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理性、包容性——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探讨
常修泽教授
摘 要
面对中国与世界出现诸种“新变局”的复杂局面，经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应该相应多样化。“中性、理性、包容性”应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第一，“中性”：事物有“正”，有“反”，也有“中”。80年代提出的“商品经济中性论”成为破解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水火不容”关系的“钥匙”；在当前“新变局”的背景下，“中性论”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第二，“理性”：不偏激，大均衡，平衡则“吉”，失衡则“凶”。在错综复杂的制度变迁中，国家如何“避凶化吉”？“两个不拘泥于”的思维可成为破解难题的“钥匙”。第三，“包容性”：“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核心是一个“容”字。包容性改革是基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探求“文明交融、特共一体”新境界的“钥匙”。“中性、理性、包容性”，这一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既得益于经济学界前辈学者的启迪，又需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情况。在这种新格局下，作为理论工作者究竟如何走向“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论探索路”，思维方式是应该而且也可以多样化的。
一、“中性论”：打开思想禁锢的一把“钥匙”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中性论”
这个“中性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老一代经济学者提出的。
改革开放开始不久，1981年南开大学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北京其他研究单位也有承担）。课题要回答“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马克思在《资本论》说，商品货币价值等范畴，“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这是我们“老祖宗”的经典思想，他们认为商品经济姓“资”，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在一起的范畴。正是基于对商品经济姓“资”的性质判断，所以恩格斯在谈到未来新社会时斩钉截铁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就意味着，一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商品经济体系就将“被消除”。
这两句是传统理论的重要观点，商品经济姓“资”，它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容的，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商品经济，反之，要搞商品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老祖宗”是不允许我们搞商品经济的，或者通俗地说，不让商品经济这个“媳妇”进社会主义之“门”。
在参与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课题过程中，笔者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益。谷老师亲自写的课题报告“前言”有句话很要紧——他说：“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关系，不论存在于哪个社会，都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我理解，所谓“商品经济的共性”堪称“共同的价值”，既不属于“资”，也不属于“社”。我问过谷先生，“共性”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中性”？他说也可以的。
经研究，我们实施了一种把商品经济与社会制度“剥离”的手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是与社会制度缠绕在一起的，跟天津“十八街大麻花”一样，“两股”拧成“一体”了。需做一个“剥离”手术，把其中的“社会制度条件”属性，与商品经济自身的“中性”剥离开来，以论证商品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它姓“商”，是个“中性”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它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它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对接结合，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这就推导出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兼容论（又称“结合论”）。
就这样，课题组以“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结合论”作为主线来撰写课题研究报告。围绕此主线，从理论到实践，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不同维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经过三年的研究和写作，完成了一篇16万字的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请注意，这里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间没有“的”字，这很关键，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只是个“条件状语”而已。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理论为改革提供某种“决策参考”
1983年6月，课题研究报告完成后，作为内部研究成果供中央有关部门参阅。没想到，后来发生了一段有趣的“缺页”故事。
1983年6月报告上报后，一直没有反馈消息。到1984年夏，谷老师接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送的报告复印件中间“缺一页”（说缺第**页），要求尽快补齐。根据安排，我把缺页迅速复印上报。当时对此并未多虑。
