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山长期间，岳麓书院为何英杰弟子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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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鸿胪的书院时代
对于中国近代群雄竞起的社会局面，世人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之说；查阅这些湖湘英杰的学历和师承，又不难得出“湖湘英杰，什九岳麓”的结论；再细细翻阅清代岳麓书院历史，又不难发现，其英杰弟子辈出和罗典执掌岳麓书院密切相关，因而可以将此命名为“罗典的书院时代”。
诚然，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的品牌，以及历届山长经营岳麓的积淀，给罗典施展才华提供了理想的基础，罗典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但同样不可否定，罗典的书院时代，不仅是岳麓书院英杰弟子辈出的巅峰时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建构了万众瞩目的奇迹。即使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罗典有超越其他山长的能力，更多是运气使然，也依然有必要研究形成这种局面的种种原因，或通俗地说，罗典的运气何以会这么好。
△岳麓书院，图片来自“岳麓书院”公众号
罗典执掌岳麓书院，的确有些偶然。乾隆四十年（1775），他回湘后除了侍奉老母，就是潜心于《春秋》的注疏。其间在常德的朗江书院任过课，也是出于补贴家用的目的，并没有当作一番事业。就这样度过了六年，母亲和妻子先后去世。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京城有消息传来，要他再赴宫阙。是皇帝想再用罗典还是去探访友人？史料语焉不详，反正罗典已经兴致勃勃地整理行装准备北上了。他虽然人在乡野，却并没有忘怀宫阙。母亲和妻子的离去，客观上解除了他的家庭牵挂。从他后来高寿90岁无疾而终来看，他的身体也是康健的。他相信自己还能梅开二度。
就在此时，湖南巡抚李世杰来到罗府，告诉罗典自己要做一件大事，要让岳麓书院再上一层楼，首要之举就是给书院聘一位富有资望的山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总归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宏图。
李世杰是贵州人，小时候就喜欢舞枪弄棒，读书并非他的强项，他屡考不中，于是捐官进入仕途，靠侠武精干博取功名。皇帝曾揶揄他“文理不通”，他视为奇耻，为官所到之处必兴书院。他来到湖南也不例外，立即就看中了岳麓书院。他精心物色山长，罗典便进入他的视野。其实早在罗典为四川学政时，李世杰就和罗典有交集，那时他是四川巡抚，对罗典发展蜀中教育的勋业印象深刻。还有一个背景，乾嘉年间，朝廷非常重视书院发展，对山长的要求非常严格，乾隆明确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延。”“应行令督抚学臣，悉心采访，不拘本省与邻省，亦不论已任与未任，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推重者，以礼相延，厚给廪饩，俾得安心训导。”对照这样的朝廷要求，罗典无疑是绝佳人选。
罗典为官20余年，久居京都，与皇家显贵多有接触，人脉广泛。他当过学政，多次主持国家科举考试，广受天下士子拜谒，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乾隆的股肱之臣、内阁大学士刘统勋对罗典十分器重，言必称罗典为老友，每有疑难，必找罗典咨询。就学问而言，罗典也是卓有建树的经学大家，此时，已著有《读易管见》在士林流传，获得刘统勋的高度评价。尤其是罗典有神鉴的美名，这对科举进士，更是一大利器。史料没有记载，罗典是否在二度入朝和应聘山长间有过掂量，总之，他接过了李巡抚的聘书。至于李世杰，抚湘仅一年就升迁两江总督。他绝没想到，延聘罗典，可能是其人生最大的文化业绩。
