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微信“点赞”的政治心理分析

张爱军教授

摘  要

微信的“点赞”功能已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新型人际互动方式，对“点赞”行为进行具体情景分析有助于了解其具体意义与效用。以政治维度划分，微信“点赞”分为政治性“点赞”与非政治性“点赞”。政治性“点赞”主要是指对微信空间中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政策与人际政治关系等政治性内容“点赞”。政治性“点赞”又分为以权力和利益为内核诉求的积极政治性“点赞”与以安全和自保为核心诉求的消极政治性“点赞”。政治性“点赞”是个体心理与外部环境合力互动的结果。从现实政治与网络政治关系视角分析，积极政治性“点赞”具有政治表演、政治移情、政治认同与政治威权心理，消极政治性“点赞”具有政治恐惧、政治妥协、政治隐藏与政治戏谑心理。政治性“点赞”既有正向功能，也存在负向功能，需从政治心理产生的客观基础即政治社会环境出发，促进微信“点赞”消极政治心理向积极政治心理转化，减少消极心理可能引发的问题，以推动政治发展。

微信“点赞”社交现象已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媒介景观，是网络空间中的新型人际互动行为。微信“点赞”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娱乐等不同维度进行划分，不同维度的“点赞”行为可作进一步细分。从政治维度来看，微信“点赞”有政治性的与非政治性的。非政治性“点赞”主要出现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互动中，政治性“点赞”主要是指对微信空间中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政策与人际政治关系等政治性内容“点赞”。非政治性“点赞”不具有政治心理分析意义，其行为动机主要基于个体间的人际交往，心理反应聚焦于私人领域。政治性“点赞”具有政治心理分析意义，其行为动机基于个体特殊的政治诉求，与公共领域存在紧密联系。

一、微信“点赞”的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是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的互动，是人们对某些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或政治生活的心理反映。受不同政治心理的影响，人们对政治活动与政治过程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有所不同，即不同的政治行为蕴藏了不同的政治心理。以政治诉求的指向差异和行为性质差异为标准，可将政治性“点赞”分为积极政治性“点赞”与消极政治性“点赞”。积极政治性“点赞”以权力和利益为内核政治诉求，在行为意愿上体现出积极主动的倾向或状态。消极政治性“点赞”以安全和自保为核心政治诉求，在行为意愿上体现出消极与被动的倾向或状态。“点赞”是一种交往互动行为，它不仅指涉行为双方，即点赞者和政治性信息的发布者双方；也关涉行为两面，即点赞与不点赞两种行为。立场与行为面向不同体现的心理有所差异。

（一）积极政治性“点赞”心理

积极政治性“点赞”围绕权力和利益展开。权力可以宽泛地定义为达到期望之结果的能力，在政治分析中，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并非出自他人选择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利益是权力追求的核心，逐利是人的本能。政治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权力欲望和利益诉求是如何支配人的行为的，并且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是人最核心的欲望之一，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政治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必需借助各种政治工具或资源,政治权力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资源，因此，政治主体的利益要求往往直接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争取、运用和维护。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使网络政治人积极主动对微信中的政治信息“点赞”，以一键式互动符号彰显其政治存在。积极政治性“点赞”的权力与利益诉求是现实政治诉求在微信空间的呈现，“点赞”成为网络政治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一种互动资源。积极政治性“点赞”具有政治表演、政治移情、政治认同与政治威权四种心理类型。

第一，政治表演。政治表演是指政治行为的发出者为实现某种政治诉求对政治行为的承受者进行的自我形象的呈现。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定政治关系及其变化的体现。现实政治关系决定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地位，决定政治资源的分配和组合方式，进而影响人的政治心理及其政治行为的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政治表演心理是现实政治关系在微信空间延伸生成的新的政治心理活动，体现为价值观表演与情感表演。

政治价值观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在观念上的体现，任何政治行为的产生都蕴含了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积极“点赞”意味着对信息内容的认可与赞同，点赞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通过积极政治性“点赞”传达给信息发布者，以示双方政治一致性。通过价值观表演能让点赞行为双方将这种意义互动与现实人际政治互动进行联结，以实现现实性与虚拟性政治关系的双向维护。