事隔30多年后，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先生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方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围绕是否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高层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据《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记载，“这一文件的起草于1984年6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提出了一个提纲，但这个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因此，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据张卓元先生回忆说，当时曾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搜集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材料。前面讲到的“缺页”事件恰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两个突破性观点：第一，明确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请注意，这里的“商品经济”没有带“社会制度”的前缀，揭示了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不可逾越性”这一客观规律。第二，指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考虑当时的条件，《决定》作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虽然这里仍有“有计划”三字（有一定妥协成分），但落脚点还是放在“商品经济”上。特别是，邓小平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个文件好，……讲了些新话，……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并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按照规定，课题研究报告可以公开。很快，1985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该报告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为书名正式出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六五”总结报告中，评价此书是“一部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三）从“商品经济中性论”悟出的“哲理”：“一分为三”
以上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段学术史实。从这一实践中悟出了什么？我悟出“一分为三”的哲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流行的哲学思想为“一分为二”或称“两分法”，对此记忆深刻。年轻时虽然初读老子的《道德经》，但是理解不深，更未融会贯通。商品经济“中性”论提出之后，我对年轻时候死记硬背的《道德经》相关段落开始有所领悟，并逐步豁然开朗。
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通常都认识到“道生一，一生二”，但是这并不是认识的终结；老子接着说：“二生三”，只有“三”，“才能生万物”。这就意味着，世界上的万物是由“三”生成的。我由此得出了“一分为三”的理念。
按照“一分为三”观，事物有三种形式：有“正”，有“反”，有“中”。从社会属性来说，有的姓“社”，有的姓“资”，有的无所谓姓“资”姓“社”。所以，从“商品经济中性论”而引申出的“中性论”，特别是从认识论层次悟出的“一分为三”理念，给了我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实际上已经超越经济学，而是哲学，至少是经济哲学。
后来，进一步向哲学界朋友请教，得知国外哲学界有所谓“三值逻辑”学说，该学说超越古典逻辑中的“二值逻辑论”，特别是挑战“排中律”，认为在传统二值原则（真或假）之外存在第三值——不应被排除的“中间状态”。西方哲学界这里的“三值逻辑”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学说内旨是一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属于更高层次“道”的境界，可以说是人类的共同文明。
（四）自觉运用“中性论”，坚守改革的市场取向
有了“中性论”以及哲学层次的“一分为三”或“三值逻辑”理念后，似获得一把“钥匙”，对于自身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改革过程中打破“思想禁锢”起到了“开蒙”作用。例如，1987年，应邀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中心城市综合改革研讨会，我在会上以悟出的“一分为三”观谈了对改革的看法：“现在一项办法、方式、措施出来，……‘非社即资’，渗透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应当改革。”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有的是社会主义的，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如外商投资），有的无所谓‘主义’。”“比如实行股份制等等，你说它是姓资还是姓社？我看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它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共同规律的东西，本身无所谓什么主义而言。这样的东西还有一些，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有鉴于此，我认为，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还是少谈一些‘主义’，多研究一些‘问题’”。的确，改革初期“非社即资”渗透到我们脑子里边，老一辈学者带领我逐步转变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
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改革出现了逆转，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思潮，一些经济学家也有意或违心地批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上。顶着当时的政治压力，谷书堂教授说“咱们要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守住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于是带领我共同撰写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
该论纲明确提出：第一，“商品经济不属于某一种社会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或者说是‘中性’的生产方式”（在此把“商品经济中性论”的旗号亮了出来）。第二，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结合论”，强调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取向。这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顶着压力，在1990年《经济研究》第6期公开发表，《新华文摘》当年第9期全文转载。
