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到西方——近代中国人的危机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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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方到西方 

——近代中国人的危机与自觉

文 | 黄春宇

原载于《文汇学人》

第261期 2016年9月23日 第8-9版

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从1840年代开始，林鍼、容闳、郭嵩焘、曾纪泽、钱单士厘……他们率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足迹遍及欧美与日本，他们的记述与思考为迷失方向的中国重建了一个可以参照的目标。钟叔河先生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他希望自己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本文根据钟叔河先生所著《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编写。）

在《旧唐书·西戎传》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西方的传说：那里有种羔羊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

古代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是自我建构的想象，即便悖于常理，却也无从考证。林则徐、魏源编写的《四洲志》与《海国图志》让中国人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并非史书里描述的那样，一场观念的革新之旅悄然启程。

从1840年代开始，林鍼、容闳、郭嵩焘、曾纪泽、钱单士厘……他们率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足迹遍及欧美与日本，他们的记述与思考为迷失方向的中国重建了一个可以参照的目标。

“

丛书所收的，也并不全属先进的人物的作品，但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实录，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

”

钟叔河先生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他希望自己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

林鍼·《西海纪游草》

比林鍼（号留轩）更早走向世界的还有樊守义和谢清高，但前者没能抵达美国，后者的身份不是文人。林鍼是福建人，在“五口通商”的厦门，他很早就学会了外语。成年后，给洋商担任通事翻译，同时讲授中文，以“谋菽水之奉”。

1847年，“受外国花旗聘舌耕海外”的林鍼从粤东的潮州出发，搭乘一艘三桅帆船前往美国，在太平洋上颠簸了140天。

“腹如悬磬，晨夕不计饔飧；身似簸箕，日夜飘流风雨。”

《西海纪游草》记录了旅途的艰辛与离家的惆怅。

△ 林鍼《西海纪游草》书影

初到纽约，林鍼感慨万千，他用大段的骈文和夹注来介绍当地的新鲜事物：

“去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来年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

在林鍼看来，以往对于外国的传闻都是半信半疑，以为是“齐东野语”，现在有了亲身经历，哪怕是“以蠡窥海”，眼光和气概皆有别于从前。

“南圃南农遍地，棉麦秋收；北工北贾居奇，工人价重。”

在《西海纪游草》中，林鍼写到了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经济、社会与政治，他的文章水平不高，观点谈不上深刻，但毕竟是言之凿凿的见闻实录，意义不可低估。

△ 林鍼《西海纪游草》书影

旅美期间，林鍼还救助了26名华人同胞，他们遭英人诱骗、陷害，其中7人面临牢狱之灾。在美国律师的帮助下，他在会审时代译事情的前因后果，最终的判决是——英人船只查封交付罚款，被关押的华人当庭释放。

对于林鍼和他的《西海纪游草》，镇闽将军英桂的题记是：

“盖西游者溯自汉纪，及唐、元以来，历有其人，然以游之远且壮者，莫留轩若也。”

作为记录西方的第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林鍼的经历和著作是一次积极的尝试，但不足以冲击国内顽固僵化的旧观念与旧习气。

斌椿·《乘槎笔记》

斌椿是满人，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壮岁饥驱不自主，西瞻华岳东罗浮，南登会稽临禹穴，北至娲皇炼石补不周。”中年时，外出做官，四处游历，所以见识较广，朋友也多。

1864年，应“洋员”赫德的邀请，斌椿进入“总税务司”办理文案，后来认识了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卫廉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在和这些“西儒”的交往中，他意识到“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说法已经过时：

“书云地形方，主静明其义；岂知圆如球，昼夜如斯逝。”

1866年，在清政府的派遣下，斌椿父子带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前往欧洲大陆。这次出访的缘起可以从恭亲王奕訢等人的一道奏折中找到线索：

“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

△ 斌椿《乘槎笔记》书影

斌椿的第一站是法国，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又访问了英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比利时等国。在马赛，斌椿看到了火轮升降机、煤气灯，以及商店里出售的儿童自行车。到了伦敦，维多利亚女王问起中英两国“土俗民风”的差异，他答道：

