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刘跃进研究员
摘 要
《玉台新咏》是中古时期最重要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从古体到近体的重要转变，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成书年代、版本流传、性质与价值及其对后代的重要影响，也是中国诗歌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死，萧衍次子萧纲立为皇太子。据说，如同乃兄编纂《文选》一样，萧纲也下令编选了一部文学总集，题名《玉台新咏》，唯收录仅限于诗。
一、《玉台新咏》的编者、名称及成书年代
（一）《玉台新咏》的编者
徐陵编《玉台新咏》不见《陈书》本传记载，加之版本系统比较紊乱，如在传抄传刻过程中，有意无意加以附益，结果失去原有面目。在明代刻本中，像吴兆宜注本所据的那种通行本子，竟比原来宋刻本多出近二百首。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明刻本收有庾信入北、阴铿入陈以后的作品。另外，称萧衍为“梁武帝”，徐陵本人署曰“徐孝穆”而不称名（其实，古人自称字之例很多，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条）。所有这些情况，都足以使人怀疑《玉台新咏》的编者不像是徐陵。推终原始，这种怀疑肇自明代。明代寒山赵均覆宋本跋曰：“凡为十卷，得诗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几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诗，本集俱阙，独存此宋刻耳。虞山冯己苍未见旧本时，常病此书原始梁朝，何缘子山厕入北之诗，孝穆滥擘笺之咏？”至近代，甚至有人将此种种怀疑坐实。20世纪40年代，詹锳先生撰文推论《玉台新咏》编纂缘由，认为梁元帝萧绎的徐妃失宠后，徐陵专门编成此集以“供其排遣”。《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此书作者为徐瑗。据此，胡大雷认为《玉台新咏》就是徐妃所编，因为徐妃本名瑗，字昭佩。她懂文学，与《玉台新咏》中的重要作者徐君蒨为同胞兄妹，且在西府有撰录艳歌的经历。章培恒先生则认为《玉台新咏》的作者为陈后主宠妃张丽华。如果承认此书编成于中大通五六年至大同初年间，则序中开头一段都是有关皇宫的典故，与荆州刺史萧绎身份不符。如果说成书于梁末，至少萧绎在位时，当时梁未亡而简文已亡，元帝追谥“太宗简文皇帝”，徐妃却称为“皇太子”，显然不可信。所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版本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据《隋书·经籍志》《艺文类聚》卷五十五，都说《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隋书》《艺文类聚》都是初唐人编的书，尤其是《艺文类聚》的编者欧阳询乃陈代官员欧阳纥之子。欧阳纥于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因叛陈被杀，欧阳询虽“以年幼免”（《陈书·欧阳纥传》），但从这一年起到陈亡，还有19年的时间。至于徐陵之死，则在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就是说，公元570年欧阳询“年幼”至583年已过去13年。徐陵死时，欧阳询已成为青少年，而且徐陵的官位文名均显赫一时，可见欧阳询对徐陵的情况不大可能弄错。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中批驳一些人怀疑《玉台新咏》非徐陵编的意见，是信而有征的。至于此书的编选，萧纲为什么没有选用追随他20多年且以宫体诗创作闻名的徐摛，反而起用比自己还年轻五岁的徐陵？而且，在《玉台新咏》十卷中只有徐摛的诗一篇也未采录，而萧纲文学集团中其他人如庾肩吾、刘遵、刘孝仪、刘孝威等人作品，或多或少均有入选，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梁书·庾肩吾传》载：“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孝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在这些人中，徐摛在萧纲七岁时是由周捨推荐而最早追随的，其后始终相随。不仅如此，据《梁书》记载，“宫体诗”的名号也是以他为起点的：“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447页）这样一个人物，确实应当是编辑这部以同人诗为核心的艳诗选集的最合适人物。但之所以未能参加编选，可能的解释是，在编《玉台新咏》时，徐摛不在京城。因为据《〈法宝联璧〉序》中说，中大通六年（534），徐摛的官职是“新安太守前家令”。就是说在写序时，他还在外地。那么，大致同时或稍后成书的《玉台新咏》的编纂，他自然是不可能参加了。至于《玉台新咏》何以不选徐摛任何一首诗歌，这就比较难以理解了。梁武帝曾对徐摛的宫体诗创作大为不满，专门召对质问，但徐摛前来见时，“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447页）以宫体诗名世，而徐摛现存诗仅六首，几乎都是咏物，是靠类书零碎保存下来的。《梁书》《南史》本传都没有记载他有别集行世，《隋书·经籍志》更是无从著录了。对此，日本学者兴膳宏《〈玉台新咏〉成年考》有两种推测：或者是徐陵为避嫌而有意不选父亲的作品，或者是徐摛的作品在此之前已遭销毁。看来，这永远只能是一个谜了。
（二）《玉台新咏》的名称
《玉台新咏》是最通行的书名。最早著录此书的《隋书·经籍志》即用这一书名：“《玉台新咏》十卷，徐陵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著录为《玉台新咏》。其后，各家著录，大都如此。因此《玉台新咏》是原书名，这一看法似乎历来无人怀疑。不过，徐陵编辑这部诗集，未见《陈书》《南史》记载，其原名是否即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玉台新咏》？如果这部书没有所谓的异称，这也许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唐宋学者多次称《玉台新咏》为《玉台集》，而且，还有称《玉台新咏集》者，何者为原名？似乎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给予关注。
先说《玉台集》之称。
最早见于刘肃《大唐新语》“公直第五”记载：“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元和姓纂》亦称梁有闻人蒨，诗载《玉台集》。又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又有“玉台体”条。作者解说曰：“《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又“盘中”体条：“《玉台集》有此诗，苏伯玉妻作，写之盘中，屈曲成文也。”则严羽所见《玉台新咏》很可能即题名《玉台集》。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刘孝绰集》也称：“其三妹亦并有才学，适徐悱者，文尤清拔，所谓刘三娘者也。今《玉台集》中有悱妻诗。”陈振孙在同书中或称《玉台新咏》，或称《玉台集》，或许当时即有此两种名称。《郡斋读书志》在著录《玉台新咏》同时还著录了唐代李康成《玉台后集》，《直斋书录解题》亦然。从这部书名来推断，《玉台新咏》又名《玉台集》唐时已如此。《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一著录有《广玉台集》三十卷，当也是承《玉台集》书名而来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为：“《隋志》已称《玉台新咏》，则《玉台集》乃相沿之省文。”此说未必尽然。既然是省文，就不应该再加“集”字，因为《玉台新咏》和《玉台集》两者间似未有省文关系。但是，如果说此名是《玉台新咏》第三个名称的省称，则在情理之中。
第三个名称是《玉台新咏集》。
最早见于赵均覆宋本陈玉父跋：“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于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说：“所云旧京本，当为北宋时所遗而此乃重刊于南宋者。”这至少说明，在北宋即有此名。钱曾《读书敏求记》也著录有《玉台新咏集》，章钰校：“《读书志》《直斋书录》均无‘集’字，集字应删。”此校未必妥当。因为北宋本即有此书名，当渊源有自。《玉台集》当是《玉台新咏集》的省称，这似乎不难理解。甚至，《玉台新咏》也是此名的省称。从中古文学总集的编纂情况来看，同一书名增加字数，多数情况下是加入作者名，如《文选》又称《昭明文选》。从这个时期的材料来看，在书名后增字似还不多见。因此，《玉台新咏集》很可能就是原名，而《玉台新咏》和《玉台集》并为其省文。
历代著录《玉台新咏》，核心词“玉台”二字没有变化。“玉台”二字始见于张衡《西京赋》：“朝堂承东，温调延北。西有玉台，联以昆德。”薛综注：“皆殿与台之名也。”《汉书·礼志二》：“游阊阖，观玉台。”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玉台，上帝之所居。”王逸《九思》也提到玉台，同样是指天帝所居的地方。魏晋之后，“玉台”的含义有所变化，主要是指贵族妇女的居所。梁简文帝《临安公主集序》：“若夫托构陈之贵，出玉台之尊。”由此推断，《玉台新咏》是为后宫妇女阅读而编。
（三）《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
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三“公直第五”载：