政治情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活动产生的主观感受，是政治心理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沃拉斯认为，任何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都伴随着政治情感，“政治情感的本能是由清楚认识其目标所激发的”。政治情感是政治交流与互动的基础，积极政治性“点赞”具有主动积极的行为倾向，是形塑双方价值共识、确认态度立场的有效方式。“点赞”政治表演一定程度上能满足或激发现实政治关系中优势地位者的政治感知，进而使点赞者得到关注。

第二，政治移情。政治移情心理是政治追随者以权力依附的形式，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寄托在政治领袖身上以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心理，是一种隐蔽的心理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要对自己的政治行为负责或者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往往会因力量弱小而产生政治焦虑感和恐惧感，因而需要依附政治领袖以获得安全感和间接权力。关于这种安全感，勒庞认为，一旦一个弱小的人身处一个集体之中，就会被集体的激情和信仰所鼓励，感到有同伴，然后一起做同样一件事而感到安全。政治移情心理是政治表演心理中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积极政治性“点赞”是点赞者对被赞者自愿跟随的信息行为，通过这一行为表现出与被赞者的利益一致和立场一致。

第三，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综合性、递进式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过程，就政治心理学角度而言，政治认同是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由认知、情感、意向等多种心理因素统合而成的整体心理结构。政治认同是网络政治人对意识形态政治信息点赞的心理反映，对意识形态政治信息的“点赞”包括对非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息“点赞”和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点赞”。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政治立场，代表不同的政治利益，具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在微信中的再现和发展。在现实政治中具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人认同各自阵营的政治价值。微信中的政治信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同意识形态属性的信息对人的政治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微信政治性“点赞”的政治意识是指点赞者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政策、政治现象与人际关系的自觉思考，基于自身需求与利益的行为判断。具有不同政治意识的人，其行为判断与行为呈现也不同。如民粹主义者易对民粹主义信息点赞，自由主义者易对自由主义信息点赞。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致使“点赞”的立场与意识分化明显。

第四，政治威权。政治威权心理是政治认同心理的一种特殊呈现。在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中，威权人格及其心理获得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威权人格具有追从和崇拜权威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坚守等心理倾向，威权人格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对个体的政治态度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人们的信息认知及相应的政治行为。威权心理是网络空间中对非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息点赞的一种特有的心理活动。威权心理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排外等实际考虑有关。微信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信息类型繁多，其中涉及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维护社会秩序等类型的信息容易得到具备威权心理者的积极主动的点赞，以示对现实权威的认同与维护。

（二）消极政治性“点赞”心理

消极政治性“点赞”以安全和自保为内在的心理诉求和行为指向。安全和自保是权力和利益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权力和利益的欲望往往导致服从，服从有自愿的，也有不自愿的，不自愿的服从体现出权力和利益欲望受怯懦性的影响。微信政治空间是现实政治的网络化呈现，具有真实性与虚拟性结合的双重特点。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性格怯懦的人，大多在网络政治空间中依旧怯懦，那些对现实政治利益和政治关系有不满情绪，但又不得不维持既有关系和现状的人在网络政治空间中往往保持这一心理习惯和行为习惯。与积极政治性“点赞”不同，消极政治性“点赞”在行为意义的表达上除了具有点赞符号的初始意义之外，还包含了点赞符号的异化意义。消极政治性“点赞”表现为政治恐惧、政治妥协、政治隐藏与政治戏谑心理，这四种心理倾向都是政治犬儒心理的具体表现形态，借助“点赞”降低冲突，获得安全以保障利益。

