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我心中永远的怀念

   47年前，刚满17岁的我，有幸作为数十万上海知青的一员，从黄浦江畔来到美丽的西双版纳。从此在这颗西南边陲王冠上的明珠，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也与西双版纳结下了永久的不解之缘。

 抵达云南西双版纳连队的次日留影

赴滇途中

   1969年11月17日上午九时许，一列满载着千余名上海知青的专列驶离上海火车北站，在车轮滚动的一瞬间，整个列车上下早已响成一片的哭声顷刻间达到高潮，甚至掩盖了火车离站时的汽笛声，其情其景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经过四天三夜的火车行程，我们抵达云南省省会昆明市，按计划在昆明休整一天，等待有关部门安排汽车送我们到版纳。我们被安排住在云南大学的学生宿舍（文革期间大学停办）暂住。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当时的云南省革委会还召开欢迎大会，我作为千余名上海知青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同伴们也被一种初到异地、即将走向社 41 36167 41 14939 0 0 3367 0 0:00:10 0:00:04 0:00:06 3366的新鲜感所笼罩，加上昆明气候宜人，情绪还算稳定。

   随后，我们分乘若干辆带拖斗的大货车（车厢坐人，拖斗载物）前往西双版纳。又经过近一周日行夜宿的长途跋涉，于11月29日抵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县城，由于连日的货车颠簸，尘土飞扬，使大家疲惫不堪。加之边城勐腊与上海大都市的强烈反差，更由于对未来的艰苦生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致使知青们的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当晚，勐腊县革委会召开欢迎大会，我被部分知青围住告诫：我们被骗了，你不能再代表我们在大会上发言，否则，我们就要揍你。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我，并不怕揍，但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也一时没了主张。尽管麦克风一直在呼叫，上海知青代表崔文贵请尽快到主席台来，我却一直躲在大货车的暗处，不敢出来。虽然后来在上海带队老师的劝导下，我在欢迎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但对未来却充满了迷茫。11月30日，我和部分知青被分在地处勐腊县勐捧公社孟润大队曼贺南生产队的水利一团三营十一连，开始了在版纳兴修水利、建设边疆的工作。

 
与战友在连队合影

在水利团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西双版纳五个水利工程团组建的历史背景。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划，要把西双版纳建成我国继海南岛之后的第二个天然橡胶基地。但发展橡胶事业当务之急是解决当地的粮食自给问题。而要发展当地的粮食生产，就必须先解决水的问题。经当时的云南省委、省革委批准，以支边知青为主体，在西双版纳所属三县组建五个水利工程团，一个团负责一项水利工程。水利工程团按部队建制，由云南省思茅军分区（当时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由思茅地区代管）一个边防团负责一个水利工程团的筹建，全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连以上行政和政治正职由负责筹建的边防团派现役军人担任。副职分别由国营农场干部和知青担任。我们所在的水利一团，是由驻云南省澜沧、孟连县的原云南省军区独立第四团（对外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0294部队’）负责组建，团长王祥亭是该团副参谋长，政委邓必扬是该团政治处副主任（上述情况都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初到边疆，同伴们普遍被一种悲观、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艰苦的生活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连队驻地距中老边境直线距离不足1.5公里，只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连。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门全靠步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往来联系全靠见面和写信；没有报纸书籍，了解外界信息全靠上级派发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晚八点全连准时在操场集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没有商业网点，再多的人民币也无用武之地；文化娱乐生活更是一片空白。知青们住的是草房，睡的是竹床，点的是油灯，干的是重活。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地随时防备蚊叮虫咬和蚂蝗袭扰，如果这些尚可接受的话，更苦的是吃饭缺菜少油，一个月难见一点荤腥。每月42斤的定量仍然填不饱大家的肚子。

   记得是1970年的春季，我们曾经一、二个月没有吃过一口新鲜蔬菜，全靠咸菜或固体酱油（上海自带）度日。在这期间，还曾发生过三十余名知青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踏着泥泞的道路，靠着肩扛手提，从当日早上六点出发到次日早上六、七点归队，历经20多个小时到公社所在地搬运咸菜，又累又饿，甚至休克的事，至今听起来仍让人惊心动魄。

   因此，刚到云南的头半年，各级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知情的稳定，并尝试带领知青们种菜养猪，改善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人都没吃的，养的猪廋的跟狼一样，修再高的围栏都有本事跑出来，而且长到六七十斤，就急不可耐的宰杀入口了。记得是1972年年底，由于长期极度缺乏营养，许多知青都得了浮肿病，引起上面的重视，紧急调运一批黄豆，各连队纷纷煮黄豆，磨豆浆、做豆腐，才遏制了浮肿病蔓延的势头。

