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看君子人格的普遍价值

钱念孙教授

摘  要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历来重视立德树人，构建形成了自己等差有序的理想人格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凸显出取法乎上、追求至高至善的理想色彩，同时给出效行相宜的可行性方案。君子人格经孔子悉心改造和重塑后广受认同与推崇，成为历代中华儿女立身行事师表效法的人格标杆。君子人格的内涵可以简括为“修己”与“安人”两个方面，前者侧重“内圣”之学，后者偏向“外王”之道。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始终高扬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旋律，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也增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增强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特色和拼搏意志。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能够活态嫁接的老树新枝，必将在新时代犁铧翻垦的神州大地上郁郁葱葱，呈现蔚为壮观的繁茂景象。

中国传统哲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的重点，是探讨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是如何立德树人，即理想人格的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历来重视立德树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体系，其中尤以君子人格受到普遍推崇，成为历代中华儿女立身行事师表效法的人格标杆。中国传统的树人体系，特别是君子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种积淀丰厚、影响深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对我们今天培育时代新人、塑造完善人格具有可贵的启示意义。

一、取法乎上：中国传统树人体系的建构

中国传统“树人”思想，早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已屡见不鲜，其中管子的论述尤为简洁鲜明。《管子·权修》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提出的“树人”理念，充分说明人才的重要，表明“为天下致利除害”必须任用贤才，“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同时也提醒我们，培养人才十分不易，应为计长远，久久为功。

中国古代早期的树人实践，或者说中国传统最初的理想人格塑造，一直可追溯到上古的尧舜时代。《尚书·尧典》开篇就对尧帝这位“道德圣王”作了近乎完美的描绘：“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说尧帝处事谨慎，明察是非，温文尔雅，思虑通达，对人谦和恭谨，能够选贤任能，其善行光照天地，闻名四方。他德才兼备，敦睦九族，安顺百姓，能够协和万邦，使万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如此赞誉是否言过其实，是否带有一定程度理想化的夸饰成分，当然可以存疑，但在先秦历史文献里，对尧舜等上古帝王的褒扬之词可谓不胜枚举。

《国语·郑语》载史伯的话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物乐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

        从这段话可以明显看出，虞、夏、商、周的朝代兴替，实际上与主政者的德行功业密切相关，对圣贤之人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孔子也多次称赞周公，说他“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强调“吾从周”（《论语·八佾》）、“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等等，都是其推重周公之道的明证。至春秋末期，先秦史官及诸子对上古帝王多半予以不同程度的理想化，常常称之为“大人”“圣人”，形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系列形象。

孔子的弟子对老师非常敬仰，说孔子也是难以超越的圣人。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子贡更是将孔子比喻为无法企及的日月：“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孟子也将孔子与尧、舜、禹、商汤、周文王相提并论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不仅把孔子与上古帝王等量齐观，称之为“圣人”，还将他与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隐逸贤达比较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万章章句下》）。这里既肯定孔子是圣人中能够顺应时变的俊杰（“圣之时者也”），又标举他是汇聚诸多圣贤美好品格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对中国传统人格的构建产生深广影响。由此，古代圣贤形象序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后，孔子接踵跻身之中。随着汉代赵岐把孟子奉为“亚圣”，以及唐代韩愈认定孟轲才是孔学衣钵的正宗嫡传，并将他与孔子并称为“孔孟”，古代圣贤形象的队伍也在时代延伸中逐步扩充延长。

中国古代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塑造，凸显出取法乎上、追求至高至善的理想色彩。为什么如此？原因乃在于中国人的人生修为和精神追求，不像西方人依赖基督教“耶稣”、阿拉伯人依赖伊斯兰教“真主”的启示，而是更多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理想人格代表为引领和榜样。从西周时代起，中国人就呈现宗教意识淡薄，“重人轻神”的特点。孔子对殷周时期的天命鬼神观念虽然基本信从，没有直接否定，却将其束之高阁，不予探究。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对鬼神是否存在以及人死后的冥冥世界，皆无意关注和深究，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孔子所关心和谈论的主要是对现实人世间事务的思考，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朱熹注曰：“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中国文化这种不脱离伦常日用来探寻社会治理方案的本质特征和逻辑理路，自然且必然地走向树立至高至善的理想人格，以使“为政者”或“为民者”皆前有目标，学有榜样。这既是社会发展“顺人伦、明教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上不乏“捧圣”“造神”现象的原因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百家争鸣，诞生了奠定中华文化根基和框架的先秦诸子学术。诸子之学，虽有司马谈“六家”之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亦有刘歆、班固的“九家十流”之议（《汉书·艺文志》），实则较有影响者不过儒、道、墨三家。西汉末东汉初，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融入中华文化传统，我们于儒家、道家、墨家之外又有了释家（佛教）。从高标高举、取法乎上的人生境界看，儒者崇“圣”，道者求“仙”，释者敬“佛”，墨者尚“侠”。不过，这些理想人格是儒、道、释、墨各自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和人生境界，虽可以高山仰止，却难以景行行止，不免让人感慨仰之弥高、可望而不可即。

