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活人祭祀暗黑史
《翦商》是去年大火的一本历史书，作者通过对各种出土墓葬、甲骨文的研究，分析《易经》《诗经》《尚书》的记载，复原了商朝用活人祭祀的历史，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假设。
所谓“翦商”就是周朝讨伐翦灭商朝的计划，这被周文王隐秘的藏在了《易经》里，周朝建立后周公又抹除了这段鬼神血祭的历史，试图用道德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经由孔子的继承发扬，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先说商朝的活人祭祀，《封神演义》里商纣王以暴虐著称，书中出现的很多情节都存在真实的祭祀原型。炮烙之刑在甲骨文里有“烄”祭，把人架在火上焚烧。比干挖心的典故和“胣“祭类似，是一种开膛破肚挖心的刑罚。
“裂”祭是肢解。“报”祭可能是在大鼎里将人煮熟。“卯”祭是将人对半剖开。“伐”祭，字形是一个人用一把戈砍掉另一个人的脑袋，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用钺主持过砍杀奴隶的“伐”祭。
商族人当时掌握了文字和占卜（早期的宗教信仰），拥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很早就出现了贸易商业的雏形。
这样的文明却流行用战俘或异族人献祭，墓葬中除了牲畜，还有鲸鱼、亚洲象、狐狸，而人则是最珍贵的祭品。为了获得鬼神、祖先的恩宠，杀人献祭逐渐发展成一种国家宗教。
周朝把商朝亡国归罪于末代帝王纣王的失德，但这绝对不是一个个体行为，毕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算起，人祭已经延续两三千年，商朝更是将其吸收到了王朝制度之中。”这个时间跨度比整个人类现代化的文明要长得多。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道德去衡量当时人的行为，在道德秩序建立之前的黑暗时代，鬼神血祭是建立国家权威、讨伐异族、维护信仰的重要手段，而且人祭在殷商时期的民间也是广泛流行的，这是一种领导族人的统战方式，也是一种集体认同。
即使是周人也会对极恶之人实施人祭，商纣王亡国时选择了自焚，妲己上吊自杀，目的就是自我献祭以躲避周人俘虏后的献祭，周武王面对纣王的尸体选择了“用魔法打败魔法”，《史记·殷本纪》记载：周武王对着尸体连射三箭，用名为“轻吕”的短剑砍杀，最后用铜钺斩下纣王人头，悬挂到太白旗之下。
《逸周书》记载，周武王会对纣王的一百个死党大臣亲手实施“废”祭，即砍断他们的四肢。吕尚（姜子牙）主持献祭商人氏族首领、占卜官（贞师）、司徒和司马等小官吏，“任其在血水中翻滚、哀嚎——他们的叫声要上达天听，这样上帝才会满意地享受祭品。”以上种种都体现了古代献祭仪式的复杂，为了阻止敌人的灵魂升天，即使有德性的正义之师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其次，来说说作者另一个刷新我认知的观点：周文王把翦商计划写进了《易经》。周族人当时是相对落后的族群，其中一项职能就是帮助商族人输送人祭，多为更弱小的羌族人。据说姜子牙就是羌族，姜代表女性的羌人被作为族姓。
在作者李硕的观点里，周文王推演了八卦到六十四卦，其中很多爻辞、卦辞都是在描述当时捕猎、生活、征战的纪实。
比如坎卦中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现今的解释是：在像水奔流一样的危险环境里，要胸怀坚定的信念，内心执著专一，才能获得亨通。李硕的解释则是：掏出俘虏的心脏，烧熟后献祭。
比如大壮卦中“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现今的解释是：小人壮大之后，必然会给正义之人带来灾祸。李硕的解释是：对地位低的羌人（小人），可以打伤以后俘获（用壮），但对于部族的酋长（君子），最好用猎网捕获，以避免其受伤。
当时周族人捕猎羌人后都要献给商族，一个完好无损的羌方伯（羌族酋长）将被商族人献祭，甚至食用，如《史记》中记载“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就是对一个酋长实施了醢刑——剁成肉酱，异族的首领因为地位较高，是鬼神和列祖列宗很喜爱的祭品。
《封神演义》中商纣王曾将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制成肉酱，并逼迫他吃下，《楚辞》《帝王世纪》都曾流传这个暗黑情节，食人也成了商朝的恐怖文化，这被认为是一种结盟的仪式，具有重要意义的长子成为祭品，在《圣经》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里也有类似情况。