一年半以后，邓公南巡，讲话的基调是市场不姓“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虽然《论纲》这篇文章还是讲的“商品经济”（还不是市场经济），不过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市场取向。这是在自觉地坚守和运用“中性论思维”。对《经济研究》编辑部在历史关头所表现出的时代责任感和理论勇气，我在2018年《经济研究》复刊四十年大会上向他们致意。
《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在《经济研究》公开发表后，曾有人对商品经济“中性”论“与谷书堂、常修泽商榷”（不是批判，而是商榷）。由此反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商品经济中性论”还是存在分歧的，这就涉及到商品经济能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深层问题；而两者能否结合又进一步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中性论”的深层意义恐怕也就在这里。
（五）20世纪80—90年代：用“中性论”解开体制“死结”
有了“中性论”这个理念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改革开放中一些问题的认识迅速打开“死结”。例如，1987年提出“股份制中性论”，原话是：“实行股份制等等，你说它是姓资还是姓社？我看它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它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共同规律的东西”。十年后，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明确写道：“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股份制中性论”正式载入权威文献。
除“股份制中性论”外，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中性”范畴。南开大学李维安教授，专攻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把这一“中性”范畴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出成效。与公司治理结构类似，现代企业制度也是“中性”范畴，经济学界的朋友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用“中性论”打开思想禁锢方面，南开大学徐振方教授做过大胆尝试。他在1986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经济》，指出：“资本经济是个一般范畴，是其特殊历史形态所具有的共性”。“资本经济中性论”打破了资本经济姓“私”、姓“资”的死结，理论上是有突破性的。
正是受徐振方老师观点的影响，我在1990年主持完成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中性论”，针对过去说的“资本主义称资本，社会主义称资金”的说法，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称“资本”，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都应该按照资本的规律来运作。1992年，我把“按照资本的规律来运作”这一理念运用到我国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中，提出了《按“资本化规则”重塑我国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的内部研究报告，并通过新华社“内参”报送中央有关部门，供决策部门参考。
（六）大变局下：“中性论”如何应用于新的实践
当前我们面临一个时代之问：“世界大变局下，中国怎么办？”在这个大标题下，我们应如何坚持和运用中性思维，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谈以下几个焦点问题。
第一焦点，关于“竞争中性”问题。
这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命题。其实，如上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有过“中性论”。当然，“竞争中性论”命题有其新意。从现有资料看，较早提出“竞争中性”原则的是澳大利亚《竞争原则协定》文件，后来OECD对此进一步拓展。近来国内着力推动这一原则的是高尚全先生。他最近力主“两个中性论”。第一个是“竞争中性”；第二个是“所有制中性”。对第一个中性，这是人类应普遍遵循的一个原则，我表示赞同。至于“所有制中性论”，我理解其出发点意在消除“所有制歧视”。考虑到中国现在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对其出发点应给予肯定。但是要概括成“所有制中性论”，则与经济学相关理论还是有些出入。因为根据我的理解，所有制本身——国有也好，私有也好，外资也好——都是有其社会属性的，不宜表述为“中性”，不然可能会引起误解，甚至“授人以柄”。以我之见，可否用这样一个提法来表达其意涵，即政府应该用“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不同属性的所有制，可将此概括为“政府中立论”，就是不要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采取差异性态度，而应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
与“竞争中性”和“政府中立论”直接相关，是国企补贴问题。这是中美贸易谈判的另一焦点，它涉及“公平竞争”问题。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把内外打通，通盘考虑。
这里提供一组实际数据。根据《中国会计年鉴2016》发布的有关资料：东三省的地方国有企业一共7076家，净资产1.1万亿元，加上银行负债和企业其他负债，总资产2.8万亿元，年销售收入5816亿元，而从效益指标看，全年亏损额达到52.7亿元。三个省的盈利面，分别是48%、45%、55%。当然，非盈利企业中，有一些是没有业务的空壳企业，但值得关注的是亏损企业特别是连年亏损的“僵尸企业”。亏损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对国有企业补贴这个问题？
有关部门的同志说：“我们没有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给国有企业额外补助”（2019年3月9日）。这里出现三组对应的范畴：“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特殊安排与非特殊安排”“额外补助与非额外补助”。我认为，除了国际上按市场经济体制通行的“合理补贴”外，其他应该按照WTO的“反补贴协议”，不论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特殊安排的”还是“非特殊安排的”，“额外补助的”还是“非额外补助的”，都要取消。即便是合理补贴，也应遵循透明原则，将补贴置于明处，防止“暗箱操作”，免得在国际交往中被人冠以“非市场经济行为”。至于取消补贴后“僵尸企业”的有序退出问题，尤其是人员安置和债务化解的矛盾，需要认真研究，妥善处理。
第二焦点，关于“制度型开放”问题。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如何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战略命题。