（唐）太宗谓侍臣曰：“朕戏作艳诗。”虞世南便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曰：“卿恳诚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乃赐绢五十疋。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研究《玉台新咏》，从明代的赵均到今天的研究者，都引用此说作为考订《玉台新咏》的编定时间、编撰作者及编选目的的重要原始材料。
刘肃唐人，上距梁代约近三百年，其记载最可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萧纲“晚年改作”说，一是所谓“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萧纲二十九岁至四十七岁为太子，如果上述材料所说的“晚年”是指四十岁前后，则可以推知《玉台新咏》当编成于公元542年前后。但是刘肃的记载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之处：说萧纲晚年悔作艳诗，欲追改之，何以又编“但辑闺房一体”、“撰录艳诗”（徐陵《玉台新咏序》）为十卷的《玉台新咏》呢？这里所说的“以大其体”是什么意思呢？对此，学者们有过种种推测。最通常的解释是，这是将宫体诗推广到前代，将历代同类言情之作也收录进来，使这个选本既包括了宫体，也包括了其他一些流派和风格，这样就扩大了艳诗的范围和影响，为宫体诗找到了历史的根据。总而言之，“以大其体”就是为宫体诗张目。然而我们从书中却丝毫看不出萧纲有任何“追悔”的迹象。《南史·简文帝纪》说他“雅好赋诗，其自序云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帝文伤于轻靡，时号宫体”。如果萧纲晚年确实悔其少作，并见于言行，自是他平生亡羊补牢、改弦更张的一件大事，本纪似乎不应按下不表。又《南史·徐陵传》先说：“简文帝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使陵为序。”又说：“令于少傅府述今所制《庄子义》。”但偏于徐陵编《玉台新咏》事不著一字；今本所载陵序，对成书本末有所交待，却丝毫不提他受命编书并负担着矫正文风的责任。看到这些矛盾，于是又有种种新的推测：有的以为此集编成于萧纲为太子之初，即公元531年前后；有的以为成书于太清二年，即公元548年，萧纲死去的前一年。在诸多考述文章中，兴膳宏《〈玉台新咏〉成年考》最值得重视。兴膳宏先生敏锐地注意到，萧绎《〈法宝联璧〉序》后罗列的三十八位编者的名单，有六人同时出现在《玉台新咏》卷七、卷八。《法宝联璧》与《玉台新咏》虽同为萧纲下令编写，但两书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的名字在两书中重出，本来也许是一种巧合。但问题是，湘东王萧绎、萧子显、刘遵、王训、庾肩吾、刘孝威这六人的顺序，《玉台新咏》《〈法宝联璧〉序》所载完全一样。再看卷九所收杂言诗，所据原则与此前五言诗部分相同，最初是从汉代到梁代按照时代逐一排列，但到了梁代中途皇太子圣制诗出现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成为由皇族而臣下顺序排列。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法宝联璧〉序》中三十八人是按照各人在朝廷的地位排列的。而《玉台新咏》卷八正是将《〈法宝联璧〉序》中还活着的人们按照地位的高下相随排列。《〈法宝联璧〉序》有明确记载，作于中大通六年，因此，“《玉台新咏》卷七、八是在距中大通六年前后不久的时期进行编纂的，收集了当时还活着的人们的作品。”“或者还可以扩而广之，说全部《玉台新咏》编定于中大通五六年间，至少我个人认为可成铁案。”
当然，《〈法宝联璧〉序》所列三十八人，也有少数例外情况。如王规、褚球、徐喈等的职位次序，就与《隋书·百官志》的次序有所不合。因此也不能排除此书编纂或前或后于中大通六年的可能。从这部书所录作品来看，似确有大同初年的作品。如卷九有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诗，据有些学者考证，疑是别人嘲刘孝绰之作。不管是否如此，但据《梁书·刘孝绰传》，刘孝绰卒于大同五年（539），而元景仲任广州刺史时间，据《梁书·元法僧传》载，是大通三年（529），被征还则是“大同中”。那么，此书所选作品，大约最迟作于大同初。再就编者徐陵的行迹看，徐陵曾任上虞令，被御史中丞刘孝仪所劾，免官。此后过了较长时间，他才“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其后又与萧纲有所往来。再往后，他还做过“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太清二年出使东魏，直到承圣四年（555）北齐送萧渊明还梁时，他才回到南方。至于他出任“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的时间，《陈书》本传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有关史料可以推断在大同三年至五年（537—539）之间，因为湘东王即梁元帝萧绎任镇西将军，前后凡两次。第一次是在大同三年。那时他在江陵做荆州刺史，大同五年被征还建康，直到太清三年才第二次任镇西将军，又赴荆州。考《梁书·侯景传》，梁元帝与东魏连和是太清二年二月的事。如萧绎第二次赴荆州时徐陵在江陵，朝廷不可能远从江陵调一个藩王的僚属去充任使节。所以他赴萧绎幕下的时间，应在大同三年至五年这个时期。再说《梁书·刘潜传》载，刘潜（字孝仪）为御史中丞，正是大同年间的事。那么，徐陵被劾前，还曾任上虞令。以此推知，他编定《玉台新咏》应在大同初年。也有学者从《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编辑体例推断徐陵能为萧纲编《玉台新咏》的时间就在中大通三年至大同二、三年之间。还有学者认为徐陵任东宫抄撰学士在大同二年，而《玉台新咏》所收作品又有大同二年以后的作品，则《玉台新咏》的成书，不得早于大同三年。
不过，终究有一个问题令人费解，徐陵的父亲徐摛作为东宫的重要诗人，而且是“宫体”诗的核心人物，徐陵在编撰《玉台新咏》时却没有收录其父亲的诗歌，这是该书成于梁代最可值得怀疑的一点。徐摛写诗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当他任职东宫后，东宫的同僚争相效仿他，甚至皇太子萧纲也倾心模拟他的风格。如果说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是奉皇太子萧纲之命，那么这时徐陵父子俱事东宫，徐摛作为宫体诗的代表人物，徐陵将他遗漏无疑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能跳出唐人设置的藩篱，将《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往后推，上述一些疑问就比较容易得到解释了。
徐摛除了出任新安太守外，直到大宝二年去世，他的后半生主要是在东宫度过的。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宫廷内部流传，这些作品，正如徐陵序所说“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属于深宫之秘籍。然而这些典籍在侯景之乱，特别是在江陵之乱中几乎毁灭殆尽。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记载：侯景之乱时，简文帝萧纲数次梦见秦始皇又要焚烧天下书籍，等到侯景攻入首都建康后，果然将秘书省所藏的图画书籍付之一炬。幸而文德殿内的藏书完好无恙，于是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萧绎便将这数万卷图书全部搬运到江陵。然而过了三年多后，西魏派于谨率兵攻陷江陵，萧绎被魏兵执拿，于是降魏。就在萧绎投降前，聚集了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全部烧毁。见到烈烈火焰，嗜书如命的梁元帝悲从中来，冲动之下就要投火俱焚，被宫嫔牵衣才得幸免，于是举起吴越宝剑要将殿柱砍折，长叹一声说：“萧世诚竟落到如此地步！儒雅之道，今夜就要断绝了。”焚书的火焰熄灭后，于谨等从灰烬之中，又收检出书画四千余轴，送回了长安。
从此记载来看，徐摛文集很可能在江陵之乱的两次毁书中消亡，所以没有在《梁书》本传、《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从现存诸本《玉台新咏》的作品收录情况来推测，它的编选，至少应当是在公元554年的江陵之乱后。而徐陵在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才从北方随萧渊明回到江南，则此集的编纂又在其后。从本年到陈霸先代梁称帝的公元557年，其间兵戈相继，战火未熄。徐陵作为军中幕府，参议戎事，草写军书，是断无此种雅兴去“撰录艳诗”的。由此来看，《玉台新咏》之编录，只能在徐陵入陈之后才有可能。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谈到，他编选的缘由，是因为“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他似乎有意网罗众制，用以保存一代诗歌文献。不过，这时已经有许多作品散佚失传，就包括像徐摛这样最能反映梁代诗风的诗人作品，当时也已邈不可得。徐陵编辑《玉台新咏》时，自然无从收录，只能付之阙如。这是此集未收录徐摛诗歌唯一可能的解释。
晏殊《类要》卷二一引李康成《〈玉台〉后集序》：“太清之后以迄今朝，虽未直置简我古人，而凝艳过之远矣。”李康成唐人，所见材料证明《玉台新咏》至少成于梁代末期。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冯舒，曾怀疑道：既然《玉台新咏》编成于梁代，可书中为什么收录了庾信入北和徐陵入陈的作品呢？同时的寒山赵均在小宛堂覆宋本《玉台新咏》的跋语中解释说，这是后人有所更定改动造成的。然而如果此书编于陈代，则冯舒的疑问也就比较容易得到解释了。因为当时徐陵之子徐报（徐陵之子徐俭，《南史》本传说“俭一名报”）曾出使北方，与庾信见过，庾信为此作了《徐报使来止得一见》一诗，所以《玉台新咏》中所收录的庾信在北方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后人缀拾，极有可能是被徐报带回南方的。庾信《寄徐陵诗》“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时。莫待山阳路，空闻吹笛悲”，运用魏晋之际向秀为嵇康枉死而作《思旧赋》的典故给徐陵写此诗，似有托付之意。徐陵编辑《玉台新咏》收录庾信后来入北之诗，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至于此书具体编于陈代何时，文献不足，只好存疑。