古代先贤的传统人格建构，当然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如孔子就曾发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论语·述而》）的喟叹。中华文化向来具有重人伦、重实用的特点，其传统人格构建也非常注重从现实人格到理想人格的梯度层次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具有一定数量的“士”的阶层，是现实正面人格中最可能向理想人格攀升的群体。只是，儒家心目中的“士”，是学以立志、知耻有为的“贤士”；道家心目中的“士”，是返璞归真、逍遥自在的“隐士”；墨家心目中的“士”，是义无反顾、舍生取义的“义士”；魏晋以后逐步形成和壮大的释家，其心目中的“士”，是心存善念、一心向佛的“居士”。从社会大体流向分野看，儒者入世，走向中心，成为积极有为的士大夫；道者出世，走向山林，成为潇洒无羁的方外隐逸之人；墨者向下，走向民间，成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仗义侠士；释家作为融入中国文化的外来宗教，潜入人间世，其成员化身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佛陀、菩萨。

当然，这只是十分粗略的倾向性描述，不同类型的人格形态并非孤立绝缘，其间互有借鉴和交叉，即便同一类型的人格形态也是各色人等，异彩纷呈。那么，诸家人格形态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有什么境遇、各自命运如何呢？

二、效行相宜：君子人格的广受推崇

诸家人格形态的消长沉浮及演化嬗变，既与各自相对独立的人格内涵和追求愿景相关，更与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需求紧密相连。春秋战国勃兴的诸子百家之学，经过秦王朝大一统帝国崛起奉行极端化的法家学说，以及汉代初期为之纠偏而盛行的因循自然无为的道家黄老之学，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后，开始重视和倡导董仲舒提出的积极济世、维护等级秩序、德治与法治并重的儒家学说。这一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调整和重建，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演替发生了删繁就简、摈弃异说、推陈出新、以一揽总的重大变革，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儒家学说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学”，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显学”。伴随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推行的社会主导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儒家所塑造的人格形象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肯定。儒家对传统人格的构建，明显看到理想人格的培育和塑造要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设计安排了一个等差有序的传统人格系列：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至高无上的“圣人”，次为执着行善、德高望重的“贤人”，又次为德才兼备、修己安人的“君子”，再次为学以立志、知耻有为的“士”，等而下之者为“小人”。在《论语》里，“圣人”及“圣”字出现8次，“贤人”及其意义上的“贤”字出现20次，“君子”出现107次，“士”出现15次，“小人”出现24次。从用词的频率看，《论语》所谈论的重点人格形态显然是“君子”。

值得注意的是，“贤人”与“君子”相近而略高于“君子”，在《论语》中虽然多指富有道德和才能的人，但有时也专指乱世中避世的隐士。弟子冉有曾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明确回答：“古之贤人也”（《论语·述而》）。他还夸赞伯夷、叔齐这些避世逸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说“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这种以“贤人”指称避世隐士，与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思想是一致的。作为热心济世的孔子，虽然理解和认可隐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避世态度，却并不赞成他们消极逃世的做法。他曾在听罢长沮、桀溺的避世高论后慨叹：“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明其不愿像隐者那样逍遥于山林，而要为治理天下尽心竭力。由于孔子的基本旨趣是反对逃世的，因而他所推重的效行相宜的人格形象主要不是“贤人”，而是“君子”。那么，在儒家等差有别的人格序列中，孔子如何确定和把握君子人格的特质呢？

“君子”概念早在西周时期已经频繁使用。孔子突破殷周典籍中的“君子”多专指君王、执政者或贵族的旧义，在“有位者”内涵的基础上，赋予君子更多“有德者”的新义。在《论语》里，孔子及其弟子对王公贵族所具有和应有的道德优点择善而从，汲取便于师法和遵循的内容推而广之，扩大为社会应普遍倡导和推广的伦理规范与要求，以解决如何做人，即如何培育和塑造崇德守礼之人的根本问题。为了使君子形象更加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君子人格作了辨析和界定。一方面，他反复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在多视角多层次的对照比较中，孔子不仅为我们划定君子与小人的楚河汉界，确立君子人格的内在情操和外在形貌，同时也不言自明地申述了君子人格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培育君子人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另一方面，孔子又在君子与圣人之间划出界线并拉开距离。他对弟子称他为“圣人”颇为不满，表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强调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在孔子心目中，圣人是难以寻觅、难以企及、高不可攀的至善典范，而君子则是可望可及、经过努力可以实现和达到的人格境界，是理想又现实、尊贵又亲切、高尚又平凡的人格形象。