“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

欧洲之行更新了斌椿的知识，不过他没有放弃原来的保守立场，继续信奉着“所重在书礼”“不尚奇巧技”，文字中间甚至还隐含着脆弱的优越感。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史家对于《乘槎笔记》的评价并不高，比如陈恭禄就认为斌椿“不通外国语言，不明其思想制度”，所述内容偏重于海程和宴会，“固无影响于国内”。话虽如此，但毕竟是第一批由官方派遣的去探究西方利弊的代表，象征的意义大于实际。

志刚·《初使泰西记》

志刚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满族官员，与斌椿一样，偶然的际遇让他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打破“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的格局，1868年至1870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成员有前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在美国奥尔巴尼乘坐列车前往波士顿的途中，清朝的龙旗第一次飘扬在美利坚，在西方人的眼中，龙的形象便与古老的中国融为一体。

△ 志刚（右起第六人）和“蒲安臣使团”的全体成员

在《初使泰西记》中，志刚记述了使团在国外的工作和体会：

“中外交涉，最难解说，无如动辄恃强，以兵船为办事之具。若时常动兵，必误商政，实两不相宜之道。”

他强调了“明定国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思路是“使天下皆知与各国交际，所以筹国计而保民生者，实实出于事势之不得不然”，目标是“从此以求自强之人，行自强之道，庶不挠于局外，而可捍灾患于无形矣”。蒲安臣去世后，志刚接任使事，与俄国进行谈判。对方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甚至干涉了中国内政，他毫无畏惧，全部驳回。

△ 志刚《初使泰西记》书影

西方的社会现状与政治制度让志刚真切感受了中西差异。在美国，“西国不讳名，故美国总统领专逊之名，国人皆称呼之”；在西班牙，“泰西立君，不拘于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行，不得安其位矣”。

志刚曾在柏林郊外遇到一个普鲁士妇女，从她口中听说了“我国之君主，无不爱之者也”，于是深有感触地写道：

“其君已能取威定霸于欧洲……是国家安危之机，未有不系民情之爱恶者也……西国之炮大船坚，不如此言之可以深长思也。”

容闳·《西学东渐记》

“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这份足以载入史册的骄傲始于容闳，他与林鍼同年赴美，却没有留下当时的记述。在容闳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1909年，由他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 America在美出版，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将其翻译成中文版本《西学东渐记》。

△ 容闳《西学东渐记》原本

（英文名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书影

“因受西学故，予去国八年，思想行为已有极大改变，致使予之归国竟一似异域之来客，然予眷恋故国同胞之热情固未曾或减。”

容闳在书的自序中坦露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

“故续叙遣送幼童留美诸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

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只要容闳愿意，便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工作。在牧师特韦契耳看来，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记了，国内没有朋友，难有立足之地，回国的话可能会遭到歧视和猜疑。

容闳没有选择安逸：

“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1854年11月13日，他从纽约搭乘“欧里加号”帆船，踏上了归程。

△ 容闳毕业留言

容闳曾寄希望于太平军“为中国谋福利”，试验失败后，他又找到了曾国藩，继续实施“西学东渐”的计划。组建江南制造局、招收120名幼童赴美留学，这两桩大事的构思与落实都离不开容闳。无奈的是，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施压下，已经适应美国环境的幼童们悉数被撤回，现实再次击倒了理想。

“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的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

始终惦记国家前途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

“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

祁兆熙是上海人，学过法文和英语。1874年，他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出洋，其中有他的儿子祁祖彝。

“读书、兵法、机器、贸易等，各分门类，各立大书院，送进再学几年，自然成就，法至善矣。”

与传统士大夫的看法不同，祁兆熙比较认同西式教育的合理性，相比之下，“中土庠序之设，惜少真实工夫”。

在《游美洲日记》中，祁兆熙认真记录了幼童们在旅途中的生活和学习，他一路尽心尽责，吃了不少苦头。

△ 祁兆熙《游美洲日记》书影

出海之处，风浪袭来，孩子们便“呕吐大作，俱睡而不能起”，后来又碰到大风暴，“在船行走，两脚如醉人，东摇西掷，身不由主”。在美国的火车上，“每日早六点、午十二点、晚六点停车饭所”。停车时间短暂，祁兆熙为了清点人数，不肯下车，只能吃着“冷硬馒头”，用苹果润喉。至于学习的内容，“早餐后宣讲《三训合刊》，晚课西书”，可谓中西结合。

