对于我在中国开展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我是1956年8月30日到达北京的。北京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和不熟悉的。很快来了一位令人喜欢的年青人——刘盛纲，他是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陆钟祚教授领导的超高频电子系学生。从这一时刻起，刘盛纲成了我的主要翻译。命运使我和他幸福地相处了很长时间。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证明了刘盛纲的能力，他在我到达中国前的几个月里，受陆钟祚教授委托开始自学俄语，就开始为担任我的翻译作准备了。当时我还认识了两个年轻的中国教授——刘树杞和孙诗瑛，我同这两位教师友好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孙诗瑛成为我的第二位翻译。之前，她是苏联科学院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越克师恩斯基院士的翻译，越克师恩斯基院士是苏联电真空技术领导人之一。
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在中国开始实质性工作。因为中国高教部和第二机械部（十局）对于我应在哪个城市工作有不同的意见，并发生争论。起初，甚至有三个方案：北京、成都、南京。争论最大的方案是我们在南京还是在成都工作。中国著名的领导人王甲纲（他后来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和十局总工程师王世光讲了一些有利成都的话。当时在十局工作的顾问鲍利斯·尼克拉耶维奇·毛热耶维洛夫支持他们的观点。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位于北京王苏路的十局设计所。
但是中国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决定有利于南京。在中国高教部的苏联顾问伏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赫波夫支持杨部长的意见，他认为，最好不要在成都一所新建的学院开展电子学的工作，而应该利用南京已有该专业的高校。当然，这个争论并非是他个人意见。看来，为了在成都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在中国的腹地（四川省）发展电子工业和发展国防工作紧密相关。
在北京经过若干次长时间会议之后，领导建议我和刘盛纲一起去成都再去南京实地看看，到底哪个地方有更合适的条件开展我的工作，以便中国领导人做最终的决定。
所有这些在中国出行和很多次的会议占用了大量时间。我本人得出结论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刚好在1956年9月建成，具有最佳的发展前景。当时已经有由莫斯科往北京到达成都的苏联专家P.A.尼列恩杰尔教授，他担任过莫斯科电真空器件工厂总工程师，并兼任莫斯科动力学院教研室主任。他和我一样支持成都。尽管如此，在同中国高教部多次交谈之后，他们仍然通知我尽快去南京，并在南京长期工作。我甚至撤消了我在北京的领事登记，他们为我和刘盛纲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但是在离开北京去南京的最后一天，通知我说，采取了另外一项决定：去成都，并在成都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我们不得不去退已购的北京——南京的火车票，并重新购买我与刘盛纲飞往重庆的机票（经停太原和西安），从重庆乘火车到成都，否则就得长时间等候下一班自重庆到成都的班机。
很有趣的是，在火车的同一节车厢里，遇到一组多家报社的苏联记者。其中包括刚刚发刊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记者，我们交谈了中国的成就和很多关于认识成都的非常正面的印象。这位记者回到莫斯科后，在该报1956年12月6日的报上发表了关于我们见面的特写。我夫人收到这份报纸（我们家订阅了该报），并将这份报纸保存至今（附件给出特写的译文片断）。这种报纸至今仍在发行，并且是俄罗斯最进步的报纸之一。今年7月，该报也将庆祝发刊50周年，几乎同电子科技大学同时庆祝50岁的生日。
在结束上述过程之后，我终于在1956年10月21日同刘盛纲一起来到成都。此时，我未来的研究生、进修生和教师，从中国各地汇集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稍早时候另一位苏联专家伏拉基米尔·尤里维奇·罗金斯基从列宁格勒电工学院来到成电，他讲授无线电测量课，一年后来自梁赞电工学院的第三位苏联专家鲍利斯·依万诺维奇·布拉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讲授无线电元件课。
吴立人院长和王甲纲副院长是创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领导人，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是电子专家，我认为他们是出色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者。在苏联早期建立高等学院时，也有过类似情况，我记得我是1940年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一年级的，当时的校长就是一位党的工作者——依万·依万诺维奇·都特基。后来适合做科研组织工作的著名学者被任命为高校的校长和副校长。王甲纲是一位热情和很活跃的发展成电的支持者。正是他在中国教育部和二机部的争论中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许多年后，199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王甲纲，当时他躺在成都的一所医院里，他患了重病——中风。在成电同我进行很多合作的是两个系主任，他们是中国著名专家蒋葆增教授和顾德仁教授，还有刘树杞老师。我和他们不仅讨论系的教学计划，还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我记得同顾德仁教授深入广泛地讨论波导电动力学和电子光学的某些问题。但是同刘盛纲讨论了更加仔细和感兴趣的问题，尽管他还年青，但他不仅很快做了我的翻译，并成为很多讨论的参与者。我和他一起准备了我讲课的讲稿，由他译成中文，然后很快印刷出来，并分发给所有的听课者。他总是在教室里口译我的课，翻译听课者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这些课程每周两次，每次3小时，每周还有3、4小时关于上述课程讨论问题的答疑。因此，刘盛纲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如此，还是决定让他成为我的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在准备中国第一批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科学技术博士论文。
