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张秀琴教授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前中文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因此，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史的视角，特别是以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材中的呈现为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定义、发展及理论特征等进行一个思想史梳理，有助于呈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和研究境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研究，在当前中文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文本文献研究还是基本原理研究，无疑都占据着一定的、且是有影响力的话语空间。随着2005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陆续设立的作为二级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在中国学界作为一个学科、而不仅是一个方向呈现其自身。本文从西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马哲”）史教材中的呈现，特别是对西马定义和问题域的界定和评价，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最初由来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来呈现西马的中国化之路。

一、“西马”与马哲史教材的相遇

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最初是从前苏联以“译介”的方式“引进”的，如1930年代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人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但与此同时，国人也在努力编写适合中国人读、主要是适合汉语表达习惯和中国国情的读本。比如1923年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1927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当然李达更出名的是1935年的《社会学大纲》，该书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

新中国成立后，也即20世纪下半叶，随着1938年斯大林组织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公开发表，苏联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苏马”）教科书被定为标志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简称“苏联教科书体系”，亦称“辩—历唯体系”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与由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所构建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体系相区别，也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西马”相区别）。我们知道，苏马教科书体系，后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之后的各种版本包括1990年代“肖前版”等为代表的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中看到其框架结构性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走出其框架结构性影响，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努力。

这样的中国化努力，其实早在1930年代就已开启。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5年初版）就是中国人写作的早期马哲教科书的代表。当然，由于彼时中国学界主要受的还不是苏联官方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所以这本教材里几乎没有涉及我们这里关注的对“西马”的评论。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翻译出版的系列苏版教科书，如康士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1955年）中译本、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1954年）等，这些基本“出产”于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教科书，也不会涉及“西马”。原因有二：其一，此时的“西马”刚刚在东欧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近邻德国）出现；其二，即便苏联学者关注，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教科书中，而只能出现在其他批判性的论文或学术著作中（如因卢卡奇、科尔施与布哈林等人的争论而在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与反批评等）。

因此，要想了解中文语境中的“西马”，几乎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了。其中，黄楠森先生主编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87年）尤为具有代表性。其中册的第16章，标题即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编者在该教材相关章节中这样写到：“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潮头是一分为二的，一股主要潮头是转向东方，而另一股同样相当强大的潮头则向西方复归，回到自己的出发点。”该教材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指的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有好有坏，不一而足。由此，教材以英、德、法、意和美等五国为例，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接受，虽然主要还是以欧美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为主线索，但其中也涉及对意大利的葛兰西和法国的阿尔都塞等“西马”主要代表人物的介绍。由此，“西马”作为“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且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其中主要包括苏联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三大块）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

二、马哲史教材对“西马”的定义、主要论题及评价

黄楠森版马哲史教材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定义，还对“西马”的主要议题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工作进行了阐释和评价。这都给日后的教材编写和国人对“西马”论题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于西马定义，如前所述，教材基本认为是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于本世纪20年代初，在德、法、意等西欧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的主旨，在于批判性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思想。它不同于西方的‘马克思学’，被人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并赞同马克思主义，其中大部分人以不同方式与本国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保持着或强或弱的联系。这股思潮人数众多、流派混杂、涉猎广泛，观点参差交错”，“但是，在批判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在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态度上，以及在研究课题和政治倾向等问题上，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共同之处，因此，人们还是把它们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就确定了西马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股思潮，都不同程度的接受并赞同马克思主义，但又都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也即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有不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力图重新阐释奠基人（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为什么会产生西马思潮呢？该教材援引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既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新康德主义，同时也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它则深受罗莎-罗森堡等人的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与安德森的看法一致，该教材还特别提到了卢卡奇等人对于西马思潮兴起的重要影响，指出“1923年卢卡奇以德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和路线的思想倾向，卢卡奇本人因而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当然，同样受安德森的影响，在这里，柯尔施和葛兰西也被列入西马早期奠基人行列（并在德国部分，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值得一提的是，与安德森所提出的“文化转向”判断类似，该教材也明确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哲学维度——虽然它本身并不全是纯粹的哲学思潮，但其“理论重心却是在哲学上面”，根据教材的判断，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虽然也有“抬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嫌。

