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怎样读《论语》？ | “有竹居古典今读”新书发布会实录

快，关注上方“岳麓书社”，一起分享阅读心得，共享读书生活～

今天我们怎样读《论语》？
“有竹居古典今读”新书发布会实录

10月16日上午，岳麓书社“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图书新书发布会在长沙图书馆隆重举行。同济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刘强先生携新作“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图书出席了本次活动。参加本次发布会的还有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社会科学处处长杨合林先生，湖南大学教授、岳麓书院副院长李清良先生以及岳麓书社总编辑曾德明先生。

曾德明：和刘强先生合作缘起

非常感谢今天出席活动的嘉宾和读者朋友们。今天的活动是今年（岳麓书社）在长沙市图书馆举办的第三场活动，每一次活动的现场都非常火爆。前面两次我们请的是本土的学者，还有北京的专家，这一次我们迎来的这位主讲嘉宾是上海的海派学者刘强先生。 

（前两次活动回顾戳：

 刘强先生在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播方面都是非常有建树而且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作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岳麓书社）和刘先生结缘是在六年以前，2010年左右。当时他是陪上海的两位大学者，一位是骆玉明先生，一位是鲍鹏山先生，陪这两位到我们社里来签一个出版合同。这两位学者当时签的书现在还没有出来，刘强先生后来居上，两年前在我们社里就出版了《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本书是）对《世说新语》的新评，在国内市场有非常大的影响。用文言来评注《世说新语》，我认为是在评注《世说新语》方面的书中最好的版本。在岳麓书社出版之后，销售也非常好。刘强先生最新出版的三本力作（《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包含三个方面，这都显示了刘强先生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功力。 

 今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杨合林教授，一位是李清良教授。这两位都是岳麓书社的好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还是我们的作者，更是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湖南本土顶尖的人物。我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能够圆满成功，也感谢长沙市图书馆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再次谢谢大家！ 

刘强：我是如何从魏晋文学走到儒家经典的道路上的

各位长沙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激动有这个机会来到长沙市图书馆，激动到什么程度呢，激动到昨天晚上没睡好。（全场笑）五点钟就醒了，醒来以后就辗转反侧的，再也睡不着了。 

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雅士云集，特别是长沙的读友们给了我们这次活动以极大的支持。我来之前有了解，今天大概会有多少人来，因为我是走3号门进来的，那个地方人烟稀少，我觉得今天肯定是门可罗雀，但是没想到一进来已经济济一堂。据说岳麓书社的几个微信群都已经报满了名，咱们图书馆也在做很好的宣传。还有一些朋友就只能委屈他们站在后面了，我们向他们鼓个掌好不好。谢谢你们。 我先介绍一下我跟岳麓书社的缘分。最初，我对岳麓书社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合作。六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跟岳麓书社的编辑饶毅女士认识了，这其中也有杨合林教授的一份牵线功劳。 

2009年的时候，我觉得“四大名著”可以做一个评点本，就跟饶毅商量，她觉得也很好。于是，我就介绍了两位教授给岳麓书社，一位是我的老师，骆玉明先生，还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鲍鹏山先生。我和他们一起来到长沙，当时跟曾总也见面了，后来他们签了两本书的合约，分别是《西游记》《水浒传》的评点。我当时作为一个中间人，是不参与的。但是后来饶毅跟我说：“你能不能把《世说新语》也做一个评点？”我说这是计划外的，我也不一定有时间。 其实我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世说新语会评》，是我把古今的五十余位评点家、学者对《世说新语》的评点进行汇总（而成的书）。这本书出来以后成为了大家研究《世说新语》的工具书、参考书。但是意犹未尽的是我个人对《世说新语》的一些感悟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了想自己新注、新评《世说新语》的念头，这也得到了曾总的大力支持。大概经过一年的劳动，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了《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这本书）后来被评为了湖南省的第五届社科优秀读物，获了一个小小的荣誉。这本书是我跟岳麓书社结缘的开始，而且它不是结束。 

 这本书的反响后来非常好，特别是最近。我的好朋友，台湾东华大学的教授，吴冠宏先生，他应邀参加我主持和召集的两岸三地首届《论语》会讲，地点是在辽宁本溪。在这次会讲中，吴教授发言的题目叫做《儒理与玄义——从<论语>与<世说新语>的「体例」谈起》。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阐述《论语》体例与《世说新语》的关系时，居然是以我的这本《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作为一个重要的案例来加以解剖。他发现了一个我特别希望有人发现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研究魏晋文学的学者，我本来是研究《世说新语》起家的，在《百家讲坛》也是讲“竹林七贤”的，我为什么会走到了研究儒家经典这条路上来呢？吴教授从这本《评点》中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发现了很多我拿《论语》来印证《世说新语》的非常重要的段落。这些段落都是我处心积虑写进去，我在等待一个知音，来激活这本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书。吴教授让我感到非常惊叹，两岸的学者在《世说新语》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共鸣。 