在各次谈话和答疑中孙诗瑛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她的俄文很好，她听我的课并同其他研究生和进修生一起通过了所有的课程的考试，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孙诗瑛保持友好通信联系，据我所知，她作为上海大学教授，取得了不少成果。
苏联382厂厂长热渥必斯采夫（右六）来校访问，列别捷夫（右四）、王甲纲副院长（右五）
稍晚时候，王祖耆从美国归来，他在L.S.Ware教授指导下，获得美国科学硕士。我同王祖耆的来往和友谊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为另一所大学的校长。若干年后，在北京我们作为老朋友再次相见。
我给研究生、教师和从北京、南京、西安和其它城市来到成都的年青进修生讲课。除了刘盛纲外，研究生共有6人，他们工作很积极。他们拥有很好的基础知识，但这些知识需要加深和扩展。我怀着满意和尊敬的心情，回忆这些研究生们：关本康、张其劭、叶幼璋、曾绍箕、查春江、耒尧丰。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布置了单独的超高频器件和装置的课题，目的是创建新的实验装置，在众多的进修人员中（约40~60人），我特别记住了张克潜、周炳坤、裘明信、杨存皋、胡德钦、潘华章、袁榘、胡埃明、钱慰宗等。若干年后，我见到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高等学院的著名专家。
1957年元旦前夕，我妻子和一岁半的小女儿婀拉终于来到成都。他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然后乘飞机往太原、西安、重庆到达成都，我的生活变得正常起来。
1957年2月初，莫斯科动力学院召我回莫斯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我到中国之前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博士论文的审查。答辩是在1957年2月15日进行的，很顺利。然后，我立即返回成都，我从莫斯科动力学院随身携带了一批成电还没有的新仪器。这些仪器在成电今后的发展中是十分需要的。我现在可以承认，当时从苏联携这些仪器是没有得到任何允许的，因为没有时间办理这些手续，幸好在依尔库斯克海关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当时认为依尔库斯克是莫斯科——北京的航空班机的国界）。
我回到成都后，恢复了所有的讲课和答疑。在我回国期间，又来了一批将同我一起工作的进修人员。当时成电已一切走上正轨，来了不少设备。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篇文章里，可以不写我们同研究生、教师和进修人员开展的详细的学术活动和具体的工作。但必须说的是，这些工作同当时最新型的超高频器件是紧密相关的。这些器件包括速调管，研控管，行波管以及气体放电超高频器件，热敏电阻，半导体超高频二极管。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关于苏联发展雷达过程中，在该领域所积累的教学经验，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经验。当时，我们还考虑了其它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成就。我们还努力最大限度的照顾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传统。
当时，我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必须立即创建和考虑教学过程和工业界以及国防实际任务的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尽最大可能使理论、和计算同电子器件工艺和结构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从莫斯科运来的仪器、技术文件和成套的工业图纸。很有趣的是，这些图纸不仅用于成电的教学过程中，还直接在中国已建成的工厂（776、774、772）中得到应用。据我们所知，这使得在苏联电子工部的工艺文件正式移交中国前，就已经加速了某些器件的生产。
在所有的苏联高等工业院校中，大学生的生产实习起了很大作用。生产实习是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后进行（当时苏联高校是五年制）。我们在1957年夏天就开展了类似的实习。为此，我同王祖耆、刘盛纲、孙诗瑛和5个研究生先到了北京的工厂，然后又到了南京的工厂。研究生们在那里熟悉了电真空器件的研发和生产过程，每个人完成了单独的解决生产中急需的任务的方案。
后来，这批研究生在成都完成了毕业论文。1958年5月进行了这些论文的公开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学院领导、系和教研室领导组成。新校长谢立惠教授也出席了答辩会。
刘盛纲是按特别的单独计划完成的学术工作。他的工作是关于新型宽带波导气体放电开关器（微波双工器）理论和实验研究。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副博士论文答辩系统。但是中国高等教育部为了刘盛纲，首次允许按照苏联进行副博士答辩的方式开展这项答辩工作。我必须说明的是，刘盛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答辩是在1958年5月8日举行的，来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在成都新建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所有出席人员对刘盛纲发表的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提交的论文有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的。答辩委员会进行了秘密投票，刘盛纲以全票被授予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学位同世界其它各国的Ph.D学位是相应的。