从该教材提供的关于西马的基本定义和评价中，我们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一方面它基本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传播与接受史的编年史方式来界定西马（如被界定为“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呈现出国别化的倾向（尤其聚焦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西马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因此西马与第二、第三国际以及欧共的密切关系，其实是更偏重在国际共运的视野中来观照西马的思想理论动态的；最后，十分敏锐地把握到了马克思早期文本即《巴黎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首次公开发表给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正在形成的西马思潮的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如今我们知道，这一影响不仅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以及辩证法方法的首要性的恢复，更是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问题（如马克思早后期思想分期）以及马克思思想的来源问题（特别是黑格尔之源的问题），而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不仅仅是纯粹学院派的书呆子举措，而是对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特别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框架的各种异见。由此也展开了西马的相关问题领域的探讨。

那么，西马的主要研究领域即论题有哪些呢？该教材认为可在总体上将西马论题域划分为五大问题领域，即1.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和体系问题；2.现代科学认识论问题；3.现代科技革命的社会后果；4.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5.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这些问题领域，其实也恰是西马对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并在此基础上重释经典作家思想的主要理论思考。

关于论题1，即唯物辩证法的对象和体系问题，教材认为，这是“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且该问题的提出“旨在反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同时也反对利用流行一时的现代西方思潮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其实关涉到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卢卡奇在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经以其副标题即“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而揭开了对这一问题持续探讨的序幕。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以各种不同姿态表达了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重建。当然，西马在其各种不同的回答中，特别是在其人本主义一派中，对于社会辩证法的强调明显高于对自然辩证法的强调，该教材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指出了在西马中人本主义一派忽视自然辩证法的主观主义倾向，且也看到了在这个问题上，西马内部的意见不一致，比如教材就列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刘易斯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974年）一书中对贬低自然辩证法做法的反对，同时对阿尔都塞就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也表达了赞同。

关于论题2，其实是与论题1密切相关的，因为这实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总体辩证法的一个范畴化的对象性概念即实践的理解，也即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和出发点的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也即实践的现实观的理解。通常我们在教科书中把它表述为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如果在论题1中关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可以归结为矛盾论的话，那么论题2则可归结为实践论）。该教材是这样描述西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的，即在西马看来，认识、意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作为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环节）参与了对现实的创造。因为有了人类意识和认识参与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实践，才是真正的（总体的）实践，所以恩格斯所总结的“实验和工业”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这就对现代认识论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的问题。

关于论题3，则与论题2有着非常明显的逻辑关系。既然实践也即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不仅限于实验和工业等劳动，也包括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的参与的一个总体的复杂的生成过程（在时间上表现为历史生成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社会关系结构系统），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停留在如阿尔都塞所说的“最终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而要重视那些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比如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工具理性批判都无不围绕着对技术异化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无疑都来自于马克思异化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就到了论题4的领域了。

关于论题4，西马学者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因此他们以异化问题为中心抓手，努力把马克思的形象人本主义化，即把人、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的人道（本）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才是理解历史的出发点，而不是抽象的“物质”或“经济”（基础）。这样，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之源的探讨，就与过去第二、三国际理论家多强调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中介作用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因此，第二、三国际理论家那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看来也就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物质主义。因此，这又呼应了论题1中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重建和再认识的探讨。西马学者认为，只有这样恢复了真正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武器，于是论题5的问题也就可以回答了——实际上论题5恰是西马当初形成的动因之一，也即如安德森所言，西欧学者面对在自己国家发动类似十月革命式革命道路尝试的失败，以及对欧洲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化道路的深刻绝望，这就给他们探讨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巨大的理论挑战。

由上述可见，关于西马的定义和基本评价，黄楠森版的马哲史教材所作的基本界定，其所涵盖的基本定位和问题领域，直到今天依然不会显得不充分。虽然这样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或引述了安德森的基本分类框架。但如上文所述，我们的呈现方式的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全球传播史的编年史视角和国际共运史的叙事方式上。