   尽管如此，在各级领导的带领下，知青们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还是圆满完成了勐腊县孟润河引水工程，解决了当地大批农田的灌溉问题。该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其应有的效益。

   孟润引水工程完工后水利一团移师勐捧坝子，十一连住在曼哈大桥附近，开始协助水利二团完成南腊河引水工程引水灌渠的开挖工作，直到工程全部完工。在此期间，我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经十一连时任指导员黄成斌（现役军人）和副指导员刘斌生（农场干部）介绍，于1972年9月9日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十一连副连长。

   在水利一团期间，有几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是第一次送上海来信到连队。当时知青们与家里联系的唯一渠道是信件往来，由于路途遥远，一封信从勐腊寄到上海，大约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再接到家里的回信就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大概是1970年1月份，当身为营部通讯员的我把第一批知青家庭来信送到连队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出来要信，结果是收到信的人捧着信哭，没有收到信的人也哭，瞬间整个连队几乎哭成一片。

   二是第一次涉水过河。大概是1970年的某一天，我到其他连队送信，回来时孟润河水暴涨，连队成了一座孤岛，要回连队必须涉水过河，而我又不会游泳，在河对岸干着急，这时候连队来了几个男知青，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推着一段木头游过来，让我脱了衣服抱着木头，漂过河去，连队许多知青都到河边观望，让我着实感到没有面子。

  三是第一次半夜到九连送信。大概是1970年的某一天晚上，接到上级紧急通知，当晚有地震，要求迅速把通知传达到各连，以便做好预防工作。我负责到九连送信，九连离营部约一、二个小时的行程，全是羊肠小道或土路。我接受任务后摸黑向九连进发，到连队后，把连长、指导员叫醒，通知全连紧急集合。在野外等了三个多小时，天亮后才知虚惊一场。当时只觉得完成了一件任务，现在想一想还有点后怕，半夜三更，天黑路远，手无寸铁，一人独行，如果迷路了怎么办？如果碰到坏人或野兽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

   四是第一次在河里摸到鱼。记得是1971年的事，晚饭后，我们几个知青在孟润河里戏水，突然，我发现有鱼游过。也许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居然被我摸到一条，约有4两左右，回到连队后，赵元南用自制的煤油炉子煮了一锅鱼汤，所谓鱼汤也就是把鱼洗一洗，加点水，放点盐。但几个人还是美美的一人喝了一碗鱼汤。

   五是第一次被团部保卫干事调查。大概是1972年，当时我在十一连当文书，与张启建、郁锦海等人一起负责出连队的墙报，在出一期墙报时，为了词句押韵，我们在标题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而毛主席的原话是要斗私批修。这就犯了大忌，不知谁反映到上面，团部派了一个姓唐的保卫干事来调查，由于我们出身没问题，平时表现还可以，只是简单批评教育了一下，没有继续深究就结案了，但当时着实让我们紧张了好几天。

   六是第一次学做豆腐。大概是1972年年底，为了解决知青长期营养不良的问题，团部调运一批黄豆发放到各连，当时我已是十一连副连长，分工负责后勤工作。我和炊事班班长赵元南等知青一起在老同志的指点下，尝试着用当地的石膏做豆腐，经过不断摸索，豆腐试做成功，为改善连队的伙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七是第一次当面聆听雷锋班时任班长的报告。大概是1973年，沈阳军区雷锋生前所在某工兵团担负支援老挝修建公路的任务，住在勐腊，团里邀请雷锋班时任班长到连队作报告，让我们近距离聆听了雷锋和“雷锋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令人终生难忘。

   八是第一次参加战友的葬礼。与我们同批抵达水利一团的知青林光辉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本不该赴边，但在“一片红”的形势下，也来到云南。由于生活艰苦，缺乏营养，导致心脏病发作，不幸辞世，年仅19岁。这是十一连第一个去世的知青战友，全连为之悲痛。作为连部文书，我参加了后事料理的全过程，亲自看着他入殓封棺，连队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战友们冒雨把他抬到山上安葬。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人的葬礼，也长了一些见识，如做白花用不完的纸必须全部烧掉，棺材在抬往墓地途中不能落地等。