我在成电工作的两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亲自目睹了一个大学术集体的出现，这一学术集体开始成功地培养电真空器件和无线电工程新领域的工程师。成电的教师们不仅开始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已开始出售某些超高频设备的商业产品。这些设备是在成电所属专用车间生产的。成电的建筑物以高速在建设中，从而保证了教学、有前景科研活动的需要，并考虑到科研的前景和扩展应用及进一步的发展。
在初期阶段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均被成功克服。所有这些都证明，当时决定成电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超高频电子学教研室和电真空技术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超高频方面的工作已不只局限于厘米波段，已进入毫米波段。出版了超高频电子学的教材，以上、下两卷的形式大量印刷，成为中国所有有关高校的教材。
由于我在中国工作取得的成果，我得到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向我颁发的最高奖赏——中苏友谊章，这枚章我保存至今。
在离开中国回国前，我有两个感觉。首先是高兴，在完成受托任务后，我和妻子、小女儿在同苏联朋友、同事和亲人要人分离两年后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回到莫斯科了。第二个感觉是遗憾，我不得不和如此好的集体、出色的人们、同中国分别了。在这两年中，中国几乎成为我们的祖国了。但是我们相信，成电将会成功的延续从1956—1958年开始的工作，实际上正是如此。
回首往事，我不仅想用美好的语言回忆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中国同事和领导，还想到我第3个翻译董永昇给予我们的帮助。他不仅是教学、科研翻译，还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我们家遇到的困难是，当时，我们的女儿很小（1955年5月16日出生），董永昇经常帮助我夫人去找中国医生、买菜和处理其它生活方面的事宜。我还要回忆起懂俄文又帮助过我们的中国同事——刘发栋和李苏娅，我们记住了他们和很多其他中国朋友。
我回到莫斯科后，又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工作，而我夫人在莫斯科大学工作。我同很多被派遣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其中有贾续彪、周充东、陈忠英、陈胡如、刘全如、金钟、罗衣林。他们回到中国后，和其他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生都成为中国不同城市的专家、学者，并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李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在莫大物理系同我夫人相识。
李慎完成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回到中国，成为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当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莫斯科时，我们同他多次相遇。我们同张开华教授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和友谊，他在发展电子科大和俄罗斯的友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同中国科学院刘盛纲院士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特殊友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并多年担任过电子科大校长。
电子科技大学50周年校庆，列别捷夫先生与刘盛纲、张开华合影留念
在1990年和1995年，我同夫人又回到成都，并为成都的变化，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2006年，我们向电子科大所有师生，我们的老朋友刘盛纲、顾德仁、刘树杞、张其劭、关本康以及李慎教授、张开华教授和许多其他更年青的朋友，热烈祝贺电子科大50年校庆。
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列别捷夫
2006年6月于莫斯科
附录：《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同列别捷夫的谈话摘要
清晨我们乘坐的火车快驶入成都了。成都位于中国西南部四川省，是省会的所在地。我在车厢里认识了一位苏联电子工程师列别捷夫。他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教师和顾问，这所学校刚刚建成，就位于我们将要到达的城市里。列别捷夫热情地向我们说：中国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工业和教育。他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创建过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今年2月份才破土建设，现在已经有近两千学生在上课了。
我问道：为什么学院建在远离中国工业中心的地方呢？列别捷夫回答是这样的：什么？远离中国工业中心，我给他看地图，上面标明大企业的名称，在成都没有大工业企业。列别捷夫说：您最好看看车窗外面，看看林立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就知道成都的工业发展的是多么快。当列车进入成都后，在阵阵晨雾中，确实看到了很多大的厂房、高高的烟囱。（以下略）。
（原载1956年11月17日~21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翻译 张开华：早年留苏学者，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