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悦读 | 唐代怎么处理交通肇事
公元762年，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在西域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高昌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两个8岁的孩童，被一辆奔驰的牛车撞成重伤，引出了一场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
6月份的高昌城，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市民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时，被一辆拉土坯的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唐--绿釉牛车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30岁的年轻男子康失芬。“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的长工。这个案件的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该卷宗提供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都比较完整，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事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呈辞，陈述了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向官府提出处理的要求，也就是把雇主靳嗔奴告上法庭。史拂的呈辞这样写道：
“男金儿8岁，在张游鹤店门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碾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审判君释义：史拂把文书自称牒，而曹没冒把文书自称辞。辞和牒都是文书制度的内容，在唐初本来是有区别的，一般官府的文书才称牒，像史拂这样的普通百姓只能叫辞。但到这个时候，辞牒已经不分了，所以才出现辞牒混淆的情况。
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理的。
在唐朝公文里，官员署名时，只署名不写姓氏，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位叫“舒”的官员的姓氏。接下去，舒开始案件调查。他主要是查问康失芬。
第一次，康失芬承认他赶牛车轧人的事实无误。
第二次，舒询问康失芬，为什么不制止奔跑的牛车以至于伤人如此，若有什么缘由一定要说清楚。康失芬回答说，牛车是借来的，他对于驾车的牛习性不熟悉，当牛奔跑的时候，他努力拉，但“力所不逮”，终于酿成事故。
第三次，舒问康失芬，既然事实如此，有什么打算。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死，再按法律处罚自己，就是流放三千里。
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锁劳动。
康失芬每次回答之后，都有一句“被问，依实谨辨”。这相当于画押确认一样。舒一定是同意了这个方案，请示主管，一个叫“诚”的长官签了字，表示同意。于是有保人何伏昏等人写下状子，愿意担保靳嗔奴和康失芬，如果被担保的人逃跑，担保者愿意替罪同时受杖20。最后官府同意保辜，靳嗔奴和康失芬放出，但不许离开高昌县。
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时间是六月二十二日。后来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不知各位看官注意到没，案件处理中，何伏昏等人出来担保，是把靳嗔奴与康失芬一同担保的，说明靳嗔奴也是有法律责任的。康失芬是靳嗔奴的雇工，当时叫做“作人”。雇工和雇主之间，在结成雇佣关系之前要先签订一份合同，写明彼此权利义务。但是，牛车轧人这样的事故，在合同签订时候是无论如何不能设计的，因此才由双方共同负责。
康失芬驾车伤人，唐朝法律有规定。《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因为在人众中跑车马杀人的，比斗杀伤之罪减少一等量刑。
但是，伤势尚未确定的时候，要先采取一个措施，在唐代的司法中，这叫做保辜。本案最后的处理正是用了这个制度。
这是唐代的一个法律用语，因为伤害已经形成但没有形成最终后果，所以保留罪名，先行医药治疗，一定期限之后，再行量刑处理。
《唐律疏议》卷二十一有“保辜”条款。根据规定，康失芬这个案件，保辜期限是五十日。康失芬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五十日之内金儿和想子的病情来判断。后来的情况我们已经一无所知，如果金儿和想子只要有一个人死亡，等待康失芬应该是长流三千里。因为他行车伤人，罪行处置比斗殴轻一个等级，斗殴杀人是死刑，减少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了。（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刀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康失芬行车伤人案的整个诉讼程序都是在严格的监督下来完成，这说明早在唐代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境地。对于交通肇事案件适用保辜制度，能够把人身伤害与责任挽救结合起来，责令伤害人积极地为被伤害人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地降低人身损伤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在现阶段对我国的交通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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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