 前不久，我在宁波又接到了一位台湾学者的电话，他是我见过一面的台湾著名的书法家，杜忠诰先生。他今年将近70岁，已经满头白发了。他说他最近想到上海来与我见面。他说他最近三年都在读我的《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我说：“不至于吧”。他说：“也不是每天都只读你这一本书，但是你这个书我是放在案头的。”杜先生还给我发来一些图片，让我大吃一惊。他把我这本评点本简直画得“一塌糊涂”，（书上）全是他的批注，用了不同的颜色，我当时就觉得很感动。他说：“这是很多年以来我从未读到过的一本活色生香的‘尤物’。”他把它称作加了引号的两个字——“尤物”。当时我就觉得受宠若惊。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其实也是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个人的学术发展路径。我本来是从魏晋（文学）进入我的学术生涯，但是魏晋（文学）代表的是一种名士风流，在一定时候它不再能满足我，因此我就往上追溯。因为教学的原因，我是讲先秦的文学一直到南北朝这一段的，所以我就对儒家的经典，先秦的诸子有一些涉猎。特别是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讲《论语》，跟小朋友们讲，跟家长讲，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我又在同济大学开了《论语》的公选课，开始给大学生讲。这样算来，我讲《论语》已经有11年了。而这11年以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受益匪浅，自己真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是“教学相长”，同时也体会到了中华文化中经典的无穷魅力。 

我觉得我们的经典是可以读一辈子的。而这个读有几种读法：首先我认为要入目；其次要入耳，要能诵读，甚至是背诵；再其次要入心，要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这个经典的理解中。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把我们的孩子教成了什么，一个只求标准答案正确的人，而不求对这个文本的内在肌理甚至血肉的感知。而这样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他能够读书，但是不是读书人的人。读书人是能把读书融入生命中的。 无论是研究魏晋风度，还是解读《论语》，我都用了情感。我讲“竹林七贤”的时候，我会流眼泪；我读《论语》，我在注释《论语》中颜回死的那几章时，仿佛看到了大悲、大恸的夫子，所以我也流眼泪了。今天的读者如何穿越时空去跟古人进行心心相印的交流？那就必须要用到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玄心、洞见、妙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够体贴古人用心的人。 

 我这次推出的这三本书，“有竹居古典今读”之《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其实跟我自己的整体研究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三本书都是心中有读者的书，不是做学者的象牙塔中的案头学问的书，不是为了申报课题写论文然后评职称的书。写这些书的时候，我都是用了情的，甚至是用了眼泪的，所以我相信这些书应该是能够赢得读者喜爱的。
其中有一本《古诗写意》其实是我以前出的那本书的更新版，2.0版，我又增加了十几篇古诗珠串的内容。这本书我拿到以后又重新看了一遍，我还跟饶毅说了一句话，我说这本书还真的不错。不是自卖自夸，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有的时候，一些学者要承担责任——替更多的人读书，你读了书之后把它融会贯通，然后你把它用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来拉近跟读者的距离。因为很多读者没有很多时间、精力去读汗牛充栋的典籍，但是我们在茶余饭后可以成为一个读书人，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命的情怀，我觉得这才是我要写这些书的重要的原因。我从来不希望被算作什么，我心中算就可以了，这是我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之后三位教授围绕“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读《论语》”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刘强：与合林兄、清良兄珍贵的“学缘”之情

我先介绍一下两位教授，坐在我右边的是杨合林教授。（嘉宾起立，观众鼓掌）他是我的师兄，我们曾经都在上海师范大学，追随著名的学者曹旭老师。当时我在读硕士研究生，他在读博士，我们非常投缘。 我记得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一次我到他宿舍去，大概是住了一晚上，我们在那聊到半夜，在那争论老师的文章好不好，挺有意思的。大家可能也都了解大学的生活，大学时大家作为读书的同伴，作为师兄弟，会经常在一起切磋，这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都是不外传的话啊，当时我非常崇拜老师的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杨合林教授说出一些很冷峻的话，他说：“未必”。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手眼比较高，所以他看问题有时候比我这样出身草莽的人更加有高度。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原来也还有跟我不一样观点的人，而且是对自己的老师，我们都有自己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明学术没有禁区，学术是有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弟子，对老师是非常尊重的，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从一点我就非常佩服我的杨师兄。 