第一，政治恐惧。政治恐惧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和社会危险、不确定情况或者想象的威胁进行判断和省察时所形成的担心、忧虑、不安等复杂情绪。恐惧是人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采取行动自保的心理体现。政治恐惧具有公共性，往往与社会团体或政治团体的冲突有关，与公共行为有关且影响广泛。伯特兰·罗素认为，使人服从的动力真实而普遍存在，它根源于恐惧。在罗素看来，领袖具备强大的操控力，以操纵人们的情绪来获得权力，主要通过营造恐惧、给予希望和制造仇恨三种情绪来控制和影响追随者的行为。微信中的政治信息往往会附加体现发布者情感和态度的话语文字。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政治优势地位的人的态度和情感的表述会影响政治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人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权力的影响力在网络空间同样存在。对于权力服从者来说，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权力恐惧，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更有利于保障自身的安全，维护自身利益；被动服从的人同样是为自保和维护利益。

第二，政治妥协。政治妥协心理是政治谨慎态度的一种心理表现，也是政治恐惧心理的一种形式。网络政治空间与现实政治生活一样关系复杂多变，政治谨慎态度决定政治行为的妥协性。网络时代，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越发频繁，由此带来的政治意识、政治立场冲突也日渐明显。微信的公共性更强，人的政治属性使得微信公共领域情况复杂易变。妥协意味着让步，消极政治性“点赞”是缓解政治利益冲突的一种低成本的方式。以“点赞”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表示认可和赞同，权力服从者通过妥协方式缓和与权力优势者的矛盾，让渡出自己能够付出的最大程度的利益以获取生存的空间。与对抗、对话和退出等冲突解决方式相比，无声“点赞”的妥协性方式更具有工具性、精神性与调和性。

第三，政治隐藏。政治隐藏心理是指出于安全和自保考虑，网络政治人会借助网络空间特有的表达方式隐藏现实政治生活的真实情感的心理。在这种心理倾向影响下，网络政治人的自我呈现借助“点赞”这一互动符号既表达了现实的真实情感，又能获得立场安全。“点赞”是一键式符号，具有符号意义的随意性，意义解读因主体不同会有所不同。这意味着不论赞同信息内容与否都可以点赞，喜欢可以点赞，戏谑也可以点赞。消极政治性“点赞”具有行为被动倾向，对不认可政治信息的“点赞”是网络政治人的情感隐藏、意识隐藏与态度隐藏。就情感隐藏而言，消极被动的“点赞”是为了不把现实中的政治情感延伸至网络空间，以免影响自己的现实利益。就意识隐藏而言，借助一键式“点赞”的多元意义可以隐藏政治人的真实的政治意识。就态度隐藏而言，消极“点赞”不代表政治人的真实立场和态度。因此，消极政治性“点赞”的隐藏心理具有价值认同假象、合意假象与情感假象。

第四，政治戏谑。政治戏谑是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隐藏的一种方式。在权力与利益追求中，除了领导与服从两种方式以外，行为调适也是一种维护利益的方式。网络空间中对戏谑性、调侃性和反讽性政治信息“点赞”的人并不一定不关心权力与利益，只不过是不用寻常的手段来维护利益而已。政治戏谑心理是民间意识形态对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另类情感呈现，也是后政治冷淡主义的一种心理倾向，在这种心理影响下的点赞行为不涉及政治敏感。在时空分离的网络环境中不必考虑因情景不同可能会产生的意义误解，能避免一些正面政治表达带来的问题。

二、微信“点赞”对政治的正向功能

政治性“点赞”是微信社交特有的政治行为，它所体现的政治心理既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也是对传统政治的反映，又是对传统政治心理与现实政治心理的交织性反映，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政治文化在网络社交空间的延续。积极政治性“点赞”与消极政治性“点赞”不仅是网络政治人对政治信息的不同政治心理倾向，还是对现实政治关系与政治活动的两种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表达。两种政治心理在微信中的互动与聚集，在网络特有机制的作用下会对现实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支配与服从心理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微信政治性“点赞”围绕权力与利益、安全与自保展开，由此形成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支配与服从是权力运行的核心，积极主动的服从和消极被动的服从在网络空间都具有公共性与公开性。政治权力既能支配人的政治行为也能塑造人的政治心理。支配与服从是权力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也是所有政治秩序都必须涉及的关系问题。离开权力的支配功能，秩序稳定而良善的公共生活无法实现。权力的支配倾向并不代表一定违背服从者的利益，服从者在权力面前同样具有自主性。微信中的政治性“点赞”出于人们对权力与利益的本性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安全与自保心理。就政治性“点赞”的行为倾向来看，积极“点赞”与消极“点赞”都是维护和追求政治利益的表现。此外，微信中的政治信息传播也有权威因素的存在，“点赞”成为获取或维护利益的网络政治社交微型资源。尽管有恐惧心理的存在，但是只要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恐惧心理或情绪或可成为一种理性的情感力量。

