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建设兵团六连的3000个日日夜夜（单玉珍）
1970年12月15日我从上海奉贤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火车出发时离开亲人就开始哭了，一直哭到杭州站。6女5男一共11个奉贤知青，全部分配到勐腊县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六连。六团号称天下第一大团，全团下辖25个营。以后又改为二十团十八营六连。
12月25日到达勐腊县勐棒的营部所在地，然后营部用中型拖拉机将知青们拉到各连队。当年尚无公路，拖拉机摇摇晃晃地行进在树丛中的小路上，路两边的竹林树枝不时地打到站在拖拉机里的知青们的头上，扫到知青的脸上，拖拉机左右摇摆，吓得大家话也不敢说，只盼着快快到达目的地。拖拉机开了半个小时才到连队。
我所在的六连140号人，有湖南的老职工和云南本地的职工，其余的都是上海和四川的知青。六连是老连队，分到六连的知青，有的只呆了半年或一年就调到新建的连队当骨干。我们这批11人的知青三个月后就先后有8人调出六连到组建的新连队当班排长和卫生员。
6连建在大沙河对岸，附近除了有一个叫勐沙龙的傣族寨子外，四周山上都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旱季时要卷起裤腿涉水过河。营部所在地勐棒镇。说是镇，连街都没有，就是在公路边有两间砖瓦房的商店。商店里可买的东西很少，烟酒，煤油、盐巴等一些生活用品。公路边上还有一间竹木结构，茅草盖屋顶的大棚子，就是所谓的饭店，卖一些米干米线。我从连队要走一个小时才能走到镇上。。我是连队文书，每个月都要去勐棒几次。到勐棒营部领全连职工的工资。回连后再发给每个人。
连队除了每月有40斤的大米定量外，没有油吃，也没有菜吃，更别说是吃肉了。盐巴汤下饭。饿急了看见什么都吃，死猪，死马，死鱼都吃。每年过年时连队杀一头猪，白煮了吃，再自己加几个菜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吃一顿。连队每人发几两包谷酒，知青都吃醉了，想家的男生都哭着叫妈妈。连队知青吃大锅饭。有一次竟然在饭锅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那顿饭谁也不吃了。
到连队后发的第一个劳动工具就是砍刀。第一天上山砍坝就出了事故，班里的知青砍倒了一棵大树，虽然每人间隔10公尺，但是大树的树梢的一个丫叉就直接插到了我边上的副班长的大腿根部，就是那么巧躲也躲不过，因为是大会战的第一天，所以营干部开着吉普车来到山脚下视察，当场就看到了被排长背着下山的上海知青。我跟在后面害怕地看着受伤知青的大腿上一大块带血的鲜血淋漓的肉晃晃悠悠，刚到连队又是第一天上山。中午炊事班送午饭过来，大家谁也吃不下，谁也没吃那顿午饭。担心着被吉普车送去团部的战友的安危，后来受伤的副班长直接送到上海治疗，回城多年后我见到他，脚还是有点跛。
我们奉贤人都能吃苦。所以老工人对我们印象都很好。我们12月25日到连队的第二天就参加大会战，上山砍坝，所谓砍坝就是砍山，从山脚下开始每人十公尺间距砍掉所有的树木和竹子，一直砍到山顶，给大山剃光头。砍好的山在烈日下晒两个月后就烧山，烧成灰的树木就成了有机肥，到3、4月份就开始挖梯田，在梯田里挖穴，最后翻穴，。再过几天就可以从苗圃地里移出橡胶苗种到翻好的穴里，一棵橡胶树就种好了。在大会战的日子里，身上都是被树叉划破的口子，双手臂疼得举不起来，手上全是血泡。睡在山脚下都是露水，被子都湿掉了，可我还是坚持每天上山从不请假，那时也不知怎的，就是不怕苦。挖梯田的标准是宽2公尺，斜坡35°，穴的标准是6.7.8，我挖的梯田全部达标，营部技术参谋特地在我的那段梯田上召开了现场技术指导会。。会战结束后，春节营部开表彰大会，我受到了营部嘉奖，高兴地上台领奖状。
我们连队有不少男女知青一到连队就谈恋爱结婚生子，所以女生们都有男生帮衬着。可我就一个人，上山砍毛竹，每个人的任务是砍 十根粗毛竹。我那时干活真是拼了， 砍了十几根毛竹后再想法从山上拉到山下，“那年我18岁，身高1米六，体重100斤，我将毛竹从山顶一直滑到山脚，身上皮都被擦破了，血迹斑斑的，还要再走20分钟的小路扛到连队，另外每天还要出义务工给伙房扛100斤柴火，小树枝就分几次拿。大树杆就一次扛回来。有好几次我100斤重的人扛100多斤的树。真不知道那时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 现在想想不知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上山到橡胶林割胶，从连队到山脚下要经过一条小路，，路两边的草一人高，一路走到橡胶林，裤腿全被早上的露水打湿，鞋肚里全是蚂蟥，一条条肚子圆鼓鼓的，吃得都是我的血。
在连队什么都干 ，割茅草，打草排，盖草房。 有时实在受不了就哭了。我哭过三次：一次是刚到连队，晚上睡到半夜床塌了，房间里的我们6个女知青就一起哭了；一次是发高烧晕倒在地，卫生员弄醒我，就想家想妈妈就哭了；还有一次是离开连队回上海，依依不舍哭着和老职工告别。