 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他可能都忘了，他是有文才的。有一次他给我出来一个谜语，就是一个对子。以前的学生都是要作对子的，小学生都要作对子的，甚至以前的大学还要考试对对子。比如说陈寅恪先生，以前他就出过一个试题：“祖冲之”，要让学生对下联。看看大家能不能对出来。 （观众：“孙行者。”） 很好，“孙行者”，给他鼓鼓掌，非常好。有的人对成“孙悟空”，那就不太对了。“行者”和上联的“冲之”正好能构成非常好的对应。当时杨教授给我出了一个上联，叫做“伊尹”，伊尹是一个圣贤级的人物，你还记得么？（问杨教授）忘了啊？当时我还算有点敏捷，我脱口而出：“阮元”。阮元是清代的一位大儒，他做过十三经的校勘。都是人物对，同时又正好是字的偏旁都是可以去掉构成这个人的名字。我当时就对下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就说明我们在学校里没有荒废，我们还经常做一些比较雅一点的事情。 

 坐在我左边的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副院长李清良教授。（嘉宾起立，观众鼓掌） 清良教授是才高八斗，大概在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出了一本书，叫《中国阐释学》，大概是他最早的成名作。他是1970年生人，我也是，我们俩是同年。当时并不认识，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个人叫李清良，而且这个人跟我同年。在当时的应试背景下，一个70后的学者他应该走怎样的路呢？或者说，他的成长到底是如何磕磕绊绊地才能走到能和古代的那些学者进行对话的呢？看到了清良教授的这本书，我就叹为观止，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学术上连入门还谈不上的人，（当时就）感觉是人外有人吧。后来，因为合林兄的缘分，因为饶毅和清良是同门的师姐师弟，我们就和清良认识了。 跟清良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非常开心，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喜欢喝点酒。（全场笑）所以我们一见面，无酒不欢。其实就是很开心。很多的人如果真正浸淫传统文化，他是会有性情的，会非常有趣味的。所以我们的交流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对清良教授有一点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总是对自己太苛求，（相比起来）我总是对自己太放松。所以我写东西就写的比较快，一般不会让出版社的编辑左等右等、翘首以盼，我总是能在他最想要的时候把我写出来的书交给他，这说明我是一个比较守信用的人，但是这也说明我下笔不谨严，有可能写得太快，写得太多，这样你就不能保证它（作品）在一个好的水平线上。所以我每次把我的小书作为礼尚往来的赠品赠送给清良教授的时候，他总是笑纳，然后说回去好好学习，但是我接下来就说了：“您的大作能不能也惠赐一两本啊？咱们交换一下行不行？”清良教授总是说“好好好”，但是后面就没下文了。（全场笑）这是我对他不满的地方，好在上一次，他总算给我一本书，亲笔签名的。 我们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就是书生的一种缘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人生在世，有的时候血缘关系非常重要，血缘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唯一的、绝对的、不可让渡的，但是，还有一种缘分，其实是无远弗届的，甚至是提升我们精神品味的，那就是“学缘”。就是因为学术，我们走到一起，这样的缘分更值得珍惜。所以清良教授和合林教授今天能够来为我捧场，我是非常感念的，向两位致谢、致敬。（鞠躬）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论语新识》谈一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读《论语》”。这个话题也是我拟的一个话题，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正好跟另外一位研究魏晋清谈的前辈学者唐翼明先生的撞车了。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唐浩明先生的兄长。五月份我到武汉，他送给我一本书，我一看，《论语新诠》，而且也是岳麓书社出版，把我吓一跳，我说这个，老爷子，你怎么又跟我一致了。 

 我以为好像能够旁逸斜出，搞点自己的私房活，没想到老爷子一辈子读《论语》。你别看他研究魏晋，他还把《论语》当做中国人的“圣经”。所以我觉得这种从魏晋上升到儒家，上升到我们的经典，是很多学者不谋而合的地方。后来还有一个巧合，有天下午，唐翼明老师给我发来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今天怎样读<论语>》，是他大概几天前写的。但是就是那天上午，当饶毅问我，我们这次活动应该有一个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就告诉她这句话——“我们今天怎样读《论语》”，完全一致，一个字都不差。所以我说这个太巧了。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读《论语》呢？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高见。  