孔子精心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问世而流布四方，大有登高一呼，八方响应的效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竭力张扬申说自不待言。与儒家学派颇多歧见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满儒家学说，但对君子人格却津津乐道。如墨子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老》）。如此等等，无不表明他们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

道家学派对宇宙演化、社会更迭、人伦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等，均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彼此矛盾甚至截然对立，但在认同和赞赏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在老子看来，重是轻的根基，静是动的主宰。所以君子四处行走也不离装载日常用品物资的车辆，即便有荣华富贵享受，也能看穿诱惑，超然处之。君子的境界不仅超越庸碌、轻浮的小人，而且比那些以躁动、率意方式治国的“万乘之主”也远胜一筹。庄子对君子人格也赞赏有加，他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他还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庄子·骈拇》）。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同样颇为认同和称许。

当然，若细加分辨，儒家与道家虽然共同推崇君子人格，但在两者推崇的内涵却有不同的意蕴和旨趣。儒家树立的君子形象，是现实社会伦常关系中的有德之人，是内在德性与外在事功统一的人格样板；而道家标榜的君子形象，则多半是超越世俗生活、顺应自然之道的得道行道者，是奉行“无为而无不为”原则的“无为之治”的高手。儒、道的这种分别，并非否定或降低君子人格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丰富和提升君子人格的内涵及普遍适应性。如果说，在原典儒学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内容；那么，经过道家思想的渗透和补充，君子人格于刚健有为、热心济世的意脉外，则增添了道家顺其自然、清净自守的要素。这种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甚至兼容墨家、法家、佛家积极因素的衍化嬗变，使君子人格在传承、接受、流布、扩散的过程中，显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吸引力，成为中华民族广泛认同和推崇的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榜样。

君子人格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具有极高的共识度和影响力。这一点，民间流传大量有关君子的民谚俗语，足可明证。譬如，在义利气节方面，人们常常张口就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盼得天下富，小人发得一人财”“君子不怕明算账，小人贪恋不义财”“君子争礼，小人争利”“义动君子，利动小人”“君子务本，小人逐末”“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知足称君子，贪婪是小人”等等。在诚实守信方面，人们经常爱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君子说话，如笔泼墨”“君子坦荡荡，有话当面讲”“明人不做暗事，君子不说假话”“君子当面骂人，小人背地说话”“有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直率坦白真君子，笑里藏刀是歹人”“君子不欺暗室”“君子无戏言”“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等。有关君子的俗语民谚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上述义利气节、诚实守信的内容以外，起码在仁义济世、处世交友、砺学修身、怡情养性、慎独操守等层面，相关俗语民谚同样繁花似锦，让人目不暇接。

短小精炼、意蕴深厚的民谚俗语，是中国人世代积累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追求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民间沉淀和淘洗出的处世良言，常常被民众百姓看作不证自明的“道理”，发挥着警策自己、说服他人、指导日常生活的独特作用。有关君子的民谚俗语在社会生活中俯拾即是，充分说明君子人格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广受推崇。

三、修己安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

君子人格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或者说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概括和解答。余秋雨从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九个方面，勾画了君子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貌。牟钟鉴从仁义、涵养、操守、容量、坦诚、担当六个方面，对君子人格的定义及由来作出自己的阐释。还有的学者从忠恕、宽厚、仁德、情义、谦逊、诚信、中和、亲民八个方面，描绘君子人格的特质和气象。其实，中国古代典籍里关于君子的论述汗牛充栋，历代仁人志士崇尚和践行君子人格的佳话趣闻也车载斗量，我们很容易从某些方面攫取某些要点形成对君子人格内涵的归纳和总结。这类提要性的梳理和概述，对于了解和掌握君子人格的丰富蕴涵，无疑十分有意义有价值，但有时也会面对巨细难究、举不胜举的遗珠之憾，以及因观察视角和层面的不同，存在所见内涵远非一致的参差之异。这里，我们尝试在总体把握上对君子人格的整体形貌作一个轮廓性速写，作为上述学者对君子人格要点概括和重点刻画的背景与衬托，以供参照互补，深化认识。