执掌书院后，罗典五次被延聘，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至90岁高龄以“考终命”之福无疾而终于任上，成为岳麓书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两位山长之一，也是岳麓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90岁高龄依然执掌书院的山长。史料记载：罗典培养的学子三倍于朝廷定额，其间提奏四次，经吏部记录八次，两赴鹿鸣宴，身后朝廷敕命祀于乡贤，这在清代教育家和学人中是罕见的荣耀。统计显示，罗典直系弟子达数千人，载入史志显通者达数百人。乾嘉年间，朝廷分配给湖南每届乡试中举名额只有45人，这意味罗典执教27年间，湖南中举名额总数只有400余人。而罗典培养的举人187人，会试成进士者36人，选拔及举优行贡成均者112人。即罗典执教期间，湖南举人近50%、进士约60%出自罗门。按罗典后人、民国学者罗正纬的说法，罗典最著名的学生，“魏默深、汤海秋、贺藕耕、贺庶农、唐镜海、彭宝臣、胡云阁、邓湘皋、严乐园、袁道南、欧阳坦斋、何文安、罗文僖、陶文毅、先族祖侍读公（罗修源）皆是”。无怪乎罗典高足严如熤感慨万千地写道：“三十年来，大湖以南，人材辈出，登甲第，内外蒙擢用，暨孝廉、明经，以行品、才猷、文学著名者数百人，门墙之盛为从来所未有！”
△ 罗典像
罗典的到来，使古老的书院别开生面。他讲学声如洪钟，激情澎湃，兴之所至，手舞足蹈，根本不像老夫子。罗典有位学生叫向曾贤，即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高外公，也是一位进士，曾任帝师。他在给罗典的书信中回忆从学老师的情景，感慨地说，罗夫子80多岁，看起来只有50多岁，他经常把学生带出课室，流连于郊野田间，在游山玩水间交流对话。这体现了老师的胸襟的阔大和生命力的旺盛，更释放了弟子们的天性。罗典的儿子在族谱中留下这样的回忆：“九郡四州人士向慕从游……数千里外担簦蹑
诸此种种显示：第一，罗典任山长期间的育才业绩，明显地超越了前任历代山长。或许有人会说，由于他任期比较长久，可以容他精耕细作，从而成效显著。可我们要知道，岳麓山长并不是你想干多久就干多久，而是每隔四或五年，经过官府考评业绩才能续聘的。罗典是连续五次延聘，才有执掌书院27年的履历，这本身就是对他教学能力的一种认定。第二，罗典的教学风范的确和一般教师大不一样，以至于还引起了争议，甚至把状告到皇帝案头，而学生们却非常认同，普遍崇敬他。这也说明罗典教学确有独特处，也确有成效。总之，罗典取得的教育成效，仅仅归结为他运气好，碰上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是说不通的，必须承认罗典的个人能力是很重要的原因。
罗典去世后，接任他执掌岳麓书院的山长依次是王坦修、袁名曜、欧阳厚均。亦有说贺长龄在袁名曜后任过山长，但是不能确定。王山长掌书院半年后病故，可忽略不计。袁名曜掌书院六年，欧阳厚均掌书院与罗典同样长达27年。这两位山长都是罗典的直传高足（即使算上贺长龄，同样是罗典的直传高足）。于是便构成了罗门师徒执掌岳麓60余年的罗典书院时代。中国学统中，师门就是一个共同体。袁名曜和欧阳厚均对恩师的尊重更是溢于言表。袁名曜如是写道：
惟我先生之主讲岳麓书院也，斗山望重，圭璧瞻同，树楷模于坛席，尽人愿见先生。收杞梓于名山，不问知为弟子。大匠成材，讵惟雕我。洪炉冶物，岂止铸回。且其作人则为人杰，长养如化雨春风；培地则得地灵，气象状文津道岸。饰以成之局，增未造之规；启景行之遐思，广息游之胜趣。桃李尽在公门，书声忘倦；桑梓莫逾斯土，人至如归。拥皋比者二十七年，亲绛帐者六十三县，先生之泽长矣！先生之教大矣！（袁名曜《祭罗慎斋先生文》）
欧阳厚均则如是写道：
讲席开名麓，生徒遍里闳。岳峰青窈窕，湘水碧澄泓。禹碣摩挲古，唐碑拂拭莹。深心毫素托，余事
这等仰望泰山般的尊师之情，决定了袁名曜和欧阳厚均对罗典之学的秉承。从学脉来看，罗山长和两位高足都是汉学名家、经学大师，有着共同的学养积淀。师徒相继执掌岳麓，更有知识体系的共同处。袁名曜上任即祭罗典，尤为礼敬。欧阳厚均亦明确写道：“余昔负笈麓山，从罗慎斋夫子游。……幸得步吾夫子后尘，凡今日之所以为教，皆昔日之所以为学，一步一趋，罔敢逾越。”（欧阳厚均《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序》）例如，他们都以罗典所说的“坚定德行”为教育宗旨，亦即袁名曜所求“德性深纯”，欧阳厚均所求“忠孝廉洁，敦品励行”；都以“明习时务”为知识支撑，亦即欧阳厚均所说“有体有用”，袁名曜所说“士先器识”。在教学方法上都主张“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不拘成规束缚学生的自由创造。