杨合林：要做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今天非常高兴。有很多时候参加活动都感到一种压力，但是这一次我感到很轻松，也很期待。刘强兄已经简单地交待了缘故，（我们之间）的确是一种书生因缘。这种书生因缘绝不是因为我们出自一个师门，有时候一起喝点酒，而是有比较深的精神上的交流、沟通。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情节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记忆，但是它们的存在都是可贵的基础，这就让我对这一次的活动充满期待。我把它看成是一次盛宴，（我在）赴一场精神的盛宴。 

 在座的各位我想都是爱读书的人。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是不多的，有些人在读书，但是这个读书据我的观察，可能这两种情况比较多：一种是为考试而读书。这个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当然也可以理解，也有它的合理性。第二种就是为消遣而读书。茶余饭后，打发一点时间，当然这也是不错的，但是真正的，如刚才刘教授所说的，用情感，用生命，用血肉来读书，把书化进自己生命当中去，这种人是不多的。但对一个个体来讲，或是对于我们族群来讲，这都是特别需要的。 上半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观察他们各种各样的生活近况。一个让我很羡慕的地方就是无论走到哪里，电车、公园……总有很多人抱着书在读。（电车上）随便进去一节车厢，都有7、8个人在读书。对于日本，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在情感上还是稍微有些放不下，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把它当做友好邻邦还是竞争对手，它的这个现象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样它会变得很强大。（而在中国，）我们读书的氛围，真正的读书人都还不够。所以举办这样的活动，我是特别感兴趣的，而且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我们岳麓书社的曾总，还有张馆长，能够对这样的活动表示积极的支持，并且主动地出击，我是特别的感动的。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好的读书风气，而对每一个个体来讲，首先要养成读书的习惯。 

 读什么样的书，我觉得简单点来说就是应该读经典。那么为什么要读经典？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书太多，（上个世纪）60、70年代都是缺少书的年代，想找一本好书是很难的，而现在书很多，（但是因此）也有书太多的烦恼。那么怎么去读书，怎么去读好书，怎么把书中间的关键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经典应该成为我们的首选。第二个理由：我们应该为培养我们的心性和转移我们的气质而读书。有时候读书的为了获得知识，有时候是培养技能，这个固然也重要，但是还没有到最根本的地方。经典作品能够给我们这方面的帮助。 还有很多的话想说，但在今天我希望更多的是听，听两位学兄交谈。  

李清良：读经典是需要讲究读法的

 其实这段时间我很忙，但是主办方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我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为什么毫不犹豫地答应呢？首先咱们活动的主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读《论语》”，我们是为了孔子，为了《论语》来做一点自己应做的事。第二，我感觉到这既是刘强教授出的书，也是岳麓书社出的，岳麓书社是我的好朋友，刘强老师也是我的老朋友，理当来助阵。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最近这几年，社会风气逐渐转变，政府在大力推导，推动国学、传统文化的重新肯定，现在无论老少都来读国学经典。今天我们所讲的怎样读《论语》，其实也是怎样读经典这么一个事。 现在全社会都在重视传统文化，重视经典，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还没有特别注意到，那就是我们读经典是需要讲究读法的。我做的是经典诠释学，也就是专门研究古今中外人们是怎么读经典的。“今天我们怎样读《论语》”也是我向来关注的话题，所以我今天想和两位学兄以及各位朋友来请教、交流。 

 关于怎么读经典，其实刘教授有很好的想法，我们之前也有交流，而且他的新书《论语新识》里开头就有讲到了，尤其是继承了诸子的“读经六法”，这是非常好的。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的点，就我个人认为，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它和读一般的书不一样。读一般的书可能只是为了了解知识，但是读经典除了能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做一个人，如何为人处世。简单地说，读经典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快乐、更有价值、更有尊严、更有回忆。它是一种生活智慧、生存之道，它不是一般的求取知识。论智慧、论道，就必须读经典。我其实每年也要跟本科生开一门课程，那就是“《论语》研读”。这是我首先要讲的一点。 读经典想读懂，不易。但是更不易的是“知道不如悟道，悟道不如做到”。“悟道”建立在“知道”的基础上，“知道”就是要读懂，那么怎样才能读懂，首先要用到各种辅助性的著作，包括刘教授是《论语新识》。不过按照中国的传统，想要真正的读懂，回到“正道”上，是要最后回到古书上的。只有了解传统才不会走歪。现代人有个基本观念，就是要创新，创新是好，但也未必好。我们读经典要特别注重古著。在这个基础上就是“知道”，之后就是“悟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在“做到”。知道一点做到一点我觉得更重要，其实真正的大道理、好道理是没有多少的，讲来讲去基本的原则大概也就是那样。 读经究竟应该怎么做，我想向大家推荐一下“读经六法”。那是十八世纪，我们岳麓书院的山长王文清编《四库全书》时的一个体验：正义，通义，余义，疑义，异义，辨义。虽然只有十二个字，但我认为这是读经的通法。我就讲到这，谢谢各位。 