三、“西马”概念的由来及其百年思想历程

关于西马概念本身，在1930年再版（初版是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该书附录部分）中，德国哲学家柯尔施，首先使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这一术语，以区别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这个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人，后来也被称作西马三大著名创始人之一。1955年梅洛-庞蒂在其《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该书第二章标题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部分的内容正是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分析，并认为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即恢复了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主义因素。可见，西马作为命名，是他们对自己理论体系的一个标识，是为了区别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西马概念命名虽然早在1930年代已经提出，但其声名鹊起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上文中提到的1976年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的影响——我们已经从黄楠森版的马哲史教材的相关引述中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对中文语境的影响力。虽然安德森自己认为他的书只是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导论。但他在书中对西马所给出的分类，却对中文语境中的相关讨论影响至今。在该书中，他指出，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在欧洲出现的，从卢卡奇到葛兰西、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马尔库塞到德拉-沃尔佩的各个流派，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其中的不同流派。他说自己的这个小册子旨在对西马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介绍，而没有致力于对他们进行评价。但实际上，他评价了。而且这一分类和评价对随后中国学界对西马的划界影响深远，甚至可被称为“安德森分法”。稍后，安德森还在自己主编的著名《新左派评论》中，编辑出版了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批判的阅读》的论文集。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个名词，到章节名称，到一本书名，完成了它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出场任务。至今，人们关于西马到底范围应划在哪里，仍不断有争议，但它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了。

那么西马的全球传播和“在中国”又经历了何种历程呢？二战以后，原产于欧陆的“西马”，特别是其早期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等人的思想，开始陆续在英美世界传播开来，这也与二战中，一批西马代表人物“学术移民”至美国有关，如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实际上，二战后英国文化和历史马克思主义（以威廉斯、伊格尔顿和霍布斯鲍姆等人为代表）；美国的政治的、生态的和经济的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生命政治思潮以及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等思潮的发展，皆可视为西马在全球传播的直接产物。当然，它也在这个时候规模化地传入了中国，并对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虽然早在20世纪上半叶，西马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卢卡奇等人的思想、特别是文学评论思想就已被零星翻译成中文，但西马作为一种解放思想的新思潮的涌入，无疑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而涌动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同样是在1980年代出现的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年）——被称为中国“西马第一人”和第一本西马教材。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公开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推进，到了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也就是说西马作为一种新思潮，逐渐从一种“反面教材”的身份转变为学术批判研究的对象。

总体来看，西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陆续规模化传入,相关理论研究陆续公开开启，国内学界日益热情地展开对西马的初步研究和学术追问;第二阶段，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西马研究进入专题化、人物和流派等大规模译介阶段，这一时期新的人物和思潮被不断翻译介绍到中文学界；第三阶段，21世纪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问题式比较研究和对话交流的新阶段。在20世纪的西马文献传播史中，徐崇温主编的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影响颇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西马的主力阵容，形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团队，迄今为止，涵盖了至少三代学人的学术成长之路。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20、30年代创立起算，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将百年西马史划分为两大时期和三个阶段。所谓两大时期，即指的是前文中已有所提及的将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也即从192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时代称之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而将后阿尔都塞的时代直至今天称之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所谓三大阶段，即将传统时期再细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前半叶也即二战前的人本主义从形成到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及20世纪后半叶也即二战后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第二阶段，以及由第二时期也即19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西马时期所构成的第三阶段。不难发现，在第一时期，也即前两个阶段，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分野和对立，是其典型特点，而在第二时期也即第三阶段，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却日益走向融合。当然，在人本主义形成与发展阶段，其内部也会演变成不同的子流派，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特、梅洛-庞蒂等人为代表）、“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以及兼具二者之部分特征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为旗帜，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和霍奈特等）；而在批判人本主义基础上稍后形成的科学主义一派除了以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意大利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科莱蒂等人为代表）。因此三个阶段主要对应的是西马从传统到当代的创立、形成与发展。这里将发展期称之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以区别于之前的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阶段（它包含了创立期和形成期）。其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传统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区分与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与互鉴。如果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解为广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那么这个意识形态批判在传统西马阶段主要呈现为政治文化学的批判，即安德森所说的文化转向，那么它在当代阶段则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前者我们或可称之为文化逻辑，后者则可称为资本逻辑。它们都是对作为存在论范畴的文化和资本辩证法的恢复，并以此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历史维度的恢复，也即重建辩证法的维度，从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恰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正在热议的相关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马一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构建贡献着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力量源泉则来自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践。

原文链接：

http://www.xueshujie.net.cn/upLoad/magazine/month_2104/202104271051039695.pdf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