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玉台新咏》十卷不一定是一次完成的，有可能产生于不同时间，成于不同人之手。从目前排序看，前六卷所收基本上是梁代以前的诗作，大体以作者年代先后排序，五、六、七、八卷所收皆梁代作品，但是又有区别。五、六两卷在卷的编排上基本维持前四卷的齿序标准。而七、八两卷确有可能是依各自身份地位排列。第十卷是五言古绝句，以梁武帝为界，前面的诗人排序与前六卷相同，此后排序又同于第七、八卷。其中，何曼才之后的五人可能都是入陈之人，虽对他们的官职情况多不了解，但王叔英妻后又有戴皓，亦不同于第八卷将妇人置于最末的做法，可能考虑到卒年先后这一因素，估计这部分应经过陈人的又一次编辑。
二、《玉台新咏》的版本
有关《玉台新咏》的版本情况，刘跃进《〈玉台新咏〉版本叙录》、昝亮《〈玉台新咏〉版本探索》、傅刚《〈玉台新咏〉版本补录》、谈蓓芳《〈玉台新咏〉版本考》《补考》等文，论列非常详备。各家所见，都推收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的唐代写本残卷《玉台新咏》为传世最早版本。该本起张华《情诗》第五篇，讫《王明君辞》，共五十一行，前后尚有残字七行。书题已佚，据所录诸诗，都在《玉台新咏》第二卷之末，其次第顺序与今各本相同，由此可知这是《玉台新咏》的残卷，与今本比勘，歧异之处甚多。
宋刻迄今未得一见。这使人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有清一代，宋版犹有流传，而且还不止一部。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博洽多闻，他在《香祖笔记》中称“此集（即《玉台新咏》）余在京师曾见宋刻，今吴中寒山赵氏翻刻本可谓逼真”。又，《天禄琳琅书目》也著录了四部宋刻。前集“宋版集部”卷三著录了两部宋刻，于敏中称：“前陵序，后宋陈玉父序。永嘉陈玉父后序称《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所云旧京本，当为北宋时所遗而此乃重刊于南宋者。陈玉父无考。按宋永嘉陈埴、陈宜中诸人，或以道学称，或以风节著，则知永嘉陈氏系宋望族。玉父之刻是书，雠校周详，摹刻精好，亦可谓深于好古，不陨家声矣。”另一部宋刻《玉台新咏》“与前部系出一版，密行细字，仿巾箱本式而尺寸加盈，制极精雅，其摹印亦属良工，故清朗照人，可谓合璧。明王鏊藏本，有济之印”。“后集”卷七又著录了另外两部，彭元瑞称“诗前有陵自序，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跋。是书明代刻本增益颇多，此本真宋椠可信”。第二部“同上系一版摹印，后跋脱佚。泰兴季氏藏本”。由此来看，后来所传宋本《玉台新咏》，多本于陈玉父刻本。于敏中谓陈玉父无考，今人陈乐素认为即南宋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其言甚辩。
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著录的是当时皇宫内的藏书。令人遗憾的是，据1926年故宫博物院所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载，二百余种宋元明版书籍及一千余件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皆属天禄琳琅秘籍精品，大都移运宫外，不知下落。其中就包括《天禄琳琅书目》记载的四部宋版《玉台新咏》。就今日所知，其前集著录的两部宋版《玉台新咏》已毁于嘉庆二年（1797）秋乾清宫大火之中，而后集的另外两部宋版则至今在全国各大图书馆还未发现有收藏。其下落如何，仍不得而知。
因此，除一部唐写本残卷外，现存早期《玉台新咏》版本都是明代刻本，以明代五云溪馆本为较早，但以明崇祯寒山赵均覆宋本最为学者重视。清代刻本在版本方面，多从明刻而来，没有更新的发现。从现存三十多种版本看，关于《玉台新咏》的卷数，各家著录均为十卷，并无异词。但各卷分篇却颇有异同。根据现有明刻，《玉台新咏》的版本系统大体上不出陈玉父刻本和郑玄抚刻本这两个版本系统。
（一）陈玉父本系统
就刻本而言，目前所知，陈玉父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陈玉父跋见于赵均小宛堂覆宋本、五云溪馆本及万历张嗣修巾箱本：
右《玉台新咏集》十卷。幼时至外家李氏，于废书中得之，旧京本也。宋失一叶，间复多错谬，版亦时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获。嘉定乙亥，在会稽，始从人借得豫章刻本，财五卷。盖至刻者中徙，故弗毕也。又闻有得石氏所藏录本者，复求观之，以补亡校脱。于是其书复全，可缮写。
由此来看，《玉台新咏》至少在南宋初年即已残佚。陈玉父刻本所依据的是豫章刻本，而且仅残存五卷。这五卷，据说是“旧京本”，当是指北宋刻本。五卷之中还有缺页。至于后五卷是从另一“录本”配齐的。这录本据何而来，是否也是北宋旧本，就很成问题了。从现存诸明刻来考察，分歧最大的主要在后五卷中。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现存诸本后五卷早已非旧刻原貌，也许经过了宋人的篡改。
1.五云溪馆本
邓邦述寒瘦山房旧藏，现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庋藏。一函四册，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在各卷目录中，诗题在上，作者在下，有失名校正，如在《歌诗》《怨诗》下均补有“并序”二字，似乎是依据崇祯六年的赵均覆宋本。但此本校勘又称有宋本作某，颇与赵均本相异。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留待作遣施”，“遣”字，此本作“遗”。眉批“宋本作‘遗’”，而赵均本作“遣”，不知所据宋本详细情况如何。该本的又一个特点是在每卷末，补记宋本每卷收诗的数目，很值得参考，如卷一末记“四十五首”，说明在宋代第一卷收诗为四十五首。其下有邓邦述跋：“壬子五月廿八日，开始校写此本，纸墨多渝敝，恐不能精也。凡与钞本异同写于行侧，其在栏上下者，皆依原校迻录。正闇（邓邦述号正闇居士）。绿笔所写系校寒山赵氏翻陈玉父本，与钞本同出一源。绿笔所称宋本作某，与活字本相符，知此本所据亦宋本也。且有胜于赵氏而据者，不可以其为活字本而轻之。正闇又记。”说明该本源出宋本，且有胜于赵均覆宋本之处。又卷九后注：“一百首。”邓邦述称：“朱笔校改，屡引屠本，多与此合，然则此固出于屠本者耶？群碧楼校毕。乙卯八月廿六日。”按此批校语，又见于清初抄本曹炎批校征引，内容基本相同。所称“屠本”不知为何本。书后引录有冯班、李维桢、叶万等人跋，最后为邓邦述跋：“此活字本亦不常见，而所据乃宋本，与赵灵均翻陈本又不同。亡友吴佩伯得曹彬侯庄钞本，又非灵均底本，系冯二痴（二痴为冯班之号）辈同时传钞，见于钱遵王《敏求记》。冯李等三跋劳顨卿曾录于钱氏《敏求记》中，故偶有与灵均刻本同异处，其非据赵本迻写，盖可知也。余假佩伯过录四年之久，将及录竟而佩伯墓木已拱，追念曩日，得从考订之雅，益深怆然。丙辰长至正闇学人。书中绿笔，又一人手校者，未书名字，不可知为何氏，且亦未卒业，至五卷为止，据《文选》校异同处为多，间采《艺文》《初学记》者。其中言宋本作某，则不知据何本也。因附记之。”
此本残损较大，阅读不便。相比较而言，《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本影印的五云溪馆本书品较好，也易获见。卷首为徐陵序，题署：“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字孝穆撰。”其次为卷一目录，原书下有“吴郡吴氏之书”数字。书尾有永嘉陈玉父跋，末低二格补记曰：“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见《读书记》。”这段话为赵均摹宋刻本所无。此本收入《四部丛刊》后流传较广。该本底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批校本，悉依赵均刻本，如卷五末潘黄门《述哀》：“宋本无此篇。”卷五末：“辛酉十一月以明覆陈玉父本校。”卷六目录依赵本改动颇多。卷末跋云：“此本虽有永嘉陈玉父跋，然似别是一本，颇有数字胜于陈本者，然终不及陈本体裁之善。又臆改妄删处不一而足，石印时又加以描失，极为可憾。辛酉十月杪以明覆陈本校之，庶几可读矣。观堂记。”辛酉为一九二一年。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上亦有著录。傅增湘订补曰：“明五云溪馆铜活字印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方有‘五云溪馆活字’六字，此本已入《四部丛刊》初编。”陈树杓编《带经堂书目》（陈徵芝藏书）也著录了五云溪馆本，称“前有自序，后有嘉定乙亥永嘉陈仁父序。”此“仁”字当是“玉”字之误。
五云溪馆铜活字本的问世年代现已不得确考。崇祯二年冯班抄本后跋云：“余十六岁时，尝见五云溪馆活字本于孙氏，后有宋本一序，甚雅致。今年又见华氏活字本于赵灵均，华本视五云溪馆颇有改易，为稍下矣。然较之杨、茅则尚为旧书也。”按冯班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其十六岁时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此可见，五云溪馆铜活字本早在此前即已问世。又据冯舒跋《玉台新咏》称“此书今世所行，共有四本：一为五云溪馆活字本，一为华允刚兰雪堂活字本，一为华亭杨元钥本，一为归安茅氏重刻本。活字本不知的出何时，后有嘉定乙亥陈玉父序，小为朴雅，讹谬层出矣。华氏本刻于正德甲戌（1514），大率是杨本之祖。杨本出万历中，则又以华本意儳者。茅本一本华亭，误逾三写。”兰雪堂本，今亦无从稽考，但是据崇祯二年冯班抄本后跋，兰雪堂本是由五云溪馆本而来，冯舒此跋亦将兰雪堂本置诸五云溪馆本后，似亦以为出于其后。则五云溪馆本更早在正德以前即已问世，比万历茅元祯刻本要早得多。如果这种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现存诸明版《玉台新咏》中，此本问世当推是最早的一种了。