罗典“晨起讲经义，暇则率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先生随所触为指示”，而欧阳厚均也鼓励学生“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在对制艺的态度上，罗典师徒都主张“不徒区区为文之末”。再进一步体察，师徒三人全力建设校园、编制教材，乃至倒贴薪水资助教育等行事都如出一辙。诸此种种，均显示出师徒间心心相印，同声共气。袁名曜和欧阳厚均对罗典教育思想和方法的传承甚为重要，要不是继罗典之后，这两个学生萧规曹随，发扬光大，续写了恩师开辟的书院辉煌，罗典的教育理念和特色怕有中断之虞，岳麓书院的教育辉煌也未必会那么宏大，我们也未必能把罗典师徒的教育勋业归结为一体，命名为罗典的书院时代来考察。这个意义上说，罗典实在有运气，是两位高足成全、托举了老师。
以袁名曜论，其主持岳麓书院六年，培养学生过千人，通显者过百，其著名弟子有魏源、罗绕典、陈本钦、郑敦亮、黄本骥、严正基等，并重修文庙、文昌阁、御书楼等，更加完善了岳麓书院的校园建设。
以欧阳厚均论，同样主持岳麓书院27年，重修爱晚亭、抱黄阁、东亭、讲堂，改六君子堂为岳神庙等，使校园建设达到了更新阶段，其育人效果更是斐然。弟子著录3000人，发名成业者数百，获准记录八次，得旨叙议三次，成为和罗典齐名的杰出山长，弟子著名者有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江忠源、刘长佑、李元度、唐训方、李星沅、劳崇光等。
如此一来，罗典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阵容极为壮观。初步估算，此时期岳麓弟子有7000人以上，史志记载显通弟子近千人。就人才培育而言，这是岳麓书院千年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在中国教育史上亦可谓罕见奇观。初步梳理，以罗典为师祖，罗典书院时代著名弟子名录可见下表。
罗典英杰弟子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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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罗典弟子群做一番扫描，你会发现，他们的表现各有千秋，圆满地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未必是罗夫子刻意营造，却客观上显现了岳麓弟子的全能品质，以及相互提携与呼应的能力，不能不说是岳麓弟子群体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说说罗典的科举鼎甲弟子群。
历代山长中，罗典培育的鼎甲弟子最多。嫡传弟子有三位：彭浚（状元）、胡达源（探花）、石承藻（探花）。《茶陵文史》第十三辑的资料显示，清代茶陵人萧锦忠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状元，也是岳麓弟子，师从欧阳厚均，应为罗典二传鼎甲弟子。这样看，清代湖南全部状元学子都出自罗典门下。简介如下：
彭浚（1769—1833），号宝臣，衡山人。江西移民之后，出身世代书香官宦家，有“七代迭膺”之誉。嘉庆十年（1805）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内阁大学士、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学政等职，为道光帝师。为朝廷考官，有“前后五鼎甲皆出其门”的业绩。辞官归乡兴教育，扶危救难，深受百姓称道。
胡达源（1777—1841），字清甫，号云阁，益阳人。出身书香之家，二十岁入岳麓书院，师从罗典达十年之久（一说二十四年）。嘉庆二十四年（1819）殿试中探花。授编修、少詹事等职，典试云南，视学贵州，以文学显，有兢兢以培人才之官声。晚年主讲城南书院，著有《弟子箴言》，是很有影响的教育读本。胡达源不仅在学问上深受罗典影响，而且在为人行事方面也效仿罗典，其《弟子箴言》很多内容就来自受业于罗典时的心得。他曾说，罗典的义利之辨如晨钟暮鼓，敲打人心，时时警策。胡达源之子胡林翼，为一代中兴名臣，算罗典的二传弟子。