在去斯普林菲尔德的路上，这群身穿蓝色长袍、酱色马褂，头戴缎帽，脚蹬缎靴的中国幼童吸引了无数目光，“从而观者如云”。抵达目的地后的第三天，“外国先生接踵到寓，来受诸生”；祁兆熙则“奔走其间，训勉之余，不觉有黯然之情”。

逗留了几日后，祁兆熙便动身回国，没有随邝其照前往欧洲。曾兰生建议到纽约“盘桓二日，以畅游兴”，也被他推辞了。

“去国二万三千里，涉履艰难，波涛危险，旷古所未闻，况瘁渴饥，乃其常事。”

祁兆熙深谙此行的背景和价值：

“所冀者偕偕士子，自天佑之，他时濯足扶桑，不失为国储才之意耳。”

回国后，他转行去到广东做官，这本《游美洲日记》作为数量有限的中文材料之一，还原了关于留美幼童的一些历史细节。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

黄遵宪最常被提及的身份是清代诗人，17岁时便在诗中与食古不化的秀才们划清了界线：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

1877年的年底，黄遵宪东渡日本，花了四年时间来观察和研究明治维新时期的近邻，被视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日本且受到普遍认可的学人。

△ 黄遵宪像

《日本杂事诗》围绕日本的国政、民情、风俗、物产，既有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的影响，又有西方道路给日本带来的改变。

“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

以日本为镜像，黄遵宪直言中国的问题是“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

除了善于学习，日本对于教育的重视、日本知识分子对于先进文明的积极态度都在《日本杂事诗》中得到呼应——

“化书奇器问新篇，航海遥寻鬼谷贤；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

黄遵宪还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报纸之于文明开化的作用，后来他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聘梁启超任主笔，以此为舆论阵地来推动维新变法。

△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书影

1882年，黄遵宪离开日本去往美国，进而接触了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他不光看到了西方民主的进步性，也察觉了与之共生的局限性。比如在总统选举中，两党互相人身攻击，“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拒绝非彼即此的武断，客观分析，理性批判，黄遵宪为同时代的学人树立了一个典范。

“泰西之强，悉由变法。”1897年，说服光绪皇帝后，黄遵宪在湖南进行维新实验，设立了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以及效仿日本警政的保卫局——“西法之至善者”。从理论到实践，黄遵宪对于日本新政的考察心得并未停留在纸卷上，但是受制于残酷的时局，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遗憾终老：“生平怀抱一事无成。”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嵩焘是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上层人物，但又与这个特征鲜明的群体存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他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因为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并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优于当时的中国。

1876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遇害，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赴英交涉，“通好谢罪”。

△ 郭嵩焘像

出国期间，郭嵩焘考察了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巴力门”（议会）和“买阿尔”（市长），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从细微之处来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参观完伦敦邮局，郭嵩焘在日记中记道：

“此专为便民也，而其实国家之利即具于是，此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也。”

游览过“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的牛津大学后，他又给沈葆桢写信：

“人才之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亦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为了明确欧洲科学的渊源，郭嵩焘跟人讨教关于孔德与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其言以为古人所言无可信者，当自信吾目之所及见，然后信之……既自信吾目矣，乃于目所不及见，以理推测之，使与所见同……”

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了牛顿的力学、伽利略的日心说、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这是中国介绍欧洲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早材料。

△ 郭嵩焘《使西纪程》扉页

郭嵩焘反对传统士大夫“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反对把外国看作“夷狄”的顽固排外思想。这样的“特立独行”注定会给他惹来麻烦——当考察日记《使西纪程》被刻板印行后，立刻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有二心于英国”的罪证。重压之下，这本两万多字的小书被毁板，郭嵩焘的公使生涯也就此结束。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当郭嵩焘被撤职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成为继任者。

“仓卒珠盘玉敦间，但凭口舌巩河山。”

从1878年到1886年，他做了八年多的外交官，曾赴俄国改订条约，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也因越南问题与法国进行交涉，反对言和、力主抵抗。

在父亲的影响下，曾纪泽对西学的兴趣浓厚，并且刻苦学习英文。出使以后，他能用英语交谈，以英文写作，还能翻译拟定的外交文件。在曾纪泽看来，如果官员们不懂外文，那么：

“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冲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驵侩之问，诗书礼义无问焉，唯货利是视。”