从总体把握看，君子人格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修己安人”四字。此语源自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子路求教怎样成为君子，孔子给出的回答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层层递进的答案实际就两个关键词，表达两层意思：一是“修己”，一是“安人”。此处的“安百姓”其实也是“安人”，不过扩大“安人”的范围罢了。这也告诫我们，要想成为君子，绝非只是提高自身修养，以严肃恭敬的态度独善其身即大功告成，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作为，不仅使家族及周边的人安居乐业，还要给天下百姓带来安宁和快乐。儒家学术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人的内在伦理修养论和外在治世政治论两个紧密联系的组成部分，前者强调不断地“反求诸己”，严于修身，即人们常说的“内圣”之学；后者则突出“推己及人”，匡救天下，即后世所说的“外王”之学。正如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所言：“儒学有此‘内转’和‘外推’两重过程，这也是后世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简单地说，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一往一复的循环圈。一部中国儒学史大体即是在此循环圈中活动。”

这种通过不断内省提升自我修养，使自身具有圣人之德，从而对外实施王者之政，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人生导向和价值追求，孔学后人在《大学》里作了更为具体、明晰的阐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里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如果说前五项侧重以“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那么后三项则偏向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在主要反映孔子思想的儒学原典《论语》里，“修己”与“治平”两个方面尚浑然统一并融合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则有所割裂和分离。孔子之后儒家学术的分化，主要是孟轲、荀况两派。相对而言，孟子更多发展儒学原典中以“修己”为核心的内圣之学，而荀子则多半发展儒学原典中以“治平”为重点的外王之学。

孟子胸怀豪情，颇有治世雄心，曾高调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平治天下”的方策，主要通过“正人心”“施仁政”的办法来实现。他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实施“仁政”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四端”激发出来，由此便“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这种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目标的治世方略，自然得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的结论。孟子这种由内而外、由己而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治世方略，既针对普通大众，更针对君王国主。他认为，实施仁政的要点，在于有仁人充任国君，因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正是如此，孟子谈论“君子”时特别强调：“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与孟子侧重以“仁”为核心的内圣之学勾勒君子人格的形象不同，荀子则显然偏向以“礼”为重点的外王之学，即注重外在道德规范对君子人格的陶冶和塑造作用。这当然与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基本观点有关。荀子站在“性恶论”的立足点上，认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他指出：“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也。……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在荀子看来，“人之生固小人”，因而“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之所以后来产生高下优劣的分野和变化，主要缘于学习和修为。《荀子·劝学》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余英时认为：“此段所言，即是荀子的‘君子之学’。”因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者，中间全是成为“君子”的阶段。王先谦《荀子集解》注“终乎为圣人”曰：“荀书以士、君子、圣人为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证。故云：始士终圣人。”由于“圣人”是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荀子所谓“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实际上是指出如何成为“君子”的路径。所以他紧随下文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给出成为君子的通道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并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其突出礼、强调礼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当然，荀子虽看重隆礼重法的一面，也并非排斥修身养性的作用，其《劝学》篇申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即是明证。

如果说，孟子和荀子的君子论分别从不同侧面发掘“修己”与“安人”、“内圣”与“外王”的义理，那么，《中庸》则综合两者的思想对君子人格作了诸多精彩描述。《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一篇成书甚晚，大抵为汉代辑佚修订而成，因而其中明显看出兼有孟、荀的影响。“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这是《中庸》探讨君子人格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话，也是吸收孔、孟、荀诸家思想对君子人格作出的极富魅力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不妨看作前期儒家对君子人格勾画的一个总体性轮廓。至于君子人格需要具备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不可或缺的要素，自是不言自明之理，且学界多有阐述，此不复赘。

四、历久弥新：君子人格的时代价值

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历代中华儿女“立己达人”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文化特点和精神标识的集中体现。与西方人执著企求“绝对理性”“上帝天堂”这种外在的精神超越方式不同，中国人主要立足现实世界，在处理人间事务中追求人生的圆满和价值的实现，走的是一条人生内在自我超越之路。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即便是先秦诸子所追捧，乃至有些神化的尧、舜、禹等“圣人”，也与古代神话中的女娲、后羿等人格神有着本质的区别，更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所敬奉的耶稣、伊斯兰教奉若神明的真主等，而是堪称“人伦之至”“万世师表”的圣贤。信奉谋事在人、注重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倾向。由这种“入世文化”为主导精神而熔炼出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无意也不屑于构筑彼岸世界的“伊甸园”和“极乐净土”，而是讲究和重视在此岸世界“立德、立功、立言”，以达到人生“三不朽”的境界。这种人生哲学和社会风尚的弘扬与普及，使中国得以避免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以及极端化民族性格的产生，造就出一种非宗教的、以人伦纲常为中心的伟大文化传统。为什么儒学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种，能够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出类拔萃，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和主流？为什么君子人格能够在道家隐士人格、墨家侠士人格、佛家悲悯人格等诸多人格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普遍崇尚和追求的人格形态？其深层奥秘即掩藏在中华文化积极入世的主导倾向里。

