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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学界的“周氏兄弟”，你最先想到的是哪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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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原名王进文，北京人。1972年开始写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著有《周作人传》《神奇的现实》《樗下读庄》等。本文摘自《沽酌集》，止庵 著，岳麓书社出版。
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
“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〇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
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欲招缪撒，欲造‘蒲鞭’，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
这些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周氏兄弟”，显然首先是将他们看做一个整体；这里“周氏兄弟”这一概念，涵盖了二人在思想、才具和文学活动上的某些共性。虽然他们实际上各有所长，鲁迅之于小说创作，周作人之于文学翻译、文学理论、新诗创作和散文创作，分别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这都可以看做是“周氏兄弟”这一整体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二人的文学活动一时原本不能截然分开，周作人那“中国新诗的第一首杰作”的《小河》，曾经鲁迅修改；鲁迅为《域外小说集》新版作序，署名周作人；周作人的几篇杂感，后来也收入鲁迅的集子《热风》。
“周氏兄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始终。其实二人间的亲情，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即告断绝，世上从此已无周氏兄弟。
然而恰恰是在其后一段时期，“周氏兄弟”被他们的同志，尤其是被论战的对手一再相提并论，如陈源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西滢致岂明》）
后来冯乃超攻击鲁迅，也说：“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从而赋予了“周氏兄弟”以超越于实际意义之上的文化意义。
“周氏兄弟”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在“周氏兄弟”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化概念的过程中，一本二人均积极参与的杂志《语丝》起了重要作用。
《语丝》前一百五十六期，周作人事实上负全责，而鲁迅为主要撰稿人之一；杂志在北京被禁，移至上海再办，由鲁迅主持，周作人发表文章仍然不少。他们在各自开垦自己的园地（鲁迅是《野草》，周作人是《茶话》等）的同时，经常共同出击，或彼此呼应。及至鲁迅编完《语丝》第四卷后，交卸编辑职务，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二人很少在同一场合发言，“周氏兄弟”失去了共同语境。
另一方面，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也有所变化。鲁迅“进”到社会批判，周作人“退”为文化批判。然而鲁迅的社会批判有文化批判做底子，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也不无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三十年代，二人已经分属左翼与自由主义这样不同的文化阵营，时而互相不点名地以笔墨相讥。在当时人们的论说中他们很少再被一并提起，作为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的“周氏兄弟”其实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对一般受众来说，感受恐怕还要滞后一点。张中行有番回忆：“……于是转而看所谓新文学著作，自然放不过周氏兄弟。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我都喜欢。”（《再谈苦雨斋》）正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天下事不可一概而论，二人之间亦未必处处针锋相对。周作人为左翼批评家所批评的《五十自寿诗》，鲁迅在私人通信（一九三四年）中曾予以辩护；周作人则至少有两次在公开场合谈及鲁迅，一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九三二年），一为《闲话日本文学》（一九三四年），均无恶意。
鲁迅一九三六年去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断绝多年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以为纪念。此后他在文章中不时提到“先兄豫才”（《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一九三六年）或“家树人”（《玄同纪念》，一九三九年）。在《苦口甘口》（一九四三年）和《两个鬼的文章》（一九四五年）中谈及“五四”先驱，一次说“胡陈鲁刘诸公”，一次说“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诸人”。而他之记述鲁迅前期生活和揭示鲁迅作品原型，亦始于《关于范爱农》（一九三八年）和《关于阿Q》（一九三九年），后来则分别有《鲁迅的故家》（一九五三年）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九五四年）两本书面世。这是一点题外话了。
八十年代以后，周作人著作重行出版，鲁迅著作则长盛不衰，“周氏兄弟”逐渐又被论家和读者提起。现在使用这一文化概念，实际上既不同于“五四”前后，又不同于二十年代；并不单单针对他们的某一时期，亦不限于散文创作，而是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对二人全部文学和思想上的建树加以把握，在此前提下再来考虑具体的异同。
曹聚仁也讲过类似的意思：“周氏兄弟，在若干方面，其相同之点，还比相异性显著得多。”（《文坛五十年》）
“周氏兄弟”一语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他们取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方向；二，他们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三，他们拥有世界文明的广阔视野。“周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名词。
历史上有过“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李杜”、“元白”、“唐宋八大家”、“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说法；作为某一文学巅峰时代最主要的代表，大约只有“李杜”与之具有同等分量。我不知道新版《辞海》有无“周氏兄弟”的条目，如果没有，恐怕应该添上罢。
本文摘自《沽酌集》，止庵 著，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