   九是第一次回沪探亲。大概是1971年的9月，考虑到知青们到云南已近两年，按规定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即将开始。为了有序安排，积累经验，团里从各连队选派了十几个知青，进行探亲试点，由我和兄弟连队的一位女知青副连长（好像是金山人）带队。以确保所有人员的途中安全和按时归队。我们经过八天的长途跋涉，回到上海，因我父亲在福建某地执行战备任务，无法赶回，我也不能去。此次探亲，我只见到母亲、妹妹和弟弟（再见到父亲是离家四年后的1973年年底）。但利用此次探亲，我先后到了三林塘、虹桥镇和龙华等地，与几十位知青家长见了面，如实汇报了知青们在版纳的情况，许多家长唏嘘不已，伤心落泪。特别是在三林塘，几乎所有家长都来了，大家相互交谈搞得很晚，已无公交车返家，不得不在陶中文家中住了一晚。又由于通讯不畅，未能及时告知家里，害得我母亲一夜未睡，还到部队保卫部门报了案。等我第二天晚上到家后被母亲好一阵埋怨。

 
和同在州革委工作的知青战友合影

在州革委

    1973年5月，我参加了当时的上海科技大学雷达专业的招生考试（文革中仅有的一次工农兵学员入学考试）和体检，正在等待录取结果。恰在此时，时任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余同志（后任西双版纳州委副书记）到水利一团为即将与思茅地区分家的西双版纳州委、州革委物色机关干部，我有幸与浦林法等五位知青被选中。在邓必扬政委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不知是我没听清，还是他没说清楚，我理解为先到州革委报到，如果大学通知书来了再说。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州革委的干部，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公务员生涯。在州革委期间，我被分在州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多次得到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使我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管理干部。我曾多次随同有关领导考察过版纳州所属三县的大部分乡镇，曾多次参加省、州计划会议和有关业务会议，也曾参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版纳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四五”“五五”规划的编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作为州计委的代表参加了历时两个月的云南省农业区划办公室牵头组织的勐腊县农业区划工作，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为该县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1年12月，我因照顾夫妻关系从西双版纳调到重庆工作。离开景洪之际，面对自己奋斗了十二年的版纳大地，面对自己熟悉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我没有即将夫妻团聚的喜悦，更多的是伤感和对版纳的留恋。连送我上昆明的州革委司机都说，我送过很多调离西双版纳的干部，哪一个不是兴高采烈？甚至有人发誓今后屙尿都不朝版纳这个方向，只有你这么伤感。  

 
在版纳州革委办公大楼阳台留影

重返版纳

  在重庆近三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常常想起在版纳的日子，想像那些自己参与规划的项目是否实现，想像改革开放以来版纳发生的巨变。常常梦见自己又回到版纳，看到熟悉的景和人，每每从梦中醒来，再也无法入睡。

   带着对版纳的深切怀念，也为了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在离开版纳26年之后的2007年，我和爱人（曾经是东风农场的重庆知青）又踏上重返版纳的路程。在昆明，我们受到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浦林法夫妇的热情接待（浦主任与我同为上海知青，同车抵达云南，同在水利一团工作，同时调到州革委）。在昆期间，我有幸见到了离退休后在昆安度晚年的部分老领导，并一起共进午餐，回忆往事，几次泣不成声。两天后，我坐飞机回到景洪。在景洪期间，我得到州人大领导的热情接待，为我在版纳的整个行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还回到勐腊，受到县人大主要领导的热情接待。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重回勐捧镇、曼贺南村、曼哈大桥等地，成了一直以来最大的遗憾。在景洪期间，我见到了许多当年的同事、朋友，还到州干休所看望了部分老领导、老同志。我浏览了景洪市容以及曼听公园、野象谷、勐仑植物园、橄榄坝傣族园等景点。我为与老朋友的相逢感概万千；为西双版纳发生的巨变倍感欣慰；也为自己曾经是州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倍感自豪；更为自己曾经为西双版纳的建设和发展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而感到骄傲。

   今年，距我和我的战友们初次登上版纳大地已有47年，我们也从一个花季少年变成花甲老人。时代在变，人在变，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西双版纳的怀念。

 
同在州革委工作的知青战友43年后再合影

  （本文曾在2013年为纪念西双版纳建州60周年，由州政协主编、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我和西双版纳》一书中刊登，本次，作者又做了部分增减和改动。）

                                      崔文贵

                                  草拟于2015年元月 

曾先后担任过三营十一连副连长的五位知青战友47年后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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