第二，政治性“点赞”塑造政治共识。微信中所涉及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政策和政治关系信息直接或间接具有意识形态立场，对具有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信息“点赞”就具有了形塑共识的意义。政治性“点赞”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在合意上都有选择认同的含义。意识形态政治信息“点赞”包括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点赞”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点赞”，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积极“点赞”是网络空间政治认同的有效建构。从“点赞”政治心理动机和行为倾向来看，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点赞”行为的政治认同表现出静态与动态的形塑机制。

从静态形塑机制来看，利益驱动、权力规训和社交行为是形塑政治认同的三个要素。从政治心理的层面来看，这三个要素对“点赞”心理的影响经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向三个心理面向同构网络政治人的政治认同。对利益的诉求是网络政治人感知政治环境，建立政治情感，采取政治行为的基本动力。对权力的渴望和恐惧是影响网络政治人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和政治活动的控制力量。政治社会的交往行为是网络政治人政治行为的社会尺度。对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点赞”体现了网络政治人政治行为的基本动力、影响力量与社会标尺。从动态形塑机制来看，服从、认可与信仰是形塑政治认同的运动过程。从微信政治性“点赞”心理呈现看，两种“点赞”行为都体现了“服从”这一功利性心理。就认可与信仰两个环节来看，积极性政治性“点赞”政治心理影响较为明显。积极主动的行为是利益诉求基础上的政治理解与信仰的基础。

第三，政治性“点赞”蕴含民主意义。政治性“点赞”蕴含的民主意义是从民主共识角度来分析的。萨托利指出，民主共识包含三个层次，即基本共识、程序共识与政策共识，其中，基本共识是民主形成的有利条件，程序共识是民主形成的必要条件，政策共识是民主异见共识的体现。政治认同是政治心理的一个层面，而政治认同是政治共识形成的基础。微信中的积极政治性“点赞”心理所蕴含的民主意义在三种共识层次上均有所体现。

政治性“点赞”是基本政治共识的体现。基本共识是指社会整体所拥有的同质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目标。积极政治性“点赞”是网络政治人主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意志的心理和行为体现，积极“点赞”是点赞者与被点赞者在基本价值选择和基本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同意呈现。政治性“点赞”具有程序共识的微弱意义。程序共识是指对解决冲突的多数原则所取得的共识。微信政治与现实政治一样，同样存在矛盾与冲突。政治性“点赞”行为有减少政治摩擦，维护政治利益，促进现实政治社交关系的心理需求。再加之网络社交的从众机制，“点赞”已成为网络政治人解决冲突、缓解关系的隐性行为机制。政治性“点赞”是政策共识达成的表现。政务微信是网络时代政治政策与社会公众连接的重要渠道。对微信空间的政治政策信息的积极“点赞”是社会公众政策认同的心理体现，即便是出于恐惧心理的消极“点赞”，只要是在适度范围内的恐惧，也能激发政治人普遍的精神觉醒，提高其对基本政治价值与政治选择的认同与信仰。