石承藻（生卒不详），字辅庭，号兰溪。世家子弟，其曾祖就是声震湖湘的石天际，其父石养源，也是进士，曾任洛川知县。石承藻是嘉庆十三年（1808）探花，与贺长龄同榜，并保持终身友谊。两人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共师罗典。入仕后授编修，改御史，官至刑科掌印给事中，敢言有声，以弹劾招摇撞骗的假僧人王树勋案，名闻朝野。这石家和罗家不仅是乡亲世交，还有姻亲关系。石承藻的姑姑就是罗家媳妇。由于其曾祖父石天际告御状被陷害，石家一度中落，到石承藻的父亲石养源中进士才喘过气来，石承藻又中探花，石家中兴有望。哪知嘉庆末年，湘潭土著居民与江西客家之间发生纠纷，引发大械斗，石承藻卷入其中，袒护土著，受到朝廷处分，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享年60岁。
萧锦忠（1803—1854），字黼平，号史楼，茶陵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状元，官授翰林。不久归乡省亲，两个弟弟相继而亡，他辞官奉养双亲得准，在家闭门著述，欲成一家之言。为人比较放任，惹出不少绯闻，名声因此不佳，但文采还是为人称道。咸同年间，烤炭火时中毒而亡，终年51岁。他在岳麓书院就读期间，业师是欧阳厚均，属于罗典的二传弟子。
再说说罗典的重臣大吏弟子群。
罗典的弟子中成为朝廷重臣大吏者甚众，直传弟子有陶澍、贺长龄、严如熤、赵慎畛等，二传弟子更多，有李星沅、劳崇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长佑、唐训方、罗绕典、江忠源、李元度、郭嵩焘等，多官至督抚高位，建有显赫勋业。学界公认，嘉道年间出现了经世派的学派与政治群体，以湖南官僚陶澍与贺长龄为核心，以湖南士人为主体。这也构成了晚清湖南第一代英杰群体。从师承关系看，这代英杰的主要成员均为罗典一传弟子，以下择要介绍。
严如熤（1759—1826），字炳文，号乐园。祖籍浙江，宋末祖先迁溆浦。严如熤出身书香世家，13岁补县学生，约25岁进岳麓书院从学罗典，受罗典指教，究心舆图、兵法、星卜之术，深有心得，是罗典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乾隆五十四年（1789）拔贡。以经世之才为时人称道。乾隆六十年（1795），湖南湘西爆发苗民起义。罗典推荐他入湖南巡抚姜晟幕，献平定之策，成功平息起义。后川、陕、鄂三省边区又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嘉庆帝诏求应对之策。严如熤又脱颖而出，平治之策，获得嘉庆帝的高度赞赏，被委以平叛之任，再建奇功，平定了白莲教起义，从知县升迁至贵州按察使，成为治乱奇才。死后授陕西布政使衔。严如熤是经世派理念和践行的突出代表。
赵慎畛（1761—1825），字遵路，号笛楼，武陵人。嘉庆元年（1796）进士，官闽浙总督、云贵总督。与严如熤、贺长龄、陶澍等均有密交。是陶澍、贺长龄英杰群体中的先导性的高官。其本人自述中声称自己是钱沣的弟子，没有提及岳麓书院的学历，也没有说自己和罗典有师承关系。但是在严如熤的诗文中多次明确提及，赵笛楼是岳麓文会的十八师兄弟之一，并称赵笛楼是其同学密友。向曾贤也留下记载，称赵笛楼为同学好友。而向曾贤和严如熤都是罗典弟子，根据向和严的履历，他们与赵的同学关系只在岳麓书院就读期间才能构成，据此推论，赵慎畛应为罗典嫡传弟子。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安化人。出身败落的书生家庭。父亲陶必铨是秀才，屡试不中，却求学不倦，进入岳麓书院成为罗典的门生，身边还带着少年的陶澍，因此，陶澍也成为岳麓书院的旁听生，被视为罗典弟子。他显然比父亲会读书，也更能领会罗典的教育理想，18岁成为县学生，23岁中举，25岁成进士，而且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总督两江，以漕运、盐政等经济财政业绩成为显要一时的帝国重臣，开拓了清朝皇族倚重汉臣治国的新纪元，也给经世派官僚群体开辟了舞台，从而成为经世派官僚群体的领袖人物。
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号西涯、耐庵，祖籍浙江，清代占籍善化（今长沙），出身官吏家庭。16岁应童子试，“辄冠其曹”，嘉庆十一年（1806）入岳麓书院就读，师从罗典。一年后乡试中解元，接着于嘉庆十三年（1808）会试中进士二甲第九名，和罗典一样是个学霸型的人才。之后为官40年，官至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和陶澍并立为湖湘官僚中的皎皎者，尤以主编《皇朝经世文编》而名世，成为经世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此外他和陶澍一样，于后继的湖湘英杰群体上位有引携之功。可以说，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最辉煌的一代英杰群体登上历史舞台，与陶贺的举荐提携密不可分。