2.崇祯六年赵均刻早期印本
此本历来为藏书家所珍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邓之诚本跋称：“艺风丈（即缪荃孙）昔年见语，世贵赵刻如宋元，其直昂甚，不可问津。”此本所据为南宋陈玉父刻本，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著录云：“明天启中翻宋本，每页三十行，行三十字，最佳，他刊皆不足道。”《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也称有“明天启中翻宋本，十五行，行三十字，最佳”，均误，实即崇祯六年赵均刻本，而误作天启刻。由此也可以看出，赵均翻宋陈玉父本在诸明刻中，确实一直为人推崇。《四库全书》即据此本收录，纪昀《玉台新咏考异》亦以此本为据。不过，据目验过宋刻的冯班说，“宋刻是麻沙本，故不佳。”更何况，陈玉父跋称此本原本残存五卷，后五卷是据另一抄本补缀而成。因此，即使赵均刻本如叶启发所说，“板刻古雅，规矩谨严，无明人刻书窜乱臆改恶习”，也未必可称为今存《玉台新咏》诸本之首屈。不知为何，此本在世间流传甚稀，诸家宝之，秘不示人。其实，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现存赵均刻本《玉台新咏》，没有任何批校的就多达二十四种，另外，还有前人批校本十种，总计三十余种。而且，这个著录并不完备，因据笔者所知，还有些赵刻本并未入善，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分馆就藏有三部赵刻，可能是因为印刷较差而未入善；有些书商，割裂赵均跋以充古本，故近时著录，多有称明刻云云，而实际就是赵刻者，其例颇夥。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录有明刻《玉台新咏》，仅有陈玉父跋，其实就是赵刻本。另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著录有“明嘉靖中翻雕宋本，求古楼藏本。首有徐陵序，每半板十五行，行三十字。界长六寸七分，幅四寸五分。末有嘉定乙亥陈玉父跋，知依嘉定本重雕者”。此云嘉靖重雕本，实与赵均本完全相同，疑即赵本。现存嘉靖本，与上述并无一处相同。如果把这些版本都计算在内，则今存赵刻之多，实在不足为时人贵。
3.赵刻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四部丛刊》所影印的则为五云溪馆本。这两种版本当然以前者为好，但也各有所长，不能完全否定后者。王国维曾用五云溪馆本详校赵本，举例来说，比如：
第一，五云溪馆本所收作品数量基本上与赵本相同（有十几首不同，出入不大），说明在明代，除赵本外，也还有一些版本，内容接近徐陵原貌，与通行本不同。
第二，五云溪馆本虽不像赵氏本那样是覆宋本，但总有它的根据。他所依据的底本和赵氏所据宋本似非出一源。第一卷所谓“枚乘杂诗九首”，五云溪馆本有“去去日已远”而无“庭中有奇树”。徐幹《室思》，赵本作六章，五云溪馆本则把前五章分作五首，称《杂诗》，末首称《室思》。第五卷庾丹《夜梦还家》后附有“潘岳黄门《述哀》”一首，是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的作品。赵本无，显系五云溪馆本误入。第六卷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五云溪馆本只有“匈奴数欲尽”和“贱妾思不堪”两首，又多出《梅花落》一首，与赵本异。第七卷梁武帝《古意》二首的“当春有一草”在《有所思》之下，又缺《临高台》一首。“皇太子诗”缺《娈童》一首。第八卷五云溪馆本比赵本少庾肩吾《和湘东王》二首中“邻鸡声已传”一首和庾信《七夕》。纪少瑜《春日》，五云溪馆本作闻人蒨诗。第九卷“歌辞”中“河中之水向东流”，五云溪馆本作梁武帝诗。沈约《八咏》，赵本在前面只录《望秋月》和《临春风》二首，其他六首附在本卷之末，而五云溪馆本则《八咏》全在一起。此外，卷末王叔英妇《赠答》一首下多出沈约《白纻曲》两首。第十卷刘孝威《古体杂意》及《咏佳丽》两首，赵本在卷末，五云溪馆本则置于刘孝威《和定襄侯八绝初笄》之后，江伯摇《和定襄侯八绝楚越衫》之前。
第三，五云溪馆本的次序以及漏去作者名字处较多，似不如赵本接近徐陵原貌。从篇目的异同来看，有些可能是所据底本原有差别，说不定宋时《玉台新咏》已有多种版本，而到明代，以五云溪馆本和赵氏本流衍而成为两大系统。《玉台新咏》的版本系统之所以如此复杂，其原因恐怕是：（1）此书编成后，在唐宋不受重视，不像《文选》早有定本；（2）明刻据不同系统的抄本或刻本；（3）明本与宋本不同，明人附益是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宋本恐怕亦非原貌。即以寒山赵氏覆宋本为例，第六卷中所收徐悱妻刘令娴诗共三首，而前二首在何思澄诗之前，另一首则在何之后。说明后一首或系后人附益。又第九卷中所收《盘中诗》列在傅玄、张载《拟四愁诗》之间，也不伦不类。
（二）郑玄抚本系统
1.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
正编十卷，缺续编五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函六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卷首新安吴世忠撰《刻玉台新咏序》，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亦存此序，唯“嘉靖己亥（十八年）十二月八日”数字多为删去。次为新安方弘静撰《刻玉台新咏序》，称郑玄抚得抄本于上都，又广逸拾遗，续为外集，并刻山堂。此序版心下有“黄琏”二字。据各家之序跋，此本于嘉靖十八年始由方敬明购于金陵，翌年刊刻。因此，就目前所知，嘉靖十九年本是现存明版《玉台新咏》中有刊刻年代可以稽考的最早的一种版本。根据版本学家的看法，在明嘉靖以前所刻的古书中，尚多保留有宋元旧貌，较少改易。日本著名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四写到：“尝考刻书之事，至宋而精，元则衰，明初以至嘉靖，是为盛”，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于明刻中专辟“嘉靖刻本”一类，足见版本学家对于嘉靖本的重视。其续编五卷，多为后来刻印《玉台新咏》所因袭，影响较大。
2.嘉靖二十二年张世美刻本
正编十卷，续编五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一函十册。《玉台新咏》十卷，《玉台新咏续编》五卷。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首徐陵序，署“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次名家世序，与嘉靖十九年刻本全同。卷一下题署“陈东海徐陵编”。书尾有嘉靖二十二年张世美跋。“吾松旧有宋刻本，杨君士开遂购而校刻，颇为精善，概欲与吾后之人求见古人制作之全也。”按明代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著录内府及各直省所刻书籍，下编著录各直省所存石刻，《文选》《乐府诗集》等多有著录，而《玉台新咏》只有松江府刻过，仅此一例。足以证明张世美所说为不诬。不过，此本又有些蹊跷。郑玄抚刻本问世于三年前，张世美当知此书，因为其“名家世序”及续编五卷，分明为郑玄抚所辑，而此本却未及一言，似乎宋刻即有此续编，颇有大言欺人之嫌。问题是，说他全袭郑刻又不尽然。如第十卷王融《咏火》，此本作《咏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谢朓以下，其排列次第又时有差异。由此可见，张刻所依据的似乎还不仅是郑刻，而是另有所本。张跋称得宋刻而校之，也许有一定的根据。
3.万历七年茅元祯刻本
正编十卷，缺续编五卷，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一函八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卷首为吴世忠序，除了序后无署名及年月日外，其余与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全同。其次为徐陵序。次为吴门研山方大年《重校〈玉台新咏〉跋》，称“《玉台新咏》之编传于世者，今盖千有余年矣。中间板既湮亡，而其书每至残且蠹者，十或八九。我皇明嘉靖己亥间，徽州郑君玄抚，重陈代之集绮，慨今兹之没宝，遍搜区内，所获者皆断简废篇，久之甫得抄本一帙，因复选附陈、隋外集于后，付梓人刻而传诸久远。逮今方阅四十许年，而其板竟散弛无存矣。锦帙阽亡，贵者共惜。万历己卯季冬，余过吴兴华林里故友茅稚延所居，其子元祯虑其书如郑君之日也，爰命工重刻之而复加雠校其间，比郑君为精且至矣”。次名家世序，罗列有北齐、北周、陈、隋等，但正文仅刻有《玉台新咏》十卷，而续编五卷未收，由是知此非全帙。又，此本多有书写者及刻工姓名，可以为我们辨别版本提供较大的方便。此本在篇章次第上与嘉靖二十二年张世美刻本大体相同，但在第十卷谢朓之后发生变化，而与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相同。在版本方面，它至少可以说明，茅元祯刻本所依据的是嘉靖十九年刻本，而不是二十二年刻本。
（三）两大系统的比较
1996年，刘跃进发表《〈玉台新咏〉版本研究》，对于《玉台新咏》的版本系统，有比较详尽的论列。就其荦荦大者而言，陈玉父本与郑玄抚本两大版本系统的异同可以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就收录篇数而言，陈本654篇，较郑本817篇似更接近于《玉台新咏》的原貌。
第二，就作者而言，陈本共112人，郑本127人，较陈本多15人。这比李康成《玉台后集》所收作者209人都要少得多。
第三，就编排次第而言，郑本从第五卷开始以梁武帝居首，以下依次为皇太子、诸王及王公大臣，依照古代编书的体例，这较之陈本似更合情理。