刘强：我写《论语新识》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清良教授讲的我很受益，特别是“读经六法”这个古人读经的方法论。我一开始不太了解这六义，但我现在自卖自夸一下，我写《论语新识》的时候，这几个义我还真是都兼顾到了，不一定说做的非常好，但至少我是把古人的著述都好好地阅读，然后自己又把今人的注解也加以参考，之后再出以己义，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论语新识》成书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我写书快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我比较勤。每天我可以讲学，但是我回到家我是要读书，要写作的。每天我可能写一句写几句，日积月累它才成为一本书，所以很多书我都是这个路数。《论语新识》紧锣密鼓地写了一段时间，花的功夫应该说也不小，因为有十年的积累、讲授，同时最近几年也有不断再阅读经典，所以这本书拿出来，我是有一个目标的。 

 刚刚在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我有说，目前市面上有很多《论语》相关的书，一般都比较认同的入门书就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语言文字学家，他对字的训诂应该说是功力很深的，但是这本书比较浅，比较短，只有注和译，不做阐发，义理方面欠缺了。还有一本书我也推荐给大家，我认为它是20世纪《论语》解读的扛鼎之作——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他写书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积累很厚，这本书大概有30万字，1963年出版。杨伯峻先生的是1958年出版，大概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里。 我自己的这本《论语新识》参考了很多书，我有两个想要达到的目标：第一，我想让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的作用融会到我这本书中，普通读者可以通过读我的“新解”“新注”“新译”，理解《论语》的基本意思；第二，我想追踪钱穆先生，在义理、考据与辞章方面有所兼容。我希望能在杨、钱两位先生的基础上，提供一本老少皆宜的书、深浅适度的书、大家能够读下去并且有所收获的书。 刚才两位教授其实给我们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怎样读经典的很精彩的演讲，我很受益。不知道两位教授有没有读我这本书，如果读了的话，批评一下，当然也可以表扬一下。（笑） 

杨合林：不读《论语》不能够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

前面我说了我们为什么读经典，现在我简单地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读《论语》。 我觉得《论语》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古今第一经，我们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读《论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够称为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我到日本以及其他地方，总有一些学者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在它的发源地，意思就是它可能已经到了它周边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更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刚听起来的时候觉得有些刺耳，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中国人如果连《论语》都没读过，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 

 为什么《论语》是古今第一经典呢？宋代的一位学者讲过一句这样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我觉得这句话是讲的很好的，如果老天爷没有生出一个孔子来的话，那么中华民族将始终在黑暗中生活。为什么会给（孔子）这么高的评价呢？我的理解是，孔子首先从义理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了，很多时候人和动物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就像孔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经常和动物是差不多的。孔孟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努力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对于这句话，我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孔子让我们从动物这样一个状态走出来，如果没有孔子，我们还没有走出来。所以才说“万古如长夜”。 