下面要说到罗典的大儒名师弟子群。
其实，在罗典的重臣弟子群中，也是大儒名师荟萃，一传弟子陶澍、贺长龄、严如熤，二传弟子曾国藩、郭嵩焘等都是大儒名师级人物，其学术建树均可圈可点，在此介绍的是主要以学术造诣及教育业绩闻名的弟子。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一二传弟子计有：袁名曜、欧阳厚均、贺熙龄、唐鉴、汤鹏、刘蓉、黄本骥、陈本钦、罗汝怀、罗泽南、邹汉勋等。限于篇幅，只介绍袁名曜、欧阳厚均、贺熙龄三位嫡传弟子。
袁名曜（1764—1835），字道南，一字焘岚，号岘冈，祖籍江西，宁乡人。出身名门，曾祖父、祖父均为翰林院编修、侍讲。少年刻苦求学，杨布生的《岳麓书院山长考》如是记载：“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拔贡，遂举于乡。嘉庆六年辛酉（180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充本衙门撰文。独修乾隆《高宗实录》，成，赐珍物。兼国史馆纂修。功臣馆纂修。九年甲子（1804），嘉庆幸翰林院则，赐《味余书室全集》暨《九家集注》、苏诗各一部。嘉庆东巡奉天，谒陵，献乐府，礼成，再赐珍物。……十五年庚午（1810）迁中允。旋擢侍讲，充日讲官，转侍读。丁母陶艰归，服阙，以目疾乞假。巡抚景安、广厚先后聘主岳麓书院。”
史料没有袁名曜入岳麓书院师从罗典的明确记载，但学界普遍认同他是罗典嫡传高足之一。而按袁名曜自述，为罗典私淑弟子，有祭文为证。袁名曜进士后在朝为官约十年，虽然官位不显著，才学还是得以彰显，很受嘉庆器重。在湖南官僚圈中人气颇高，彭浚、何凌汉、陶澍、贺长龄等与他有较多交游，被推为“楚南人物”，“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他回乡后，罗典去世，继任山长的王坦修不到一年也病故，袁名曜受聘接任岳麓书院山长，将罗典的教育理念赓续下去。六年之后，他因眼疾辞任，其同门师弟欧阳厚均又继任山长，似乎天意要成全罗典师徒薪火相传，完成一个辉煌的书院时代。
欧阳厚均（1766—1846），字福田，号坦斋，衡州安仁县人。他出身世家名门，少时受到良好私塾教育，德业俱佳，20岁中秀才。1789年，23岁的欧阳厚均入岳麓书院，拜师罗典，凡三年。1794年，28岁的欧阳厚均中举人，候选内阁中书，开始了京官生涯。嘉庆四年（1799），33岁的欧阳厚均中进士，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1814年40岁时，他以母老辞官回湘。嘉庆二十三年（1818），52岁的欧阳厚均继袁名曜之后，执掌岳麓书院，长达27年。
欧阳厚均在朝为官十余年，显赫的业绩似乎有限，但他在朝廷考评中被记录十一次，相当于十一次表彰，也应该是称职的。由于他年龄比何凌汉、陶澍、贺长龄等大吏要长，中进士也在前，在京城为官的罗典弟子群中也可谓大师兄（只有袁名曜比他大），他与何凌汉、陶澍、贺长龄等师弟们保持着终身友谊。欧阳厚均和恩师罗典以及师兄袁名曜一样，其人生的辉煌收获于晚年的书院岁月，岳麓林壑的琅琅书声中。
贺熙龄（1788—1846），榜名水清，字光甫，号蔗农，贺长龄之弟，祖籍浙江，善化（今长沙）人。出身小官吏家庭。与其兄长龄同入岳麓书院就读，师从罗典。嘉庆十二年（1807）与其兄同时中举人，这年他才19岁，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年26。为官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提督湖北学政等。贺熙龄能诗善文，在当时湖南官僚中很有威望。“诗文词赋名著一时，每一稿出，都人士争相传诵，而旋得旋弃，不自存录。”可见其风光姿态。其实贺熙龄并不在意辞章之名，而致力研修理学之道，与兄长贺长龄、密友唐鉴切磋琢磨，以经学造诣名世，人称其兄弟与唐鉴并为“贺唐”，亦称“湘学二贺”，李肖聃在《湘学略》中认为，自李文炤之后，湘学“咸以二贺为正宗”。这就和罗典的追求合流了，在政治上，他则是经世派官僚群体的重要成员。