第四，就具体篇目收录而言，两本各有所长。如《盘中诗》，陈本收在卷九傅玄《拟四愁诗》之后，张载《拟四愁诗》之前，在编排上颇显得突兀，按照诗的顺序，傅玄、张载为同题作品，时代又紧承，二人同为西晋人，并且诗体又完全相同，理应紧接，何以中间插进《盘中诗》呢？这甚至会使人怀疑《盘中诗》是宋人的补遗，并非徐陵所编《玉台新咏》所原有，故目录不载。《北堂书钞》卷一四五引三韵，题作“古诗”，也许并非没有道理。今传郑玄抚刻本系统，《盘中诗》均列在汉武帝时乌孙公主《悲歌》之后，汉成帝时童谣之前，据此可以推断《盘中诗》成于西汉中期。这也许可备一说。又比如，陈本未收梁昭明太子萧统的诗歌，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而郑本则收录了五篇。尽管作者还有异说，但是总还为我们提供了继续研讨的线索。
（四）《玉台新咏》校注本
1.乾隆三十九年纪昀校正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一函二册，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卷首为纪昀序，末署“壬辰二月廿一日河间纪昀书”。次为徐陵序，校正多所删改。卷一下题：河间纪昀校正。书末有陈玉父跋，并纪昀跋。此本主要依据赵刻，同时又参校了其他版本，特别是稿本中时常有“宋本作某”字样，对于赵刻多有校正。又有眉批，主要分析诗义，间作校正。这部书广泛参考了清前众本《玉台新咏》，详加校订，补正了宋明诸本不少错误，在《玉台新咏》校勘上很有成绩。此本后来收进《四库全书》，书名改作《玉台新咏考异》，署名也换成了纪昀的父亲纪容舒，可能是因为《四库全书》不收录在世之人的著作，所以纪晓岚便将其书改托在其父纪容舒名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
《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非惟字句异同，即所载诸诗，亦复参差不一。万历中，张嗣修本多所增窜，茅国缙本又并其次第乱之，而原书之本真益失。惟寒山赵宧光所传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本最为近古。近时冯舒本据以校正，差为精整。然舒所校，有宋刻本误而坚执以为不误者，如张衡《同声歌》，讹“恐慓”为“恐瞟”，讹“莞蒻”为“苑蒻”之类，亦以古字假借，曲为之说，既牵强而难通；有宋刻本不误而反以为误者，如苏武诗一首，旧本无题，而妄题《留别妻》之类，复伪妄而无据；又有宋刻已误，因所改而益误者，如《塘上行》，据《宋书·乐志》改为魏武帝之类，全与原书相左，弥失其真，皆不可以为定。故容舒是编，参考诸书，裒合各本，仿《韩文考异》之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阙之，明人刊本虽于义可通而于古无征者，则附见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证颇为赅备。他如《塘上行》之有四说，刘勋妻诗之有三说，苏伯玉妻诗误作傅玄，吴兴妖神诗误作姣童，徐悱诗误作悱妻，其妻诗又误作悱，梁武帝诗误作古歌，以及徐幹《室思》本为六首，杨方《合欢》实共五篇，与王融、徐陵之独书字，昭明太子之不入选，梁代帝王与诸臣并列之类，考辨亦颇详悉，虽未必一一复徐陵之旧，而较明人任臆窜乱之本，则为有据之文矣。
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却认为：“容舒乃纪文达之父。此书实文达自撰，归之父也。”可惜他并未提出具体实证，人们也就将信将疑。幸好北京图书馆藏有纪昀《〈玉台新咏〉校正》稿本，这一问题才水落石出。现存刻本《考异》与稿本相比较，结果两书的正文和考订文字也都完全相同。无疑，这是同一部著作。稍有不同的只是《考异》并没有稿本天头位置的评论文字。又，稿本书末有“观弈道人记”：“余既粗为校正，勒为《考异》十卷，会汾阳曹子受之问诗于余，属为评点以便省鉴，因夺书简端以应之，与《考异》各自为书，不相杂也……癸巳正月二十七日观弈道人记。”观弈道人就是纪昀，说明纪昀先作了《玉台新咏考异》十卷，然后又为“汾阳曹子受之”作了评点，这就是稿本每页天头上的评论。后来《考异》部分单独梓行于世。此记书于癸巳正月，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这时纪昀已经开始了总纂《四库全书》工作。但是根据稿本和后记分析，纪昀完成对《玉台新咏》的校正和评点时，尚未想到要把这一成果归之于父，后来才出于某种考虑将《玉台新咏考异》的撰者换上父亲的名字并收进《四库全书》中。评点部分未见刻本流传，也许正是为了掩盖嫁名真相才不让它传世。
此书又收进《畿辅丛书》，流传更广。可惜，这种书均没有收录眉端批语。好在稿本尚在，另外还有抄本流传，所以不难看到。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撷英书屋抄本，一函二册，悉依稿本，几可乱真。卷一夹有一张纸条：“委校诗集，间有笔误，均剪小纸粘上改写，未敢涂坏法楷也。惟目录一页，小字似以重写为妥。老眼昏花，恐有不到处，仍祈原谅。此请鹤住老兄即安。弟勋安。”卷六封面上题：“辛巳秋于虎林得《续玉台新咏》五卷，不详撰人名氏。卷后刻明人跋一首，亦不详编辑者年代。所录诸诗，自陈逮隋而止。疑是唐人所选。偶读纪氏本，因并及之。”由是而知，郑玄抚续选尚有单行本。又卷六跋：“是书向以陈玉父刻本为最善，自明以来绝少佳本。馆名《玉台新咏考异》十卷，纪容舒撰。检是编，首题河间纪某校正，末题观弈道人书，均无容舒名。考《知足斋集》载纪文达墓志，则云文达父讳容舒，曾官姚安太守。乃知代其先人所作也。序中记壬辰癸巳，公官侍读总纂《四库全书》时所作也。考订精审，不减两卢公曾手编镜炯堂十书，惜未经刊入尔。”稿本、撷英书屋抄本，现并已摄成缩微胶卷，然而眉端批语阅读颇为困难，很多根本就无法读到。不过在国家图书馆分馆还藏有一部抄本，未入善，此本对于阅读纪氏眉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关此书的价值及其具体内容，可以参见张蕾《〈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乾隆三十九年吴兆宜注、程琰删补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这是目前《玉台新咏》的唯一注本，清乾隆三十九年程琰删补刊行。一函五册。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扉页：“玉台新咏笺注本衙藏板。”卷首徐陵序，其次为乾隆三十九年程际盛东冶氏跋、阮学濬跋，其次过录陈玉父、赵均、李维桢、冯舒、冯班、道人法顶、南阳毂道人跋及朱彝尊《玉台新咏书后》。此本把每卷中明人滥增的作品退归每卷之末，注明“已下诸诗，宋刻不收”，是很有可取之处的。程琰的删补工作主要是“讹者悉正”“删繁补阙”和“参以评点”。时人以“善本”目之。上海扫叶山房于民国四年、十年、十五年等多次出版过石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又出版了穆克宏据乾隆三十九年原刊本校点的排印本，并附录了各家序跋，较便于阅读。
此外，傅刚《〈玉台新咏〉版本补录》还著录一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纪昀朱墨批校吴兆宜原注本，乌丝栏旧抄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存卷九、卷十两卷。吴兆宜原注本未见刊刻，仅以抄本流传于世，后程琰据以删补，刊刻行世，而吴氏原本则湮没不传了。吴兆宜原注的体例，经程琰删改后，已不复能详考，幸纪昀此批本，以吴氏原注本为底本，保留了吴氏原貌。从此本可以见出吴氏本注例与程琰删补本有许多不同。
3.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玉台新咏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该书以郑玄抚本为底本，校以铜活字本、冯班抄本、赵均刻本，并根据史书、总集、类书等文献，统摄融铸，是近年最新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张葆全《玉台新咏译注》，用现代白话全译全注《玉台新咏》，便于普及。
三、《玉台新咏》的性质与价值
（一）《玉台新咏》的性质
关于《玉台新咏》的性质，传统的看法认为它是一部诗歌总集，历来的史传目录均将其归入集部“总集类”，这自是题中之义。而唯有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例外，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古乐府》并列收入“乐类”中。这种分类似本于唐朝李康成。李氏《玉台后集序》称：“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晁公武著录《玉台后集》时说：“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这里，李康成说《玉台新咏》收录的是“乐府艳诗”，晁公武说《玉台后集》收录的是“乐府歌诗”，强调的都是“乐府”，即从入乐的角度来看《玉台新咏》。以往论及《玉台新咏》的特点，往往关注所收诗歌的描写内容，即以女性为主，而忽略了这部诗集的入乐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玉台新咏》实际上是一部歌辞总集。
这一点与《文选》迥然有别。我们看《玉台新咏序》，所论多与歌辞演唱有关：
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引，非关曹植。传鼓瑟于杨家，得吹箫于秦女。……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
序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无论是汉代李延年女弟的能歌，还是赵飞燕姊妹的善舞，以及像石崇所造的琵琶新曲，曹植所作的箜篌引诗，或者是杨恽妻子的鼓瑟，秦王小女的吹箫，都与音乐与歌唱有着密切的关系。徐陵使用这么多优美的典故，目的便是揭示该书中所收录的“艳歌”与乐歌是同一性质的。可见，《玉台新咏》的编录，本意在度曲，并非像萧统那样有更多的目的性。
