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知青那些事】阿妹堕胎记
1974年上海方面专为我们上山下乡知青开设了函授大学,那年我早已在机关工作,消息传来,知青们非常兴奋,这是圆知青“大学梦” 的极佳机遇,大家纷纷报名,当然的函授专业涉及到很多方面,有马列主义理论、医学护理等兵团各种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函授专业,函授大学老师是以上海来的老师和医生为主,抽调一些学校老师和机关干部等精英为师资主干队伍,每星期两天在营部上课,当然,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小时候常听母亲说:从小算八卦我是当郎中的,为实现这“命里有时终须,有里无时莫强求”,沒有孙中山、鲁迅的“学医救国” 豪言壮语,(后因为通过实践知道“医国”比“医人”更重要。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从而弃医投入革命。)我是只想学点知识当个江湖郎中,业余时间为民治病,多积德行善,于是,我报名並被录取了上海知青业余函授大学医学专业。
那时,知青们都为我函授学医而高兴,特别是同去一个连队的知青们得知此事更为兴奋,在那缺医少药的边彊,对医学一窍不通的知青哥们,从此将有自已的哥们懂医,那一定会让知青兄弟们受益更多,有人还说:等我当了医生,开病假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大家想入非非,兴味盎然。
作者知青时代(右一)与傣族姑娘合影
我在函授大学刚学了半年,一天,老大难(同连队的上海知青)气喘吁吁从十三连跑回来带个消息给我,说原我们老连队同车去云南的上海知青阿妹怀孕了,她的男友阿弟叫我礼拜六晚上去一次连队,商量如何解决此事。我听到此事,怒火冲天,心乱如麻,这事还了得?……我强压心头之火,慢慢消化着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阿弟和阿妹是我同车去云南兵团的,又分在我同一个连队,他俩年龄小,那时大概才十六、七岁,也许还沒长足身体,都是小个子,两人身高总长三米一巳足足有余了,阿弟的母亲在是个党员积极分子,离开上海时千叮万嘱让我当大哥的关照好阿弟,所以,我总把他当小弟弟,同锅吃饭喝汤,他和阿妹都在我班里,我们一过就两年,后来阿妹也常来帮我们洗衣做饭,一起共餐,而且,日久天长,阿弟和阿妹有点情投意合了,那时,调我去营部的消息也越传越响了,一天晩上,阿弟和阿妹俩特意买了一包好烟,趁夜深人静时,敲开了我的房门,我打开灯,看到他俩脸红耳赤,羞于启齿,阿妹躲在后面,阿弟递来烟,低着头,支支吾吾说:“班长,我们想谈恋爱了……你看好伐?……”我早看出他俩的来意,在那艰苦的边疆,找个对象,谈个恋爱,互相照顾,有何不可?我毫无顾忌,滿口同意,但我约法三章,因为他俩年纪还小,不能乱来!不久,我便离开连队调去营部。
时隔半年,眼下,他俩末到结婚法定年龄,非法同居,非法怀孕,那是犯大错了,不仅要写检查,大会上检讨,还要处分的,而且,阿弟刚刚入团,如果连队领导知道,是要报上级开除团籍的。这让我急如星火,我后悔当初的表态,事真搞砸了,让我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事不宜迟,当前,要把事情处理在萌芽之中。我连夜步行两个多小时,人不知鬼不觉地赶到“夾皮沟”——十三连,阿弟和阿妹搞了一桌酒菜,快到晚上十点了,我又饿又累,我没好气儿,一进去便拉上了门把他俩沒头没脑地痛骂一顿,就差动手了,也许阿弟他们从未见我如此大发雷霆,看到他俩被我骂得吓哭了,还饿着肚子,我这刀子嘴豆腐心又忍不住了,便提高嗓门:“有什么好哭的,你们巳经生米煮成熟饭了,问题是要解决的…..” 怎么解决?堕胎要去医院,去医院要请病假,什么病?怎么请?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况且,最近全营还在苦战,一般情况不准请假。我一时束手无策,也无更好的办法,酒足饭饱,门外又进来几个同来的上海知青,大伙集思广益,如何把阿妹肚里的小孩打掉?这时,“反革命”(常做坏事的上海知青)出了个馊主意,对我说:“五班长,你在营部函授大学上医专业,你想想办法帮忙堕胎好了!”
“反革命”这话当时象黑夜里见到“指路明灯”,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有人说,云南打胎药最多,“三七”、“云南白药”都可以打胎;有人说贴“伤筋膏”可流产,又有人说“狗皮膏药” 力大更好;“七叶一枝好”也可打胎;也有人说,“吃虎骨酒”可以打胎;更有人说“麝香”最好;百分之百可打掉,但今后可能会不孕症;一个研究堕胎的“大会诊” 顿时在知青中讨论得象旭日东升,如火如荼,一直讨论到凌晨时分,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因我学点医,由我为“主治”,第二天,有的采购药材、买狗皮膏药的,有的上街买药酒的。那时的知青真团结,一人有事全体出动,大家守口如瓶,沒任何人暴露情报。
根据女知青奉献的“过度劳累”“干重体力劳动”也会“流产”的建议,为了让阿妹“过度劳累”,她一夜没睡,笫二天又上山砍坝,吃了“三七”“白药”泡“药酒”,小肚子再贴满“狗皮膏药” 那天就无法弄到“麝香”,其余都用上了,大家认为事已至此,必有结果。我从医学书上查到“益母草” 可用于“产后恶露不尽、瘀滞腹痛”,万一堕胎不尽,也可起些作用,一帮吃了豹子胆的“民间堕胎师” 展开了紧张的战斗,最坏的打算:到天亮如阿妹还“不见红”,那就直送团医院,走堕胎、写《检查》、全团《通报》、“开除团籍”之路!
阿妹一天一夜沒合眼了,又到第二天深夜了,阿妹说似乎肚子有点隐隐作痛了,“反革命”及时将在蓝球场上进展的情报传达给我,大伙喜出望外,如“原子弹要爆炸成功”了,“看此情况,还需加强运动量,”我“主治” 的意见当然一呼即应,反革命马上搬了张吃饭桌,放到球场上,让阿妹爬上去跳下来,几次上下,把阿妹累得精疲力竭,“马屁山”顶上已露出鱼肚白色,堕胎手术尚未成功,看来,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另条路巳摆在面前……。
我回阿弟房间,帮阿弟他俩写了去团医院看病的《请假条》和他俩“非法同居、非法怀孕” 的《检讨书》。
又过了些曰子,我在营部接到了上级团委的全团通报:阿弟被“开除了团籍”。我电话通知了指导员,又让通信员把《通报》送去了十三连。
70年代, 知青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此上海有关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这场运动,业余函授教育便是措施之一。虽然上海有关方面认为这是"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手段,但是业余函授教育只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知青的根本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我们的学业也随波逐流,中途断源。后来,我这“半吊子郎中”也沒走上“江湖”,还好阿妹堕胎未成,否则,也许成“无证军医” 后果不堪设想……。
再后来,小个子阿弟阿妹结婚了,我见他们时还是沒长个,只是带了一对儿女回到了上海,如今他俩当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已十多年了,小曰子过得适宜、安稳、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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