 现在大家都提倡读书、读经典，包括学校。我们湖南师范大学的蒋洪新校长就要我们学校的教授向学生推荐十本师大人宜读的书，假如要我来推荐的话，那么第一本应该就是《论语》。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向大家推荐一下。 刘强兄的《论语新识》，我负责任地说是一本很好的书。对于刘强兄的学识，尤其是他的精神，那样一种担当精神，人文关怀，以及在这基础之上的作为学者所拥有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我都是十分欣赏的。讲到这里让我想到我小孩读初中的时候，我问他（她）最近在读什么书，他（她）说在读安意如的书。这让我大为吃惊，同时也让我反思。我们这些学者可能太注重高堂讲课，而在把经典普及给更多读者这一点上做得太差了。在这个方面，我和清良兄都应该向刘强兄学习，他做得非常好。将来如果有学生读古诗、读《论语》《世说新语》是通过读刘强老师的这三本书（《论语新识》《古诗写意》《世说三昧》）来完成的，那我一定觉得这个孩子读书一定是入门很正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刘强教授的书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善于汇通，它其实是很简明的，但是它汇集的材料是古今中外的材料，非常之多。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的核心抓住了。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下那些一般的抄抄写写拼凑而来普及读物不是一回事。
在注释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时候，刘强兄特别大段引用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马克思的观点和孔子是相互辉映的，他们的真理性是可以相通的。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学术届争论的一个问题，（关于它的）书、文章都是非常之多。刘强兄在书中引用了现代法律“沉默权”的概念，我觉得这点也可以充分看出刘强老师的注释是不拘一格的，他和传统注释的方式不一样。他的重点是帮助我们领会，和清良兄提到的“读经六法”有相通之处，将古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融会贯通。用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孔子，解读《论语》，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世说新语》是我最为钟爱的书，可能没有之一。这本书也是我们同门之间讨论的最多的一本书，也是长期以来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我的学生今天也来了不少，他们经常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些好看的书、好读的书，同时又有价值有意义的书，我往往都会推荐《世说新语》，因为它对魏晋人士的精神有很好的阐述。刘强先生对魏晋精神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我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行为化，今天有个概念叫做“行为艺术”，在魏晋，“竹林七贤”他们的身上体现的就是一种艺术精神，而且，这种艺术精神是用行为来表现的。这是《世说新语》特别大的一个魅力。刘强老师在这方面阐释的非常到位的。 

 刘强老师的书首先是告诉我们知识，但是绝不止于只告诉我们知识，他从根本上来说是让我们明理的，就像清良教授提到的“知道”，他在“道”上是下了很多功夫。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读一读，在以后的生活中多参照这样的好书。 我读过很多《论语》的注本，刘强老师的《论语新识》有他的过人之处，超过了现在很多的注本。我觉得刘强老师的《论语新识》是足以自成一家的，所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讲，特别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谢谢大家。 

李清良：没有经典注释，任何书都不可能成为经典

应该说我们所有经典的魅力在于能够被广泛接受，并不断地被注释。凡是成为经典的，它一定有很多的注释。每一种新的注释，都为经典本身打开了一种新的风貌，一扇新的窗口。在一代又一代的注释中，经典的丰富性不断地被呈现，内容不断地被扩展。可以说，没有经典注释，任何书都不可能成为经典。 经典不是它先成为了经典，然后才来注释，而是它确实好，然后加上注释的人也讲得好，于是这本书成为了经典。当时孔子的弟子在记录《论语》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经典，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好，注释的人也多，也就成为经典了。 

 中国有个传统，讲经。比如说儒家讲经，一般是五经，但是慢慢扩充到九经，十三经，而这个经包括了传，传就是解释。所以注释之功对于经典是非常大的，没有注释就没有经典。这是第一。第二，所有的注释对于经典都是一座桥梁，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津梁”。所有的注释都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经典、进入经典，也帮助读者把经典所说与自己的实际生活相联系。所有的经典注释都是通向经典，以及经典对社会、对个人发生作用的“津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刘强教授的书（《论语新识》），我可以给四个字——“足为津梁”。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主要是建立在我对刘强先生本人的学术有了解，第二是单看这本书，确实体现了刘强教授一贯的风格，基于严谨的学术考察，以及对生活的考察。我觉得他对比其他学者来说，更大的一个强项是充满了他个人的情感、体会，尤其是他个人非常生动的文笔。这就让我们读《论语》读的津津有味，不会像一般注本那样很枯燥，很难读。他用一种生动的形式让我们读者如沐春风，或者说像长了一对翅膀一样的很快地通过这个“桥梁”，走向经典世界，所以我说《论语新识》是“足为津梁”的。我就讲到这里。 

刘强：“足为津梁”是我的目标

这个不敢当。“足为津梁”是我的目标，但是不敢说达到了这个目标，只能说还在路上。
《论语》常读常新，我也只是做了我个人目前的学力、能力所及的一些努力。总而言之，我们做学问的总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把前贤、前辈的接力棒接过来，所以我注这个论语并不是说我就只提供一个读本，我个人有自己的一个野心、目标，或者说是期许，不一定就能达到。到交稿的时候，我在后记中写到，的确是“诚惶诚恐”，唯恐自己贻误他人。但是又想自己还算“修辞立其诚”，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做多大的事情，但是这颗心，发心是纯正的，动机是良善的，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首先的一个要求。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根据上下文情境进行了少量必要的加工和整理。如有舛误，敬请谅解！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历史上那些君逼将反的故事

 版权声明 本图文消息内容版权归岳麓书社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管理员。违者依法追究责任。

长按关注“岳麓书社”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