成就如此辉煌的弟子群，在湖南教育史上，可说绝无仅有。辩证地看，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为罗典具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岳麓书院的千年声望，会让优秀的读书人慕名而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60余年的罗典书院时代之后，岳麓书院就再也没有如此鼎盛的风景，我们不能不叹服罗典书写下的教育篇章。罗典七十大寿时，大画家、湖南学政钱南园写寿辞云：“弟子之寿先生，莫过于善学先生，非徒心悦诚服之谓，谓其步亦步，趋亦趋也。知先生为光风霁月，则勉求其所以霭若者；知先生为秋霜冬雪，则勉求共所以懔若者。知先生为巨川广泽、青天白日，又勉求其渊若、皓若者。夫而后，及则大贤，次则为端人，下亦不至于世俗之暗黮焉！而先生寿且无穷矣！沣不及在弟子之列，然厕后尘已十有八年，私心向往，窃亦有所得力。故愿以为诸生告，仰质先生，庶几有当万一焉。”钱南园的这篇祝寿辞，是在他为湖南学政的时候写的，从官职看是罗典的主管上司，却谦卑地把自己摆在弟子之位，足见在世人心中，罗典确有高山仰止的地位。
嘉庆十六年（1811），湖南各府士绅名流93人联名具呈朝廷请祀罗典入乡贤祠的奏报称，罗典“育才报国”之勋业，“自有岳麓以来，朱张而后，未有如此盛者”。湖南廉察使曾宾谷作楹联评价罗典：“壮已登朝，南国声华齐屈宋；耄犹好学，麓山教泽继朱张”。按察使清安泰亦有诗赞罗典云：“柏悦松坚道貌尊，水云深处老乾坤。名山宰相无官守，陆地神仙有子孙。喜见函秦来紫气，适当风雪满程门。延平誉望东南重，晚节黄花沐湛恩。”这些文字虽有溢美之处，但是断言罗典开辟了清代岳麓书院最辉煌的时代毫不夸张。再从民间口碑看，罗山长的传说佳话也是最多的，时至今日，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名胜，游览讲解中，罗典的故事是必说的内容，远远超过历代任何山长。诸此种种均表明，罗典在岳麓书院史上是个具有符号意义的教育家。罗典和弟子袁名曜、欧阳厚均共同开创了岳麓书院长达60余年人才辈出的书院时代，书写了千年来岳麓书院最辉煌的教育奇迹。我们以罗典来命名这个时代，不仅因为罗典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其本人的教育业绩不逊于两位弟子，作为恩师，按照传统惯例应该居于尊长之位，还因为这个时代的教育理念，为罗典所奠定。如上所述，两位弟子均是步罗典后尘“亦步亦趋，未敢逾越”。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典的社会声望也明显高于两位弟子，因此具有领军人物的旗帜性地位。
湖湘教育自宋代才进入开化期，南宋有过一段教育的繁盛气象，但是英杰人才井喷式地涌现是清代。清代湖湘英杰不仅星汉灿烂，而且书写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赫赫功业。可以说，没有清代湖湘英杰的历史作为，湖湘文化的研究意义都要大打折扣。2015年，岳麓书院和凤凰网联合向全社会推出“千年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专家预选出了36位侯选人。大体包含了先秦至民国最著名的湖湘英杰，其中近70%是清代生人。由此可见湖湘英杰主要涌现于清代，主要集中于晚清。学界一般将晚清以来湖湘政治精英群体分为四个梯队。其一是以嘉道年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构成的梯队，亦称经世派群体；其二是以咸同年间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构成的梯队，亦称湘军群体；其三是光宣年间谭嗣同、唐才常等构成的梯队，亦称维新派群体；其四是黄兴、宋教仁、毛泽东、蔡和森等构成的梯队，亦称革命党群体。细加辨析，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乃至第三梯队都持保皇政治态度，与第四梯队有较明显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姿态的区别。就社会影响力而言，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又更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文化群体。因为发展到第三梯队，不仅在政治立场上有了分化甚至对峙，而且中国维新派领袖群体是广东康、梁一党，湖湘维新派力量显然不可比拟。反之，从湖湘经世派到湘军群体则构成了当时主导中国大局的政治势力，即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罗典书院时代培养的弟子便主要集中在经世派和湘军群体之中。36位候选人中，竟有9位是罗门弟子，占了1/4，要是排除第四个湖湘英杰梯队，有70%是罗门弟子。这样的英杰人才密集程度，不仅昭示出罗典时代岳麓书院的教育业绩，也启发我们对该时代湖湘英杰群体进行更有深度的文化思考。