到云南的 第二年，上海知青家长慰问团来到我们连队，看到我们早上割好胶下山回到伙房，饭也没了，只有硬邦邦的锅巴，很心疼我们 这些孩子，就直接找连队领导，还反映到营部说你们这样做，这些孩子的胃要出问题的。后来我们下山就有热饭吃了。当时我们真的很感激这些爸爸妈妈的到来。
在连队，我先后任连队的割胶辅导员，，值保员，班长直至连队文书和团支部副书记。在连队加入了共产党。到连队后每年被评为先进，以后又被评为营先进和县里的先进。1974年被评为西双版纳州劳动模范最后又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奖状寄到家里，我的父母亲可高兴了。我是成了农场的干部重点培养对象。被连队领导树立成知青标兵，知青的榜样，我没有退路了，只能拼命干活，成了不怕苦不怕累的铁姑娘。为了荣誉，我放弃了人生中最大的，将改变我的人生命运的唯一的一次机会。把读大学的指标名额让给了别人。
在连队的知青里。我还算是幸运的。有一个上海卢湾区的女知青在连队边上的小公路上被拖拉机压死了，我们都哭了。现在只要有回连队的知青都要去她的坟地奠基。她当年还没满20岁，年轻漂亮，一朵美丽的花儿早早地凋谢了。她穿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因当时连队规定女生不准穿裙子的，所以她给人的印象特别深。
连里还有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她那时找了 部队当兵的，广西人。她在连里是排长，团支部书记，党员，所以她有了小孩是要处罚的。后来找傣族弄打胎药，结果小孩没打下来，却生下来个孩子是个白痴。
来自上海和四川的知青之间常发生殴斗。砍刀，割胶刀甚至步枪都用上了。连队有个绰号汤司令的上海知青。拿割胶刀捅在四川知青的太阳穴差点要了对方的命。我们连夜将受伤的四川知青送医院。我们的李副连长也是四川知青，拿着步枪冲出房门，要去杀汤司令，被我夺下了。我说你是副连长，这样做事不行的。所以他才放下。就去抓汤司令。汤司令被判刑，到石家庄服刑。结果没几个月又从监狱里逃回云南，到了连队没几天，又被团部警卫队抓去还开了批斗会，再遣送会石家庄。后来回上海后自己开厂当了厂长日子过得很好。
连队老工人对调皮捣蛋的知青可是不客气的。有个知青因偷吃了副指导员的一只鸡被吊在连队中央的一棵大树上吊打，还把吃剩下的鸡肠子塞进他的嘴巴里。还有一个因为把毛主席的相框倒过来当鸡窝的门，就把他打成了五一六分子，被整得很惨。
连队的连长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徐指导员是个好人，他是突发心脏病死的。死的那天晚上他还找了我们几个知青谈心到10点才去睡觉。睡前吃了点面条，。第二天早上大家才发现他死了。
我还当过2个月的代课老师。农场小学就在我们连队的山脚下。学校设1、2、3的3个年级学生班级。因当时的老师回家探亲，我就顶了那个老师的位置，做了个临时的代课老师，教学生语文数学和体育。
在那烈日当头的山上，我们流尽了汗水，尝够了艰辛，年复一年，不知道哪天是个头。
到1978年底，连队知青陆续地都回城了，反正在营部盖公章很容易，象电影《孽债》里拍的那样，，自己拿章盖就行了1979年初，正是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的时候，知青们都要赶在春节前回家。但我不能走。连队开会布置防空防战。由我负责妇女儿童的转移工作和保护好猪圈里的猪，把猪赶到安全地带。我为知青们办完了回家的手续，知青都走完了。有些知青人在上海，我还要帮助他们把工资寄过去，把手续办好。1979年3月中旬我也接到回上海顶替妈妈工作的公函，拿着顶替的公函到营部去办手续，营教导员还舍不得放我走，说我们把你培养成了骨干你倒要走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队返城的知青。
左三为王国滨司务长
知青回城后各自都忙着工作，谋生和家庭。30年后才互相联系。近几年每年都聚会。去年12月11日原6连的司务长，上海知青王国滨安排大家在南翔聚会。大家都惦记着我，老六连的文书。 昔日的战友相逢，说不完的战友情谊。去年5月份我们六团18营的200多名知青在上海聚会，20多名四川知青也来到上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建设兵团18营知青。难忘那段艰苦岁月。
难忘那山上郁郁葱葱的橡胶林，每一株橡胶树都凝聚了我们的心血和情感； 难忘那静静流淌的大沙河；难忘那掩映在婀娜多姿的凤尾竹和翠绿的香蕉树 里的恬静的勐沙龙傣族村寨；难忘那6连湖南云南四川上海战友的音容笑貌。难忘那旱季和雨季在六连的3000个日日夜夜。
作者单玉珍系上海奉贤赴云南兵团一师 六团十八营六连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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