第四，政治性“点赞”促进政治互动。网络政治信息“点赞”是政治互动的一种行为方式，积极政治性“点赞”心理引发的点赞是网络政治人积极参与政治的行为表现。以“点赞”参与政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人际政治关系互动参与政治。政治表演的自我呈现是点赞双方在政治情感上的互动，这种互动很可能会与评论、回复和转发等行为产生关联，进一步将其延伸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际政治交往。网络人际政治关系互动延伸至现实政治生活能增强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进而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二是以形成舆论的形式参与政治。网络政治信息传播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点赞”也具有公共性与公开性。积极政治性“点赞”能以点赞数量，以及评论、转发等互动形式形成现代性权力，罗素将之称为舆论权力。只要形成舆论就会得到政治关注，进而影响政治过程。

三、微信“点赞”对政治的负向功能

政治说到底取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即使是民主也没有使统治与被统治的界线浑然一体。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心理上体现为支配与服从。积极主动的服从有利于促进政治发展，消极被动的服从则会阻碍政治进步。在网络民主时代，微信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平台，它承载了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功能和作用。微信“点赞”的消极政治心理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负向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被动服从心理违背精神“善”的政治伦理追求；政治性“点赞”行为违背公正、平等与自由原则；“点赞”异化心理营造虚假共识；消极政治心理积压网络情绪等方面。

第一，被动服从心理违背精神“善”的政治伦理追求。现代政治伦理的价值在于它是政治人在政治学中的终极体现，亚里士多德的“至善”伦理思想是其对政治伦理的终极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善”是一个整体的广义概念，既包含了物质层面的“善”，也涵盖了精神层面的“善”。而“善”是事物的最佳完美状态。消极政治性“点赞”呈现的政治恐惧与政治妥协心理都是权力影响下的依附与服从心理，这种被动的服从心理和行为虽然没有强制性，但却具有压制或抑制人性的特质，长期处于这种心理下的政治人，会渐渐失去政治兴趣和政治追求，进而会衍生出政治隐藏、政治冷漠和政治戏谑等负面政治心理。因而，也就无法达到或实现政治人心理或精神层面的完美状态，亦即违背了“善”的伦理追求。

第二，政治性“点赞”行为违背公正原则。在康德的公正哲学思想中，理性是其论述的重要内容。康德把理性选择看作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最终体现。理性选择就是排除各种主观偏好、情感和欲望要素的选择。康德对理性定义的原则之一就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表演与移情、恐惧与妥协、隐藏与戏谑等政治心理影响下的微信政治性“点赞”，是人的权力与欲望、安全与自保两种主观情感的外在表现。这种行为将人性作为实现欲望、满足诉求的手段，“点赞”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工具理性的意味。作为人的价值在欲求与诉求的支配下让位于工具价值。

第三，政治性“点赞”行为违背平等原则。政治性“点赞”消极心理对权力的恐惧与妥协是传统政治人格特征在现代社会与网络空间中的延伸与呈现。传统文化塑造的政治人格具有理性缺乏、独立性缺乏、臣民化、小集体化等特征，形成了对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政治冷淡与政治躁动的交替出现。这些特征致使对政治权力的盲从和服从。现代政治伦理追求政治人格与政治尊严的平等，主张权力的公共性与服务性。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同样强调了平等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政治性“点赞”的政治表演与移情心理、政治恐惧与政治妥协心理等突出了网络政治人对权力的服从，违背政治人格与尊严平等。

第四，政治性“点赞”行为违背自由原则。以赛亚·柏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简单地说，柏林的积极自由是主体能按照自己意愿有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则是不被干涉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更具有自由的原初意义即摆脱干涉、枷锁和奴役。积极政治性“点赞”是积极自由。消极政治性“点赞”则不是消极自由，它是点赞者在恐惧心理下做出的被动的行为意愿。此外，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任何行为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随着“点赞”社交的社会化，网络政治人身处足够强大的情境中时，“群体和更大的社会压力可能导致行为人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即使与他或她的信念和价值相反”。消极政治性“点赞”心理及其行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伦理核心。