所谓“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概而言之，是以下“五流”双向开放，即资本流、技术流、信息流、产品流和产业流，这是前40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
在新的变局下，下一步要推动由这种开放模式，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模式转变。当然，商品和要素领域还得继续开放，但是要有新的追求，要战略升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探究的字，就是制度型的“型”，而不是制度性的“性”。这个“类型”的“型”字，与“性质”的“性”字是有区别的。“型”，外在的东西更多一点，而“性”，内在的东西更多一点。当然，随着制度型开放的推进，有些问题也涉及到一部分“性”，但现在的重点在“型”。制度型开放，我认为也属于“中性论”的一个重大应用。
第三焦点，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2019年4月，我在一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报告中指出，“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纷繁复杂的矛盾中，中国应该明确什么样的总目标呢？应该锁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亮点’，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可惜现在有关方面讲得不够。”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认为，单就不带制度前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范畴而言，与商品经济一样，也是一个中性范畴。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然它是个中性范畴，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全可以拿到中国来，为我们所用，如同高铁的车厢一样。但是在拿到中国来的时候，需要在它前面挂上“火车头”，加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论”。注意，社会主义之后不带“的”字，是一种制度条件状语，即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框架。
归纳一下，大变局下有三个突出的焦点，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转型升级。第一个焦点问题是关于“竞争中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政府中立论”和国企补贴问题。第二个焦点问题是关于“制度型开放”问题。第三个焦点问题是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二、“理性论”：如何在复杂体系中保持“战略均衡”
（一）第一本独著《人本体制论》：尝试“理性”思维
1986年11月，南开大学组织向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申报课题。受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启发，在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我提出了“关于创建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后来到北京后继续研究这一课题，并出版了自己关于人本经济学的第一部专著《人本体制论》。在这部专著里开始尝试一种理性的思维——“题记”前两句写道：“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浸蚀”。
当时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压抑是非常严重的。1992年，我在《南开经济研究》“关于市场经济的笔谈”专栏发表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一文中指出：“现在束缚和抑制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主要问题有三：（1）由行政运行造成的各种公开的和变相的行政依附（包括人身依附）；（2）由非市场关系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地位不均等甚至某种特权；（3）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封闭、狭隘”。这是第一个指向：“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压抑”。另外一个，就是“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的“金钱本位论”，或者称作“物本位论”。我个人在研究这个问题过程中，试图寻求一种战略理性：一方面排除“权力本位”，另一方面排除“物本位”，争取实现“两个超越”。
“至于在未来某个虚拟世界的体制下，人性会不会被过度纵欲而扭曲，尚不得而知；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题记”的后半段表达了一种对未知的期许。
（二）2006年《力排两种干扰》：寻求改革的平衡点
2004年开始，围绕改革走向，出现激烈争议。当时情况错综复杂。所谓“错综复杂”：一方面，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社会上滋生了一股超出“反思改革”和“部分纠错”的界限，实则“全面否定改革”的思潮，蕴含着一种令人忧虑的“左倾化”倾向；另一方面，有些人曲解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假借“市场化改革”的名义塞进个人及某些利益集团的私货，我把此称为一种“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倾向。针对上述两种倾向，在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2期（1月12日）发表了一篇《力排两种干扰》的文章，力陈“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排除否定改革的‘左倾化’和败坏改革的‘伪市场化’两种干扰”。文章结论：“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来自上述两方面的干扰，促进改革健康、稳步的发展”。这里强调“保持清醒的头脑”，就是试图以“理性思维”在复杂体系中保持一种“战略均衡”。
（三）“正则吉，歪则凶”：国家如何“避凶化吉”
对于在复杂体系中保持“战略均衡”这个体悟，我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来审视，引申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来“排除两种干扰”？或者说，如何想方设法在不同的“选项”中寻找均衡点？这是我逐步形成的治学理念。
讲到均衡，中国古代甲骨文的两个象形字——“吉”字、“凶”字，颇能点题，从中可以悟出一个“正则吉，歪则凶”的哲理。据《说文解字》讲，“吉”字，上面一横一竖，横平竖直，“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十”字是歪斜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这是中国老祖宗在创造汉字中所蕴涵的大智慧。