晚清湖湘精英群体，尤其是第一和第二梯队群体，是一个有着密切师脉传承的师兄弟集团，甚至可说是罗门弟子集团，这体现了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宗法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血缘、学缘、乡缘等均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人们依靠这些纽带构成利益共同体，互相提携，互相依赖，同舟共济，共同发达，形成强大的势力集团。晚清湖湘精英集团的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学界研究晚清湖湘精英群星灿烂的景象，以往更多地关注这些英杰自身的雄才大略，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我们还要注意到其他方面的因素。例如，晚清湖湘英杰的宗法组织关系，就是推动湖湘英杰集团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此，学界似乎比较忽略。值得指出的是，晚清湖湘精英集团还在同学的关系基础之上进一步构成很密切的姻亲集团。例如贺长龄，和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唐鉴等不仅同为罗门弟子，也是姻亲关系。如此一来，就构成更加同声共气的亲戚同盟。这些湖湘精英不是没有矛盾，但由于学缘、乡缘、姻亲关系，其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就大大降低，湖湘精英集团大体上比较团结，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学缘、乡缘、姻亲是近代湖湘英杰群体壮大的重要因素，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动员力量。宗法性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渗透在社会肌体中，这是很发人深省的。
晚清湖湘精英群体基本上都是政治英杰，可谓官僚集团。也正因为权力的占有，湖湘英杰的作为大都显赫，这和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以及准官学的属性密切相关。可以说，岳麓书院是一个培养王朝卫道士的政治学校。罗典书院时代是秉承传统，将其发扬光大。罗典有副对联：“地接衡湘，深山大泽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这是罗典的教育理想，其弟子群体政治英才云集，可视为其理想之实现。湖湘英杰以政治作为著称于世，也是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色，与湖湘英杰的教育背景有深刻内在的思想关联。
从上列弟子表看，罗门著名弟子基本都是举人以上出身，说明科举仕进是他们获取人生辉煌的主要途径，这直接显示了罗典书院时代的教育特色。科举制是封建中国选才的制度设计，科举高中者高分低能、迂腐空疏是饱受世人诟病的弊端。但是罗典时代的岳麓书院却打破了这种印象，不仅科举业绩在湖南各类学校中首屈一指，成为科场英雄的摇篮，而且高中进仕者既高分又高能，大都有显赫作为。这就更加表明，罗典书院时代在培养人才方面的确有其过人处和独特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政治精英人才，是需要特定的时代氛围，才能脱颖而出的。湖湘的经验显示，那些建立了显赫勋业的岳麓弟子都是在动荡的乱世挺身而出，担当天下，成为湖湘的骄傲。因此，就罗典的英杰弟子而言，他们的彪炳史册很大程度要归结为时代需要，正如恩格斯说，当时代需要巨人时，历史就会创造巨人，这便是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因此，乾隆年间罗典用心血浇灌出的弟子之花，灿烂地绽放于嘉道以后动荡的历史时代，这实在又是历史对罗典的一种成全和托举。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作者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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