正因为作为歌辞，而不是案头的读物，所以《玉台新咏》所收的诗歌，在内容方面主要是以歌咏恋情爱意、离思别绪为主要题材，而不可能像《文选》那样总是表现较为严肃凝重的主题。在形式方面，更是注重自然流丽，便于传唱，而不可能过于雕琢，这些都是由它的性质所决定的。譬如卷三所收晋杨方《合欢诗》，卷十贾充《与妻李夫人联句》、孙绰《情人碧玉歌》、王献之《诗二首》、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等都是典型的对歌，其体裁为一酬一答，各唱两句或四句，每句为五言。把握住《玉台新咏》的这种特殊性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要把古乐府列在卷首的原因了。最后一卷是绝句，也是古乐府列于卷首。并且在中间各卷中也收录了许多各个朝代的文人拟乐府诗歌。有了这编歌词集子，宫姬们轻歌巧声，其绮丽华美的情景将远胜前代。所以徐陵在序末说：“因胜西蜀豪家，托情穷于《鲁殿》；东储甲馆，流咏止于《洞箫》。”三国时西蜀的刘琰教侍婢诵《鲁灵光殿赋》，西汉的元帝为太子时令宫娥咏《洞箫赋》，比起今日的清歌艳曲来，不免有些寒陋。
东晋以来，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北方的洛阳转移至江南的建业、荆州，所以起源于这两个地区的吴歌、西曲等民间音乐也因之盛行起来。这些流行于市井的民间音乐随之对上层宫廷生活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南朝皇室多出自社会下层，所以俗乐对其审美情趣的决定作用不可忽视。比如《乐府诗集》卷四八《估客乐》，便是齐武帝所作，当他还是布衣时，曾生活在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一带，受到当地民间文化的浸染十分深厚，所以登基以后，怀念当时的情景，于是写了《估客乐》。梁武帝萧衍在南齐时代可以说始终与民间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年他生活仕宦于建康、吴郡，对吴歌十分熟悉。永明九年（491）后，他作为萧子隆镇西谘议参军又随王赴荆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西曲流行的荆襄雍邓地区。在他登基后，还经常拟作或改造民歌，甚至让臣子一同创作。如他在雍镇时，曾有童谣《襄阳白铜鞮》，“故即位以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有时他还命精通音律的僧人一起改作民歌，如《古今乐录》记载《懊侬歌》说：“《懊侬歌》者，晋石崇绿珠所作，唯‘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后皆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宋少帝更制新歌三十六曲。齐太祖常谓之《中朝曲》。梁天监十一年，武帝敕法云改为《相思曲》。”以上所举，一为西曲，一为吴歌，可见梁武帝以至整个南朝帝王受民歌的影响之深。
因为帝王对民歌的喜爱，所以南朝设有乐府机构，其作用就是采集民歌，配乐演唱，为皇室娱乐服务。乐府中的女乐经常在饮宴、游乐时施用，有时还作为殊荣赐予臣子，如《南史·徐勉传》说：“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其中所载，将吴歌、西曲各设一个乐部，可见民歌在宫廷中所受的重视何等大。帝王对民歌的提倡和热爱，于此更加助长了民间歌乐在士大夫中间的流传，当时许多权贵便多迷恋歌舞。民间音乐在宫廷与士大夫中的流行同时影响了诗歌的新变，即使其越来越注重诗歌的音乐美。南朝文人大量拟作民歌乐府诗，在《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可以为证。这些诗歌并非只是吟诵的徒诗，而是入乐歌唱的歌词。既然入乐，于是便不能不注意到其音调节奏的调配和谐。当文士对诗歌中字音与乐调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熟悉和了解后，自然会将这些技巧运用到其他非乐府诗歌的写作中。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形成过程中，民间音乐所起的作用极为巨大，二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不仅在音调声韵上力求谐畅合乐，在内容和趣味上也十分接近。永明体和宫体诗可以说是加以精致化了的“新声艳曲”，是《玉台新咏》编选的中心所在。
（二）《玉台新咏》的价值
如果说《文选》的编纂体现了当朝复古思潮的话，《玉台新咏》的编选，直接目的是为后宫而备以披览：“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诸麟阁，散在鸿都。不籍篇章，无由披览。”（徐陵《玉台新咏序》）但是更深一层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反对以萧统为代表的复古诗风，宣扬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收录的作品，有一些亦见于《玉台新咏》。如：
《文选》卷二十一 颜延年《秋胡诗》，见《玉台新咏》卷四。
《文选》卷二十三 阮嗣宗《咏怀诗》“二妃游江滨”“昔日繁华子”，见《玉台新咏》卷二。
《文选》卷二十三 曹子建《七哀诗》，见《玉台新咏》卷二《杂诗》五首。
《文选》卷二十三 潘安仁《悼亡诗》“荏苒冬春谢”“皎皎窗中月”，见《玉台新咏》卷二，并法藏敦煌本《玉台新咏》pel.chin.250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册，第357页）。
《文选》卷二十三 谢玄晖《同谢咨议铜爵台诗》，见《玉台新咏》卷四，作《铜雀台妓》。
《文选》卷二十四 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二十五 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见《玉台新咏》卷三，作《为顾彦先赠妇往还》。
《文选》卷二十七 《乐府四首》“饮马长城窟”，见《玉台新咏》卷一作蔡邕诗。
《文选》卷二十七 班婕妤《怨歌行》，见《玉台新咏》卷一。
《文选》卷二十七 魏文帝乐府二首《燕歌行》，见《玉台新咏》卷九。
《文选》卷二十七 曹子建乐府四首《美女篇》，见《玉台新咏》卷二。
《文选》卷二十七 石季伦《王明君词》，见《玉台新咏》卷二，并法藏敦煌本《玉台新咏》pel.chin.2503,题作“石崇王明君辞一首并序”。
《文选》卷二十八 陆士衡乐府十七首《日出东南隅行》《前缓声歌》《塘上行》，见《玉台新咏》卷三，其中《日出东南隅》作《艳歌行》。
《文选》卷二十八 鲍明远乐府八首《白头吟》，见《玉台新咏》卷四。
《文选》卷二十八 陆韩卿《中山王孺子妾歌》，见《玉台新咏》卷四。
《文选》卷二十九 古诗十九首《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见《玉台新咏》卷一。
《文选》卷二十九 苏子卿四首《结发为夫妇》，见《玉台新咏》卷一。
《文选》卷二十九 张平子《四愁诗》四首，见《玉台新咏》卷九。
《文选》卷二十九 曹子建《杂诗》六首“西北有织妇”，见《玉台新咏》卷二《杂诗》五首。
《文选》卷二十九 曹子建《情诗》一首，见《玉台新咏》卷二《杂诗》五首。
《文选》卷二十九 张茂先《情诗》二首，见《玉台新咏》卷二，并法藏敦煌本《玉台新咏》pel.chin.2503有残片。
《文选》卷二十九 张景阳《杂诗》“秋夜凉风起”，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 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 谢惠连《捣衣诗》，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 王景玄《杂诗》，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 鲍明远《翫月城西门解中》一首，见《玉台新咏》卷四。
《文选》卷三十 谢玄晖《和王主簿怨情》一首，见《玉台新咏》卷四。
《文选》卷三十 陆士衡《拟西北有高楼》《拟东城一何高》《拟兰若生春阳》《拟苕苕牵牛星》《拟青青河畔草》《拟庭中有奇树》《拟涉江采芙蓉》，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 张孟阳《拟四愁诗》一首，见《玉台新咏》卷九。
《文选》卷三十 陶渊明《拟古诗》，见《玉台新咏》卷三。
《文选》卷三十一 刘休玄《拟古》二首，见《玉台新咏》卷三《代行行重行行》《代明月何皎皎》。
《文选》卷三十一 江文通《杂体诗·古离别》《班婕妤》《张司空离情》《休上人怨别》，见《玉台新咏》卷五。
这些作品，在全书中毕竟少数。多数作品很不相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部诗歌总集至少有这样几方面的价值：