在目前世界大变局当中，整个国家尤其是高层一定要掌握战略平衡，千万不能往某一个方面去歪。既不能听从权贵主义的主张，也不能听从民粹主义的主张，否则就会误国的。怎样避凶化吉，按照上面的思路，应找到战略平衡点。这两个字的哲学原理，在我的《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有专门阐述。
（四）2018明确提出“战略理性”：两个“不拘泥于”
悟出“正则吉，歪则凶”的哲理后，在研究中就有意识寻找这个平衡点，特别是战略平衡点。2018年带领研究团队出版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前言的第一页第一行，就说“这是一部用战略理性思维研究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的学术著作”。它“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单一国家所有制结构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某些发达国家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的探求”。
所谓当代一种新的所有制结构，除了宏观层面的所有制结构外，就微观层面的企业而言，我特别看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形式，尤其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与资本联合相结合的新型集体经济”。像深圳的华为，我曾调研过，它有18万员工，其中11万职工入股，而任正非先生只占1.24%，所以华为搞得红红火火。不久前再次到了深圳，就中央最新部署的“先行示范区”进行调研。进一步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和谐关系是开放倒逼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由此观之，华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与资本联合”，不仅是对所有制结构的一种新探究，而且是在当代世界“劳资关系偏于紧张”的情况下，自觉寻求劳动与资本平衡关系的一种制度性举措。
（五）大变局下的“战略理性”论
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当代中国和世界问题，一定要有战略平衡思维，尤其是在世界和中国面临大变局的情况下，更要坚持战略理性，避免非理性。我提出的观点，简称“寻求多元选项的均衡点”。“选项”二字很关键，如果不在“选项”之内，可以不必考虑。
从外部来说，“寻求多元选项的均衡点”，要寻求对外交往与国家根本利益的均衡点，第一，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和交往；第二要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2019年3月中国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立法机构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公平竞争，反对所有制歧视等，回应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关切，也具有理性。4月2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根据个人的分析研究，这是中央第一次使用“倒逼”这个概念，与此前使用的“推动”“促进”等用词相比，更深刻、更有震撼力。这是中国在大国博弈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具有战略性的理性回应。当然，在倒逼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守住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底线。核心问题就是寻求这样一个对外交往与国家根本利益的均衡点。这是外部。
从内部来说，在“五环式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努力寻求各自的均衡点。具体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体制改革，要寻求“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体制改革，要寻求多元阶层与“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体制改革，要寻求中西“文明融博”的均衡点；生态体制改革，要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人本体制论》一书曾形象地把它比喻成“在两个鸡蛋上跳舞”，这是我在南美玻利维亚考察时得到的一句南美谚语，结合中国实际，即“在市场化和公正化两个鸡蛋上跳舞”。如果踩破了市场化这个“鸡蛋”，中国必然倒退；如果踩破了公正化这个“鸡蛋”，中国可能出现动乱。所以在这两个“鸡蛋”上一定要保持均衡。当然，市场化不能搞成权贵主义，公正化不能搞成民粹主义。南美实践表明，上边越权贵，底下越民粹；底下越民粹，上边越权贵，两者是恶性互动的。这方面现在面临着令人忧虑的情况。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同时把握“深刻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平衡点。邓小平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给我们一个大体框架，需要在“一场深刻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之间寻找战略均衡点。这里，要“把最大政治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当前“最大政治公约数”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于社会体制改革，这方面要寻求多元阶层与“社会共生”的均衡点。中国现在社会已经分层，而且阶层分得清楚，这点不用隐晦。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协调？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书中提出了“社会共生论”，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要让每一个群体都有活路。经过“社会共生”，各得其所，再逐步达到社会和谐。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生态体制改革均衡点，不展开分析了。这就是在大变局下如何保持战略理性的几点思考。
三、“包容性”：寻求“特共一体”新文明
最后谈谈包容性，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曾提出包容性思想、包容性制度和包容性运作。这里简单谈几点。
（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秘诀是“知常容”
当年读老子《道德经》的时候，对第16章的九字箴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印象特别深刻。这里的“王”字是“领导、管理、统治”的意思。那么，怎样当一个好的领导者呢？老子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公道。怎样做到公平、公正呢？老子说胸怀要宽广，容量宏大，包容五湖四海，办事就公平、公道。怎样才能做到容量大呢？核心是要把握“知常容”中的“常”，这里的“常”就是常规、客观规律。只有掌握了常规，知道这个社会怎么发展，人类怎么进步，自然界怎么演化，全部了然于胸后，胸怀就宽广、豁达了。由此可见，《道德经》是一部治国安邦的经典之作，当好一个领导者最核心的秘诀就是把握这个“知常容”。
