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极大加快世界变局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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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协委员，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少将  唐永胜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构成了世界变局进程中的重大事变。新冠疫情既是世界变局非常灵敏的检测剂，也是世界变局十分高效的推进剂。疫情发展及结束后，全球政治将发生重大变化，涉及到权力结构和大国关系调整、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重塑、发展模式和安全理念更新等诸多方面。疫情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将进一步印证，今天的世界变局属于结构之变和性质之变，而不是简单的周期循环。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超载状态，现有的秩序规范已难以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有效且必要的保障，国际体系面临着深刻变革。有诸多要素综合作用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新冠疫情作为一个不常出现或容易被忽视但却十分重要的变量参与其中，甚至直接冲击了现有的制度安排，只可惜其中的许多方面并没有经受住疫情的检验。世界变局已成，但其未来发展仍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系统效应也将突出显现出来，疫情带来的全球性连锁反应凸显了世界局势的这种复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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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进入深度变迁的重要时期

新冠疫情发生在世界变局正在全面展开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其空前的渗透性、扩散性蔓延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是以极端形式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变革。国际体系演变进程中诸如资本扩张、霸权主导、地缘竞争等原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也受到不断增多的约束限制。同时一些原本不很显著或被忽视的因素也不断充实进来，其影响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如科技的突破性进展、非国家角色增多、信息扩散带来的权力转移，以及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严重的全球性威胁问题日趋凸显等。正是这些逻辑和因素的综合作用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而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冲击超出了绝大多数人可以预料的范围。

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关系已演变得空前错综复杂，系统效应越来越突出表现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原有的全球性、地区性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解决，新的威胁又不断出现。长期以来，美国霸权的护持主要依赖军事实力和金融实力，而发展至今，这两种手段的运用都受到日渐增多的制约，边际效应趋于减少，甚至在一些时候已经得不偿失。美国霸权的衰颓反映到世界范围，结果就是现有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超载状态，即国际体系现有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安排已经不能满足各国更为广泛的对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不能为广泛的安全和繁荣提供必要条件。世界政治需要在探索中创新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秩序化应成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况越来越难以为继，而霸权主导也将被证明只属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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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需要注入新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其进程中脆弱性一面在疫情中更是集中显现，许多国家自顾不暇，难以组织起高效的国际合作。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总体财富不断积累扩大，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伴随巨大进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步积累并显露出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滞后、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曾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触及天花板，源于“冷战胜利”而获得的红利已经失效，金融资本扩张逻辑难以持续，世界经济陷入普遍低迷。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感受到冲击和压力。美欧国家内部贫富鸿沟加深、社会撕裂严重，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在疫情期间各种反全球化呼声更为高涨。

然而在根本上，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靠进一步全球化才能得到解决。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途径，也是科技进步的客观结果，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相互分割状态，用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办法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有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无疑是饮鸩止渴。出路只能在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协作，针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中的根本缺陷，找到有效的变革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需要各国加强协调、共同努力，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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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扩散趋势进一步强化

全球力量格局显示出明显的多极化、多元化发展势头，权力趋于分散，国际格局进入加速调整和演变期。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出现明显颓势，实力趋于相对衰落，内部社会张力凸显，不论是控制能力和主导世界的意愿都在下降。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主题就是“西方的缺失”，强调“2019年我们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似乎与人们所说的西方衰败分不开，我们所知的西方不论从内部还是外部都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二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几十年里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力量趋于上升，正在打破几百年来一直由西方少数国家垄断世界的历史，引起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要调整。三是一些中小国家的发展虽然难有颠覆性的改观，但自主性不断增强，且掌握了更多的威慑手段，形成了一定针对强权的反制能力，也日益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足以抗衡国家的能力。上述因素共同促成了几百年来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出现结构松动，最终必将加快演变走向变革。

新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中，影响世界的力量增多、角色增多、途径增多。在一个日趋多极和多元的世界里，任何强权都不再拥有足够资源和国际条件去决定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更逆转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形成开放包容的多元治理模式，才能适应局势的变化，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多样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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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依赖更广泛国际共识

在世界变局中乱象增多、难题加重，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更加突出，需要凝聚广泛国际共识，强化全球治理，才能逐步加以解决。疫情折射出惊人的治理赤字，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进和强化有效的全球治理，构建广泛参与、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体系及秩序。尽管世界乱象日趋显现，矛盾深化难题增多，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显著而迫切。历史教训揭示，依靠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依靠战争来获取利益的方式应该为今日世界所淘汰，特别是在战略武器威慑高悬、全球性问题积聚增多、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等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依靠战争已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越来越不会有最后的赢家。而要解决“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对策”。

发展对于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生存和进步的重要基础，尤其在一段时期以来各国普遍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发展任务更加突出，发展难题更加棘手，世界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进程，逐步在根本上找到化解矛盾纠纷、消弭战乱冲突的途径办法，以便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聚焦发展难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可以认为，各种跨国性问题的不断出现，无疑对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强劲挑战。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创新，实现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达成有益平衡，应该是大国之间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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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际制度安排将展开激烈博弈