第五，“点赞”异化心理营造虚假共识。“点赞”的异化心理是指在网络政治信息泛滥与网络政治治理加强的情况下，点赞者借助符号的异化意义实现政治诉求的心理，即政治隐藏心理与政治戏谑心理。与其他网络互动方式相比，“点赞”具有弱连接的交往特征。弱连接导致意义感知的模糊性。网络空间中存在非理性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认同倾向，可能扭曲政治信息结构认知环境，造成政治认知偏差。在网络的特殊机制影响下，消极政治性“点赞”的政治隐藏心理与政治戏谑心理导致政治认同发生异化，形成被动的政治认同、伪政治认同和冷漠政治认同，从而造成一定的政治假象，即形成伪共识和虚假共识。这些假象的存在不利于政治社会化，在受到特殊作用力，如极端思潮，非理性机制等的诱导还可能会影响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健康发展。

第六，消极政治心理积压网络情绪。政治恐惧心理驱动的“点赞”行为隐藏了非理性的网络政治情绪。网络政治情绪是网络政治心理的范畴，网络政治情绪具有虚拟性与真实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理性与非理性等特征。政治恐惧情绪的非理性特征在网络技术、网络群体机制、网络利益等影响下产生指向性，指向政治不平等进而会引发制度危机和政治冲突。虽然消极政治性“点赞”的恐惧、妥协心理在情感表达上强度不大，但是这种心理的存在仍然不容忽视。网络政治情绪的积压在某一爆发点的刺激下可能会引发网络群体事件，成为网络动员和网络抗争的情感机制。政治戏谑心理是政治冷漠情绪的体现。政治冷漠情绪的积累或不利于政治社会化，或形成政治行为扰乱政治秩序。

四、“点赞”政治心理改进的基本路径

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政治心理的属性影响着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而言，应促进政治人的消极政治心理向积极政治心理转化，发挥其正向功能，尽量避免其负向功能可能引发的政治问题。政治心理的形成与发展是客观与主观双重因素互动的结果。政治心理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公众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主观基础是社会公众的心理结构或心理背景。政治社会环境从政治关系与政治制度两个层面影响个体或社会政治心理的形成与发展。微信中的政治性“点赞”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政治心理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呈现。促进微信“点赞”的消极政治心理向积极政治心理转化需从政治心理的客观基础进行调整与完善。

（一）对政治关系的调整

政治人是政治心理的主体。政治人是指处于特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之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任何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都是对特定政治关系的反映。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关系是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符合人的本质。经济利益是经济关系的核心要素，经济利益对人的政治心理具有决定性意义。政治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政治利益满足的是政治人在政治层面的需要，与人的社会地位、权力和权利高度相关，与其他利益形式尤其是经济利益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改进即是对政治利益的合理分配，平衡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关系，主要体现为政治资源平衡原则、利益取向整合原则与利益分配正义原则。

第一，政治资源平衡原则。现实政治关系对政治心理的影响是通过政治需求、政治资源和改变政治行为方式实现的。处于不同政治资源状态下的政治人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心理。一般而言，在政治资源丰富的状态下，政治会呈现出积极的、态度坚决的政治心理倾向；在政治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则会表现出依赖性的、消极被动的、畏惧妥协的政治心理特征。同时，对权力和利益的心理诉求会驱使政治资源相对匮乏的政治人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应的政治行为。政治资源的平衡在于两种政治需求的平衡，即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平衡。对权力与权利的追求是政治人获取利益和政治资源的两种途径。当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失衡时，政治权利主体的利益服从倾向凸显。支配和服从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在人的自主性意识下会产生消极被动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志，进而会对既有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政治行为双方政治资源的平衡促使行为者产生积极主动、认知一致的政治心理。体现在微信中的政治性“点赞”这一微观镜像载体中时则是点赞者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与政治意向的积极认同。

第二，利益取向整合原则。现实政治关系对微信“点赞”行为的两种政治心理的影响是交叠的，这种交叠性体现为政治心理的社会取向与政治心理内容的复杂性。微信“点赞”行为的两种政治心理并非泾渭分明，积极政治心理与消极政治心理往往交织在一起。两种政治心理的交织是政治利益诉求的重叠。共同的政治利益关系会产生相似的政治心理取向。微信“点赞”消极政治心理向积极政治心理的转化需要整合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适当的方式平衡两种政治心理的利益诉求，消弭消极政治心理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