第一，与《文选》相比较，《文选》诗文兼收，诗歌数量有限，而《玉台新咏》专收诗，是《诗》《骚》以后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保存大量的诗歌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曾提到说：“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其实在现存先唐典籍中，汉魏六朝诗歌作品只保存在《玉台新咏》中的不胜枚举。《玉台新咏》前三卷和第九卷所收汉魏古诗和乐府就有很多最早见于此书。如卷一：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古乐府诗六首中之《艳歌行》《皑如山上雪》，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三首》（五言），徐淑《答秦嘉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徐幹《室思》《情诗》，繁钦《定情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卷二：曹丕《清河作》，甄皇后《乐府塘上行》，曹植《弃妇诗》，曹睿《种瓜篇》，傅玄乐府诗七首《青青河边草篇》《苦相篇豫章行》《有女篇艳歌行》《朝时篇怨歌行》《明月篇》《秋兰篇》《西长安兴》，还有《和班氏诗》（一作《秋胡行》），张华《情诗》三首（北方有佳人、明月曜清景、君居北海阳）、《杂诗》二首，潘岳《内顾诗》二首，左思《娇女诗》。卷三：杨方《合欢诗》，王鉴《七夕观织女》，李充《嘲友人》，曹毗《夜听捣衣》。卷九：秦嘉《赠妇诗》（四言），傅玄《历九秋篇》《车遥遥篇》《燕人美篇》《拟四愁诗》，张载《拟四愁诗》，苏伯玉妻《盘中诗》。卷十：《古绝句四首》，孙绰《情人碧玉歌二首》，王献之《情人桃叶歌二首》，桃叶《答王团扇歌三首》。又，《玉台新咏》卷三至卷六收录了从晋到梁的艳情诗歌，也为文学史保留大量资料。其中文人拟乐府依然在创作，但与魏时不同的是，其中寄寓的志意逐渐淡薄，而更重在辞采的增饰上，并且文人拟作的模仿对象也从汉魏乐府更多地转变到江南民歌上来。汉魏乐府与江南民歌不仅在内容上差异颇大，在风情神态上更是有着庄厚与轻灵之别。卷七卷八两卷选录了梁代以宫体诗为中心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是在现存先唐典籍中首次被汇集保存，比如梁简文帝萧纲今存诗歌280余首，其中有76首存于《玉台新咏》中，占了其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一些其他著名诗人的一部分作品的保存也是如此，如庾肩吾、萧子显、王筠等。更有一些作家，其作品本来就不多，能流传至今，全依赖于《玉台新咏》，如施荣泰、姚翻、鲍子卿、王枢等人，其现存诗歌均是从《玉台新咏》中辑出。
第二，《玉台新咏》所收古诗多失传，可以校订其他古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作汉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魏文帝作。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无名氏，据此知为枚乘作。《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亦无名氏，据此知为蔡邕作。其有资考证者亦不一。”这是因为它的编撰者的年代首先要早，比我们要远远接近汉魏时代，再次即使期间有过书籍载记的散佚残毁，但他们一定见到过许多我们未见甚至是未闻的资料，因此即便当时对某一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如《文选》和《玉台新咏》两书的编撰年代虽然相距很近，然而对古诗的作者是谁却存在歧见，但当时他们一定有所依据才会这样断言的。即使它只是传闻之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因为传抄刻写的原因，往往会出现字句上的差异，鲁鱼亥豕，因此导致本来的意义发生变化，甚至讹误。在诗歌上，这种异文的情况更加重要，不同的字句所表现出的意境韵味也往往悬殊迥异。《玉台新咏》中的一些作品，在《文选》、六朝作家本集，或后世类书等文献中也有保存，但各本的字句却经常存在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是抄写者的粗心造成的，一方面又可能是编撰者的细心择定的。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各本的异文需要经过比较才能看出其优劣来。《玉台新咏》中的有些诗歌，在与其他典籍对比时，我们会发现它有时确实要胜过他本。
第三，《玉台新咏》在分类方面也有创新：《诗经》以风、雅、颂分类，《文选》按文体分类，本书则依时代先后编排。《玉台新咏》卷七、卷八主要收录梁代诗人的宫体作品。卷七是皇室成员之作，以萧纲为中心；卷八则是臣子的作品，以东宫侍臣为重点。徐陵编选《玉台新咏》的目的，据唐代刘肃《大唐新语》记载，是奉太子萧纲之命，来扩大宫体诗的影响。因此，七、八两卷可以说是《玉台新咏》一书的中心所在。
第四，《玉台新咏》卷九主要是以七言为主的杂言歌行体诗歌，其中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体式，比如秦嘉《赠妇》为四言，曹植乐府《妾薄命行》、萧纲《倡楼怨节》为六言，而《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第一首以三言为主，杂有一句五言；第二首则全为五言。从句式上说，《玉台新咏》中所收南朝的诗歌十句、八句、六句的作品居多。从卷四到卷八这五卷作品中，以十句、八句、六句为主要形式的新体诗占全卷诗篇总数的比重，卷四约为48%，而卷五至卷八则分别达到了75.4%、78.3%、71.4%、76.8%，这很直观地说明新体诗的创作在齐梁时期显著增加。而在这三种形式中，又以四韵八句这一格式最为重要。八句格的诗体在刘宋时期还是偶一为之，比如卷四内刘宋诗人中仅有王僧达、鲍照、鲍令晖三人的四首作品是八句体。而到了南齐永明时期，这一形式便开始迅速增多，谢朓、沈约都曾作过为数不少的八句体诗，如卷四收谢朓八句诗8首，卷五收沈约八句诗11首。卷五、卷六两卷中八句体诗的比重分别为52.2%和51.7%，均达到了总篇数的一半以上。到了梁代，诗体实验的热情更加高涨，十句、八句、六句形式均受到关注，其中尤以八句和六句体为多。六句体诗在卷四、卷五和卷六中均无，而在卷七中收录了16首，大约占总篇数的30%。然而无论如何，八句体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得到了更多诗人的认同。另外还有一种体式也受到很多诗人的关注，那就是四句体小诗，卷十一共收录了南齐以来文人作品113首，可见这种格式所受的重视。这是当时诗歌的新体，是诗人在探索诗歌最佳体式的过程中，所作的实验性探索。我们知道，从古体向近体的演变，除了声韵方面的讲求外，最重要的特征莫过于句式的定型。《玉台新咏》卷九、卷十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可考的作品，这对于我们研究齐梁诗向隋唐近体诗的演变，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五，专收歌咏妇女的作品，在秦汉时期尚不多见，魏晋之后，日渐涌现，南朝时期成为风气。《隋书·经籍志》著录四部《妇人集》外，《梁书》《旧唐书》《新唐书》《通志》还著录张率、徐勉、颜峻、殷淳各自撰有《妇人集》或《妇人诗集》等。这些著作多已亡佚，只能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略窥吉光片羽。从现存片段看，这些作品主要“撰妇人事”（《梁书·张率传》语）。《玉台新咏》也“但辑闺房一体”，可见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在写弃妇的诗篇中，不仅以感情沉挚取胜的居多，而且也不乏辞采粲然之作，比如脍炙人口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此诗又名《孔雀东南飞》，是取诗的首句为题。诗歌讲述了汉末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婆婆逼迫还家，最终矢志不渝、含恨自尽的故事。诗歌本身的内容已足以令人感慨唏嘘，千载同叹，而作为“古今第一首长诗”（沈德潜《古诗源》），该诗在艺术上也有着久而弥著的耀眼魅力。
第六，这部诗集主要是从入乐的角度收录作品，所以所收作品在声韵对偶、用典方面较之《文选》就更为讲求。《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载：“吴人徐陵，东南之秀，所作文笔，未曾犯声。”可见在隋唐人心目中，徐陵的创作在声韵方面非常考究。《玉台新咏》的编选，也体现了徐陵的这种艺术追求。如卷九所收的作品大都是乐府诗，本来是入乐歌唱的，这种情形在南朝时或许还如此。只是其曲调唱法今已失传，所以详细情形不得而知。在这些乐府体诗歌中，以《行路难》《白纻曲》的拟作最多，其次还有《乌栖曲》《燕歌行》等。另外《四愁诗》也值得注意。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贯穿这些作品的感情基调的话，应当就是其共同表达了一种阻隔的忧伤。卷十收录的均为五言绝句，其中既有乐府曲调，也有文人作品。这些诗歌，清丽活泼，如出水芙蓉一般，清新可爱。四句小绝本是吴楚民歌，其声调柔媚，情辞灵动，与北方民歌风格迥异。东晋南迁之后，北方士人侨居江南，深为此地的言语歌曲所吸引，当时有很多人都学说吴语。桓玄曾问羊孚，何以士人共重吴声？羊孚说：大概因其妖而浮。妖是软媚的意思，浮是轻柔的意思。吴音与重浊的洛阳音相比，的确有着惹人怜爱的地方。南宋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说：“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是山东人，他的感受正与东晋人相同。不仅吴侬软语为人喜爱，吴地的民歌也因此深受士人钟情。效仿吴歌写诗的风气便由此逐渐兴盛起来。东晋文人效仿民歌的作品，以本卷所收孙绰的《情人碧玉歌》和王献之《情人桃叶歌》及桃叶《答王团扇歌》最有名。这些诗歌都是对唱体，有着民歌典型的形式特征，同时其内容与风格也有着浓郁的民歌气息。
四、《玉台新咏》的影响
《玉台新咏》的编撰目的，据徐陵序言，是给后宫妃娥消愁解闷，用以排遣的。像这样编撰故事，集录文章，来给后宫姬人观览的事例，梁陈之时并不鲜见。因此它的影响最初主要是在后宫范围内。
（一）《玉台新咏》在唐代的流传及其影响
在唐代，它的影响远远不能与《文选》相比。但是毕竟有人还抄录过它。敦煌石室所出唐写本残卷就是明证。隋炀帝杨广与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之尊，好作艳诗，君臣唱和，蔚成风气。隋末唐初的宫廷中有许多由南朝入北的文士，他们文采风流，倍受帝王的喜爱。此时宫廷内饮宴赋诗的风气与梁陈两代并无太大分别，他们作诗也是着意在辞藻音声上的琢饰，从而娱悦耳目，满座同欢。唐太宗虽出身行伍，久伴戎马，但他对南朝清绮的诗文同样心焉好之，甚至耽溺流连，颇有玩物丧志的样子，以致有《大唐新语》中虞世南劝诫的记载。当时大臣中，虞世南、褚亮和许敬宗均为南方人，虞世南是越州（今浙江绍兴地区）人，褚亮与许敬宗为杭州人，地处南朝文化的中心。在这三人中，虞世南与褚亮便是《玉台新咏》编撰者徐陵的弟子。他们虽然也受到了隋末唐初批判宫体轻艳之风的影响，但只是侧重在内容上的否定，至于作诗的技巧仍然沿承梁陈诗人的步子。因此虞世南尽管曾委婉地批评过唐太宗艳诗的不当之处，但他本人的诗歌在辞藻音律上依然追求精巧华美。