至于“先圣昔贤之论述、六经典籍之记载”，他认为是“泛泛悠悠、茫无实际”，既不能适应当前的历史变革，也不能解决未来的实际问题。

在欧洲期间，曾纪泽善于观察和总结，特别注意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与万国公法会友屠爱师一起研究国际公法；从勒色朴斯那里了解拟议中的巴拿马运河工程；到伦敦大书院舆地会聆听学术报告；同牛津汉学教授理雅各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在剧场观看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

△ 曾纪泽参观英国工厂

“与民同乐，则民不怨。”从英国的用地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曾纪泽联系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于是得出了这样的感慨：

“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可谓爱惜地面矣，然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意。”

曾纪泽的日记收录进步之言论，但终究是纸上文章。回国后，他未能主持译署和枢廷，又在官场遭人排挤，最终“郁郁蹙蹙，赉志以终”。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

1876年，纪念美国建国100年的世界博览会在费城举行，在宁波海关司文牍事的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前去参会。

“广致天下物产互相比赛，美其名‘百年大会’，又曰‘赛奇公会’焉。”

李圭的赴美游记取名《环游地球新录》，李鸿章为其作序，印行三千册，渴求新知的士大夫们争相购买，郭嵩焘、康有为也都是这本书的读者。

△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书影

“轮径三丈余，力抵马一千五百匹……大轮动，则院中各器凡需蒸汽者，皆藉汽以运动……如吸水、印字、纺织、锯、磨诸器咸赖焉。”

李圭见识了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柯立斯蒸汽机。他认为“机器正当讲求”，反对“可以利民者置诸弗取也”。如“吸水机器”，“仿而行之，亦经世一助”；又如“绞棉子器”，“较之手挽脚践，诚大省工力”。

李圭看到“女工院”的工作场景后，感叹：

“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

对比中国重男轻女思想，及至妇女地位的低下，他不无忧虑地呼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观念是错误的，“惟此语为能误尽女子矣”。

△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附印1876年费城赛会会院全图

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李圭向中国人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同时他也意识到繁华背后的社会问题——曾是美洲土地主人的印第安人过着“披发赤皮”的生活，还要遭到政府的压制；在大学里，“生徒中名门巨室居多，贫素者少”；纽约市的35个警察局在一天之内拘留了两千多人，“弗乃多事耶”？

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

在1911年以前，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女性有梁启超文章里的“江西康女士”，还有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美，而最早留下完整记述的应该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夫人钱单士厘。

《癸卯旅行记》是她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圣彼得堡的旅行日记，《归潜记》的内容主要关于意大利和古希腊罗马艺文，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事之研究。

△ 钱单士厘《归潜记》书影

“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之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

钱单士厘在大阪参观博览会上的教育馆，她把观感写进了日记：

“馆中陈列文部及各公立私立学校之种种教育用品于各种新学术需用器械……俾览者得考见其卅年来进步程度。”

尽管叹服于西方教育之发达，但钱单士厘并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培养：

“中国女学虽已灭绝，而女德尚流传于人人性质中。”

△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手稿

钱单士厘很少谈论政治，不过在她的日记中，不乏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记述。在俄国，钱单士厘用犀利的笔触描述了她所看到的社会现状：

“俄商之不得自由贸易”“俄学生之不得自由读书”“待遇囚徒之残忍举世无双”“政府对报馆禁令苛细”……

尤其让钱单士厘感到可笑的是，遇到水旱灾情，发帑移粟本来就是行政者的分内事，俄国政府却非要说，“此朝廷加惠穷黎”“此朝廷拯念民生”。

以国民自居的钱单士厘，其兴趣主要在于艺文和学术。在《归潜记》中，她详细介绍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以及罗马古典知识，其中《章华庭四室》《育斯》二文，为中国介绍希腊、罗马神话之嚆矢；而《景教流行中国碑跋》《马可博罗事》等篇则是中西交通史和宗教史的研究著述。

【完】

林鍼·《西海纪游草》、斌椿·《乘槎笔记》、志刚·《初使泰西记》、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现均被整理收录于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

作       者：张德彝等著；钟叔河等校点

出  版  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出版

I  S  B  N：978-7-5538-0666-2

定       价：2300元

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记录

东西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国由封闭到开放的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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