第三，利益分配正义原则。利益分配合理与否会对政治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它与人们的利益实现状态直接相关。政治利益分配不合理容易滋生消极政治心理，产生消极政治行为。微信“点赞”的恐惧、妥协、隐藏和冷漠等消极政治心理是政治人维护既有利益与保证安全心理诉求的行为体现。这些政治心理的存在暗含了利益分配的合理问题。实现消极政治心理向积极政治心理的转化，发挥其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以利益分配的正义性为基础。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当它不仅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共的正义观调节时，它就是一个良序的社会。”利益分配的正义性兼顾了利益相关者的合理份额，有助于消除利益相关者心理与认知失衡的影响。

（二）对政治制度的完善

在政治心理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环境中，政治关系是政治生活的深层次结构，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关系的表层制度体现，政治人的政治心理是对一定政治制度环境中的政治现象的直观感性的认知。政治制度对政治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的制度环境生成不同的政治心理；二是政治制度的存在状态影响着政治心理的发展；三是政治制度的变化引发政治心理的变化。微信作为网络政治场域，它所承担的政治角色和政治功能，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政治人的行为也受到现实政治制度环境的影响。微信“点赞”消极政治心理具有政治伦理失范的负向功能。因此，应从自由性、民主性和平等性三个方面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培养微信政治人的积极政治心理。

第一，以自由的制度环境培养消极自由的政治意识。微信中的消极政治性“点赞”在政治恐惧、政治妥协、政治隐藏和政治戏谑等心理驱动下产生，其所呈现的被动性是消极自由受到破坏的表征。这种表征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二是受微信政治治理的影响。就后者而言，微信治理的政治指向要求网络政治人的政治行为与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追求保持一致，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正确贯穿于微信政治生活的始终。消极政治性“点赞”是政治人顺应社会主流政治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调适与态度隐藏。营造以法律为准绳，以主流政治价值为核心，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治理制度环境，给予网络政治人相对自由的环境，有益于优化政治心理。

第二，以民主的制度文化培养积极自主的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具有规范政治行为、引导政治行为与调整政治行为的功能。政治制度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对政治心理产生作用进而影响政治行为。不同的制度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规范，形成不同的心理定势，产生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古北市民中心时进一步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全过程民主”理念凸显了权利的主体性。将“全过程民主”理念落实到现实政治生活与网络政治生活中，建构民主的制度文化环境以提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与政治效能感，培养政治人思辨的理性精神和积极的政治热情，形成积极自主的政治人格。

第三，以平等的制度环境维护政治人格与尊严平等。微信“点赞”消极政治心理体现了政治人格与政治尊严的不平等。这种政治人格特征既有传统政治心理的延续，也有现代政治发展状态的影响。传统政治心理中权力依附与权力恐惧、自主性与理性缺乏以及现代政治发展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人对平等价值的政治认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政治的首要价值是自由与平等。在提高民主意识的基础上，以正义为原则形成以平等为基础的制度环境，改变政治人格与尊严不平等的心理倾向和思维定势，有助于积极自主、理性开放等人格精神的形成，有助于政治发展。

微信“点赞”行为的政治心理分析，是以行为主体的核心心理诉求与行为倾向的差异为标准，将其划分为积极政治性“点赞”与消极政治性“点赞”两种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两者各自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对微信中不同政治信息类型“点赞”行为的心理分析略有涉及，但有待进一步深入。微信“点赞”所呈现的政治心理具有隐蔽性和积淀性特征。“点赞”政治心理以零散的、碎片化的形式隐藏在人们心里，是一种较为隐蔽的、深层次的、难以把握的精神现象。政治心理是现实政治形势的晴雨表，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点赞”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与政治发展三者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只有顺应政治心理诉求才能进步。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具有正负双面性，其消极政治心理的存在，在网络环境的相关作用机制的刺激、诱导和推动下可能会影响现实政治的秩序与发展，扭曲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需引起关注。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