（二）马克思的名言：玫瑰花、紫罗兰都有芳香
只讲中国古典哲学的老祖宗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讲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曾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注意这句话很有哲理，就是说，玫瑰花有玫瑰花的芳香，紫罗兰有紫罗兰的芳香，不要求此花香和彼花香一样。既然如此，马克思后边说的这句话石破天惊——“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把这个理论依据写到《包容性改革论》一书里。
综上，一个是老子的《道德经》，一个是马克思的“千姿百态论”，两者共同构成《包容性改革论》的理论依据。
（三）包容性的经济表现：所有制结构包容
包容性，在经济领域最集中的表现为所有制结构上的“共同经济基础论”。2010年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中，分析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用了八个字概括：“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得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在中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它们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2013年10月，在《包容性改革论》第五章“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中进一步阐述了此前提出的“共同经济基础论”，写道：“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我认为这样一个带有排斥性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基于此，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这样一个研究，书中提出“包容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包容性改革论》出版之后，《北京青年报》以这一章内容为基础，发了一个长篇访谈，题为：《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刊出。这本书和这个访谈出来后，引起了社会关注和讨论。
2018年11月1日，中央主持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里的“我们”是谁？作为中央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要素”的“制度”是什么？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党，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东西。
2019年5月17日，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继续从四个维度再探讨。第一个维度，历史维度。从1949年《政协共同纲领》论起，曾经被概括成“综合经济基础论”。第二个维度，理论维度。包容性体制与排斥性体制，两者各有优劣，但是算总账，“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第三个维度，实践维度。用“两只眼睛”看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一只眼睛看经济流量指标，一只眼睛看资产存量指标。归结两句话：“经济流量指标——民营经济超半壁，资产存量指标——国有资产仍然占大头”。第四个维度，国际维度。从中国和世界大变局来看，“共同经济基础论”符合“特共一体”的总体趋势。
（四）探寻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这里给大家提供几个不可忘记的数字。2016财年，美国发出的投资移民签证是9947张，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同胞有多少？公布的数字是7512张，占75.5%。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原因固然很多，财产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是一个症结问题。结合我了解的上述情况，于2017年1月10日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点意见》（内部研究报告）。2017年7月3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大家手笔”专栏，摘发了《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一文。
中共十九大前夕，即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公布。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第二天即9月26日，中国改革论坛网将上述内部报告“予以公开，供研究参考”。9月29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以近整版的篇幅转载上述报告并加了编者按。
从现实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个规律。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我们虽然排斥了一些该排斥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也排斥了一些不该排斥的东西，要增强包容性。
（五）大变局下：文明包容与“特共一体”
在《包容性改革论》中，我引用了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大段名言。简言之，他说，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根”，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命运”。他说文明是“等价”的，文明是“多元”的，文明是应该“包容”的。斯宾格勒的话对我颇有启发。所以2018年5月在《经济研究》高峰论坛上，提出了“寻求特共一体新文明”的问题。
党中央早已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最关键的词是“特”。同时，中共十八大又提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然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否则这个共同体就没有根基了。现在中国“特”表现得比较充分，但是对“共”的认识不到位。能不能做到“特共一体”？能不能在当今世界大变局情况下逐步实现中外文明包容，进而交融？从包容性理念出发，我在努力寻求把这两个理论对接起来，并且予以打通，以实现“特共一体”。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特共一体政治经济学”，笔者愿与经济学界同仁为建立“特共一体政治经济学”作出努力。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