《玉台新咏》的影响，在初唐，不仅传布在宫廷内，而且流行在宫廷之外的文士之中。唐代开元时期的李康成曾经依照《玉台新咏》的体例，编选了十卷续集，名为《玉台后集》，收录了梁、陈至唐的209位诗人的670首作品。这是《玉台新咏》的第一部续集。如前所述，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乐类”曾有著录：
《玉台后集》十卷。右唐李康成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序谓：“名登前集者，今并不录。惟庾信、徐陵仕周、陈，既为异代，理不可遗”云。
又同卷《玉台新咏》条也引录有李康成序：“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尚宫体，故采西汉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以备讽览，且为之序。”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也提到了此书：
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录，姑摘其可存者于后。
由上述材料推测，第一，此书与《玉台新咏》一样都收诗670首；第二，除庾信、徐陵外，凡见于《玉台新咏》收录的，此书概不重选；第三，此书如同《玉台新咏》一样，也收录了编者自己的诗。
李康成续集又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及《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新唐书》作李康。但在李康名下同时又著录有《明皇政录》十卷。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以为撰《明皇政录》之李康似为中唐时人，而天宝时之李康似非一人。《全唐文》卷三五八收录李康成文一篇，小传称：“康成，天宝时人，尝使江东。”《全唐诗》卷二〇三收录李康成诗五首，其中《自君之出矣》及《河阳店家女》末句“因缘苟会合”云云亦收录，知此李康成即编《玉台后集》者。作者小传云：“李康成，天宝中，与李、杜同时。其赴使江东，刘长卿有诗赠之。尝撰《玉台后集》。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自载其诗八篇，今存四首。”此约略《郡斋读书志》而言。
此书明初似仍有流传。《永乐大典》卷九〇七“诸家诗目”有著录。据陈尚君先生考证，明末吴琯《唐诗纪》、胡震亨《唐音统签》均多次引及该集，但据两书全书考察，吴、胡均未见到该集原本，所引系据他书转引。此集之亡，当在明中叶前后。陈先生据《乐府诗集》《后村诗话》《草堂诗笺》《永乐大典》等书，考知作者七十余人，辑诗一百又六首（其中十首仅存残句，一首仅存题，另存疑二题），收入《唐人选唐诗新编》。南宋人刘克庄虽然有过摘录，然而去取之间，不免有他个人的喜好在其间，所以仍不能由此窥见《玉台后集》的原貌。不过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大略从中看出《玉台新咏》作为一部艳体诗歌集的巨大影响。《玉台新咏》所收录的作者人数约为120人，而《玉台后集》则包括209位诗人。《玉台新咏》选诗时代跨度从汉至梁，约700余年，而《玉台后集》的时代跨度则从梁末至唐初，仅100年左右。二书时间跨度如此悬殊，而所收诗人的数量又反而后者比前者多，说明《玉台新咏》之后，模仿艳诗的作者大有人在。
从《玉台后集》可以宏观地看到《玉台新咏》在唐代的深远影响，至于其具体的影响，则可从现存唐人诗集中窥见一斑。盛唐诗人中，以古朴冲淡诗风著称的孟浩然，有《崔明府斋夜观妓》诗，是十足的艳体。杜甫风格多姿，虽自称“沉郁顿挫”，但偶效艳歌，也能逼肖古人。如其《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不论是意象，还是趣味，置入《玉台新咏》中，不相伯仲。其友毕耀去世后，他特意写诗追忆道“毕耀仍传旧小诗”，据王洙注云：“毕耀善为小诗，见《玉台集》。”可见他对这一风格的欣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诗人已明确提出“玉台体”，并将其视为一种风格而加以效仿。权德舆有《玉台体十二首》，其中一首为五言六句，一首为七言四句，其余十首为五言四句，均为“小诗”，与《玉台新咏》所录齐梁新体诗的体式相同。其风格或轻倩，或秾丽，也与《玉台新咏》如合符契。如“隐映罗衫薄，轻盈玉腕圆。相逢不肯语，微笑画屏前”，格调轻盈活泼。又如“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修辞上有吴歌的特点，情感上又有古诗的温厚。摹拟该体的还有罗隐，他有《仿玉台体》一诗。尽管诗歌本身并不出色，但对认识唐人心目中的“玉台体”，仍有不可忽视的诗体意义。
（二）《玉台新咏》在宋元以后的流传及其影响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在列述古今诗体时便说道：“又有所谓……玉台体。”注曰：“《玉台集》，乃徐陵所序。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或者但谓纤艳者为‘玉台体’，其实则不然。”在宋代对“玉台体”的认识还有分歧，有人认为“玉台体”便是“纤艳”的诗，似乎仍含有轻视和批评的意味。但在严羽看来，这种看法太过狭隘，只是从形貌上来判断。严羽对“玉台体”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并未说明，只是说《玉台新咏》中“汉魏六朝之诗皆有之”。如果依照严羽对汉魏六朝诗歌整体评价较高的倾向来看，应当对《玉台新咏》有赞赏的意思，而并非将其一概抹杀。由此来看，严羽对“玉台体”内涵的理解，与权德舆等人的看法应当是一脉相承的。
《玉台新咏》在宋元以来的影响程度，只要看看当时刻印的三十多种版本便能知其一斑。其中有两部续修选本值得注意，一是郑玄抚《续玉台新咏》五卷，二是朱存孝唐诗《玉台新咏》十卷。
郑玄抚《续玉台新咏》在徐陵原编十卷基础上，“删其余篇，理其落翰”，并“进俪陈隋，演为十五卷”。增加的五卷内容，作者63人，诗歌160首，均为陈到隋间的作家作品。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它至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未收。如江总《长安九日》、陈叔逵《咏空镜台》、陈伯材《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咏春雪》等。此外，此书还可以作校勘的资料来使用，毕竟是明代嘉靖时期的刻本。通过这部选本，还可以考察明代嘉靖前后文学思潮的变迁。
朱存孝编唐诗《玉台新咏》十卷，首都图书馆藏一函四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函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一函四册，但是，文学所藏本前后序跋均已被割去。朱存孝序称：
陈徐孝穆撰汉魏六朝艳诗十卷为《玉台新咏》。唐李康成亦撰陈、隋、初唐诗十卷，为《玉台后集》。盖唐以诗取士，作者号称极盛，而艳诗之撰止于初唐，殊有不全不备之感。予不揣疏陋，因仿孝穆之例，撰自初唐至晚唐诗八百余首，分为十卷，仍以《玉台新咏》为名，亦犹续《骚》者不废三闾之义，续《史》者一准龙门之规云尔。吴郡朱存孝识。
此书第一卷为初唐古诗，二卷为盛唐古诗，三卷为中唐古诗，四卷为晚唐古诗，五卷为初唐律诗，六卷为盛唐律诗，七卷为中唐律诗，八卷为晚唐律诗，九卷为初盛唐绝句，十卷为中晚唐绝句。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朱存孝生活在康熙年间。他还编有《回文类聚补遗》，入《四库全书》。
如果说唐宋人在对《玉台新咏》的重视中还不时流露出对其艳体诗歌的批评和不满，明清人则更多是对它的喜爱之情。尽管他们评价《玉台新咏》的方式依然与前代大体一样，即用风雅传统的继承者、孔子删诗尚存郑卫之作来为《玉台新咏》作辩解，然而明清学者流露出更多对《玉台新咏》的袒护和偏爱，对其不合圣人之旨的地方已经轻描淡写，而且大力表扬其文学艺术上的特色。
（三）《玉台新咏》在域外的流传
《玉台新咏》在海外也曾引人瞩目，尤其在日本，不仅收藏、刊刻，而且还有深入的研究，这值得我们注意。日本现存最早关于《玉台新咏》的收藏记载大概首推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该书编于日本宽平(889—898)年间，大致相当于我国唐昭宗(888—904)时。由此可知《玉台新咏》传入日本更当在宽平之前。另据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著录，求古楼藏有明代嘉靖年间翻雕宋本《玉台新咏》。其实它与赵均小宛堂本完全相同，或许即是赵本。关于刊印方面，日本昌平学在文化三年（1805）依赵均本重刻行世。该本一本赵本，毫发毕肖。森立之说：“今所传盖以此本为最古云。”此外，佐久节昭和十一年（1936）辑印《汉诗大观》，其中也收入了《玉台新咏》。日本在研究《玉台新咏》方面也颇不寂寞，如当代著名的学者内田泉之助、兴膳宏便可称代表。内田泉之助主持的日本版《玉台新咏》翻译，前有解说，论及《文选》与《玉台新咏》的关系，《玉台新咏》的编撰、题名、体裁、刊本等。每题下有叙说，每篇前要旨，篇后有通释、语释、余说等。正文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原文，下栏为译文。该书由明治书院1975年印制出版。《玉台新咏》近年业已翻译成韩文。
日本现存最早关于《玉台新咏》的收藏记载，大概首推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
在欧美，英国翻译家安妮·柏丽尔博士(Dr.Anne Birrell)曾将《玉台新咏》译为英文（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并收入企鹅丛书于1986年出版。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