疫情加速国际秩序的重塑，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在变局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也必然趋于激烈。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为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的有效供给和繁荣稳定的增长空间。过去由西方几个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世界秩序转换不可能像以往曾反复发生过的那样，通过战争方式在短时期内急剧完成，而是要经历新旧因素并存，同时旧秩序影响逐步消解、新秩序逐步重构的一个较长过程。

在此期间，随着国际力量结构发生变化，各国的地位在变、角色在变、影响也在变，旧有的霸权逻辑、强权手段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有关构建新秩序的主张仍未得到充分确认和适用，新旧秩序交织、多种规则并存、双重标准盛行，在未来一定时期仍可能是一种常态，世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也正是由于如此，一些国家的战略忧虑将趋于增加，这也就是布热津斯基曾指出的“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由此大国权利及利益再分配的斗争将变得十分激烈，而其中围绕国际规则及制度安排的博弈将成为重中之重。新的国际秩序只有具备更大的包容性和必备的公正性，才能引导国际关系朝着可持续和可预期方向发展。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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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须超越冲突对抗的历史老路

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没有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社会面对的共同威胁面前，大国必须要担当起应尽的责任，一些政客的短视带来的阻碍经受不了历史的检验。大国关系的性质毕竟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历史将证明非合作即对抗的零和博弈越来越不合时宜，过于强调本国优先将贻害世界也会伤及自身，竞争不掩合作、合作中充满竞争将在全球治理中更多显现出来。大国之间逐渐超越单纯权力争夺和冲突对抗的历史老路，国家间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零和，而是非零和，具有两重性和复杂性。谋求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综合运用战略途径和手段，不能一味地强调矛盾和冲突，还必须谋求合作和协调，并以合作协调来制约矛盾冲突。竞争与合作错综交织已经成为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及限制条件。

要实现国家利益，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大脑还停留在旧时代，停留在殖民主义和地缘争夺的框架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束缚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大国单打独斗已经行不通，迷信武力也会适得其反，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毕竟难以持久，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也有条件构建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当然，更广泛的大国协调不可能简单到来，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波折，但即使是中美关系也并非只有一条通向冲突的独木桥，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及其进程，并不能简单地归于某种宿命。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性危机，除了加强合作实际上没有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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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疫情检验着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发展至今，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面对世界变局，各国普遍遭遇困顿与迷茫，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必将为全球治理的变革和创新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动力。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认知与自主协调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都是重大命题。谁能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上取得突破和领先，谁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经受如此重大疫情冲击，国家治理的改革与进步具备了更强劲动力，也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会助力治理能力的提升，如区块链技术的影响不仅局限在生产力层面，其更大的作用在于将对生产关系带来重大冲击，为变革治理模式创造可借用途径。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态势，各国普遍遭遇发展的困顿与迷茫。这种情况下，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改革创新就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和主要载体。没有某种一成不变的道路或模式可以经久不变，关键是各国尤其是主要国家能够适应形势变化，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若如此，就可以既服务和惠及本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支持，进而才能实现国家之间的共同进化，谋求更广泛的可持续安全，带动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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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国家安全道路实现长治久安

中国能够经受疫情的冲击，努力将其转化为完善发展自身的调整推力，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影响，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不仅带来严峻挑战，也构成了新的机遇；中国越是接近国际舞台中心，也越接近国际竞争中心。与以往相比，战略机遇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极大拓展，表现出更明显的多面性、转换性和可塑性。这些变化既提供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对国家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其中尤其需要创新国家发展和安全理念，探索适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而为全球战略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与安全提供动力。中国要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在于敏锐洞察世界变局的可能走势，在进取、守度与周旋之间寻求必要平衡，推进与世界更加积极的战略互动，以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冲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挤压和外部的惯性反制，牵引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因势利导，不断拓展战略主动。

在疫情应对中，美国显示出明显的颓势，其霸权信誉受到动摇，欧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受到了冲击。在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好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认知与自主协调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都是重大命题。美国不会自动接受衰落的命运，甚至越是在颓势中，其反扑的力量也会越大。金融资本贪婪的本性不会改变，中国是美国金融资本极力想攻克的最重要目标，中美之间的矛盾还可能更深刻表现出来。中国需要超前布局应对有据，要切实提升有效慑止敌对势力冒险和讹诈的战略能力，并在较短时期里进一步拓展这种能力，其中也包括生物安全防御能力。

作为世界变局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紧密的利益攸关方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大国，中国有必要更深入参与到全球治理和地区合作之中，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同时，也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也同时意味着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及更多介入国际事务，甚至包括一些地区的争端和冲突，由此面临的风险挑战也会上升。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纷纷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还应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大力倡导、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中国的一些主张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同。从较长时段看，时和势在中国一边，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14亿英雄的人民的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身就构成世界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强大且与时俱进的中国是维护国际安全和促进世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迅速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中国更多的创新和贡献。

北京政协

责任编辑：刘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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