一个民族的人格形态或者说集体人格，既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和绽放，又是体现时代变迁的文化符号。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特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纲常名教盛行，儒家的君子人格被统治者奉为人格典范加以倡导，成为社会主流人格形态。魏晋以降，经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淡泊宦途、雅逸率性的士族文化的涤荡，君子人格中儒家纲常名教伦理的成分，在“魏晋风度”的冲击和掺杂下有所暗淡与衰落。至隋唐，新的大一统局面形成，尤其是中唐以后儒家道统的重振和复兴，包括宋明理学对儒学的阐扬发挥，王阳明心学对人生哲学的独到贡献，以及佛学对中华文化的有效渗透，君子人格在漫长历史征途中栉风沐雨，历练提升，内蕴变得更加精微丰富。其突出表现就是，伴随中国文化儒、道、释走向合流，君子人格作为中国人对标看齐的主导性人格，在以儒家思想观念为本的前提下，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并形成了“以儒治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的复合型人格形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土围垒和深宅大院，面对“打倒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狂涛巨澜，很快溃坝决堤，汪洋一片。陈独秀等在《新青年》上呼唤青年锻造现代人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型人格，以及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唤醒中国人在革故鼎新中，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追求给古老的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引导人民不仅建设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且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中，创造生机勃勃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儿女的人生理想追求也踏上培育和塑造现代人格之路。由于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始终高扬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时代主旋律，中国人的现代人格建构也增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增强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特色和拼搏意志。

与此同时，经历新中国成立的改朝换代、拨乱反正后的改革开放，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沧桑巨变，“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反传统潮流，早已在岁月河道的疏浚和校正中悄然隐退。传统文化的庙宇殿堂虽经历史潮汐的冲击、淹没和浸泡，并没有坍塌、破败和荒芜，而是以坚实的基础和巍峨的雄姿岿然屹立，在新时代阳光的照射下更显气象庄严，熠熠生辉。传扬传统文化浑厚而悠扬的晨钟暮鼓，如朗朗弦歌，高山流水，滋润万众心田。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他还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也提醒我们，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推崇和践行的人格范式，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宏大工程中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时代新人”的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德树人的新目标。如何培育“时代新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要求，即有理想、明大德、强本领、勇担当、重实干。其实，这些内容古代先哲谈论君子人格时早已响鼓重槌，反复申论。“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不是强调君子要有理想有抱负吗？“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周易·益·象辞》），这不是把明大德作为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吗？“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这不是将本领和能力看作君子的基本素质吗？“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这不是肯定君子要有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吗？“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不是说明君子要有奋发有为的实干精神吗？如此等等，无不表明传统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与当代如何做人做事的观念要求，在许多方面是并行不悖、高度重合的，完全可以一脉相承，融会贯通。

为什么在时代发展疾速前行、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当下，传统君子人格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彰显出生机勃勃的持久活力？其原因就在于：现代由古代延续而来，现代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而漫长的古代不仅在时间上是千百个既往现代的累积，并且在知识文化上拥有无数既往经验和智慧的积淀。人们之所以经常说鉴往知来、借古开今，就在于历史和传统中蕴藏着大量处理今天繁难事务的睿智和启迪。当然，今天新人与传统君子所处时空不同，各自面对不同的生存条件和发展问题，需要以不同思路、不同方法回应和解答不同的时代课题，这是显而易见无须赘述的。但两者在面对和处理不同时代矛盾乃至云泥之别的时代课题时，具有大致相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即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也是昭明彰著毋庸置疑的。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坚毅顽强的奋斗意志、精益求精的钻研品格、敢闯敢试的革新追求、爱岗敬业的挚诚奉献、助人为乐的古道热肠等等，这些既是我们时代披荆斩棘、开拓前行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也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标志的君子人格内蕴的时代诠释和生动实践。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大熔炉数千年熔炼和锻造的人格典范，不仅汇聚和饱蕴着许多中国人立身处世“千古不易”的基本理念及原则，而且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品格，如宋代理学家程颐所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作为中华民族坚韧性格和美好品德的象征，君子人格从遥远的古代健步走来，一路跋山涉水，不畏困难，饱经磨砺而不断开拓新境，展现了历久弥新的时空超越性和古为今用的时代价值。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是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能够活态嫁接的老树新枝，必将在新时代犁铧翻垦的神州大地上郁郁葱葱，呈现蔚为壮观的繁茂景象。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