《易经》卦辞隐藏了周文王暗中向商族学习技术、部署翦商大业的计划，周族人向商朝学习了文字，也学习了捕猎技术、龟甲占卜术（此前周族人是用牛肩胛骨占卜）。周族人甚至还建立了类似“大学”的学习机构“辟雍”、“灵台”。经过数年的隐忍发展，终于在周武王一代，由吕尚（姜子牙）、周公（周公旦）的辅佐下，周发起了对商朝的灭亡之战。
李硕的这个学说改变了以往我们对《易经》的理解都是后世儒家的解读，比如“潜龙勿用”、“飞龙在天”、“否极泰来”，这都用于解释君子为人之道，是后世文化改造的结果，真实的《易经》隐藏了很多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古代暗黑面。
第三，也是这本书的升华论点，周朝灭绝人祭习俗重新建立了中华的原始精神秩序。我们常说周公解梦，周公即周朝第一代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姬旦，后世尊称为周公旦。
早在商朝时期，占卜吉凶就是古老的巫师行为，“商王有任何不适，包括牙痛、耳鸣或者噩梦，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 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李硕认为周文王姬昌在部署翦商大业时殚精竭虑，去世后由周武王完成遗志，牧野之战灭商后的不久武王也去世，在此期间他也同样怀有恐惧，常做噩梦，周公在辅佐兄弟时承担了解梦占卜的职责，他继承了父亲注重德行的策略，并推广至周天子的整个封建统治领域。
后世人创造了“周公解梦”的唯心占卜体系，但大多都不了解周公旦的真正功绩，他不仅辅助了翦商大业，还平灭了西周建立初期的“三监叛乱”，更重要的是他发展了一套以道德维护统治的体系，这也是孔子儒家治国的千年文化来源。
商朝人起先是信仰“上帝”，也就是人祭的宗主，周族人吸取了这个信仰，并把上帝改造成更加没有实体概念的“天”。周公不断实施道德化的教导，甚至一度禁喝酒，认为非祭祀时期饮酒会扰乱人的心性、丧失礼仪，这已经明显有了后世儒家的风范。
周公旦甚至还发起过一次自我献祭，以自己的生命代替向上天祈求保佑周武王的健康。可以说周文王、周公旦都是当时掌握了占卜、文字的大巫师，古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巨大精神影响力就是让商朝对诸神的崇拜远离人间，实行人治。
因此商朝的人祭文化也被坚决禁止，为了瓦解商族人的集体记忆，周公还对商移民进行了搬迁，以防止他们集结叛乱。周族人销毁了人祭的甲骨文记载，抹去了曾为商族输送羌人祭品的历史，周朝推翻商朝是一种宗教上的改革、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进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化。
后世帝王发明了死后用俑代替活人祭祀，即使是如此孔子也认为是不仁的行为，他曾批判最早制作俑的人是会断子绝孙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本是殷商的后裔，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先贤正是周公，崇尚周礼是他的毕生追求。
自从人祭被禁绝之后，周朝推崇的“德”被孔子继承，发展成儒家文化的种种美德。在李硕的分析下，活人祭祀的道德化改造就成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密码，一个历史的拐点。
在媒体宣传的口吻中，《翦商》这本书一直围绕着血祭恐怖历史的话题，实际读起来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才是作者书写的真正价值。此前我听到过杨振宁的一个说法“中国人因为懂得了两样东西而未能产生科学，即《易经》和天人合一理论”。
结合《翦商》来看，周文王正是创立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人，这让中国的科学走向玄学，让中国古代科技停留在占卜、农业等实用层面，也使得中国哲学从未揭示过任何科学规律。周公的政治改革促进了中华文明，也如作者李硕所说：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
从各个角度来看人祭拐点的背后都有复杂的解读方向，作者在后记中提到这个写作工程是从坟墓、尸骨、模糊难辨的甲骨文中面对死亡，有种“凝视深渊”的意味，这让读者看到曾经真实存在的血腥文化，而不是显学和正统层面所说的千年传统美德。
那些见证历史的遗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梦魇给读者以穿越时空的遐想，书写者则要面对卷帙浩繁的史料、佶屈聱牙的古文字，这其中必然有独自一人面对的孤独，李硕引用了钱锤书先生的一句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翦商》因此是一本值得钦佩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