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落下了眼泪 ——献给所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友
我终于落下了眼泪
——献给所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友
作者：应宜逊
1960年深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后果终于降临浙江、降临农场。
大约10 月底左右，我们被告知，11月的粮食定量由38斤降低为36斤，并且以后还要再降。果然，一个月后，我所在的东莲寺大队开大会动员，为度过“自然灾害”难关，再次调减定量标准，最高标准也即最强的劳动力是31斤。先由个人自报，然后由领导平衡核定。当时我报了30斤，与我同属基建队的女同志钱雅安报了29斤。最后，大队核定我为31斤。
对于原来要吃45～50斤的小伙子，36～38斤就够呛了，这31斤真是难办哟！
当时，1斤饭票为14分，我就按早中晚餐5：5：4分配。用一个特大号搪瓷杯蒸饭，量上米后，不淘洗便加满水上蒸笼。因为米糠中也有卡路里，舍不得呀！当时食堂发了购菜牌，每人每餐限购一份菜。起初，还有白腐乳供应，5分钱两块，味道欠佳，我本来是不吃的，可到了这时，只要是能吃的，就是好东西。每餐我必买两块（也准许买两块），拌在那一杯粥里喝下肚去。不久，连这白腐乳也没有了。不过，我凭着年纪轻、牙齿好，每当有鱼吃（这要感谢渔场）的时候，总是连骨头都嚼碎咽下，一点也不肯浪费。
在饥饿笼罩之下，我每餐吃饭都是将自己的那一份饭菜用完之后便匆匆离开食堂，尽量不去想有关吃的事。晚餐后，如无要紧事，更是早早进入被窝，这也可节省一点卡路里，还有，睡着时就会忘记饥饿了。1960年的冬天特别冷，正如某些老同志所说的那样，“冬至月初，骨头冻酥”。又饥又冷的日子真是难熬，虽则劳动时间减为每天7小时，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当时，由于荤菜很少，因而就有了“人造肉精”。那是用淘米水培养某种酵母菌做成的。一天晚上，趁在食堂里开大会之际。负责后勤的副大队长陈庸宣布，“人造肉精已经生产成功，请大家尝尝，有无肉味”。接着，每人分到一小勺酱油汤，有点鲜味。本来，我以为人造肉精是一块块（或至少一粒粒）的“人造肉”，哪知成了酱油汤，尝了后大失所望。
当时应对饥荒的基本政策“低标准，瓜菜代”。于是，领导们便想方设法“瓜菜代”。我们东莲寺大队也因此做了好几次“瓜菜代”的饭。番薯丝饭，虽则黑乎乎的，但毕竟甜滋滋的好吃，可惜，番薯丝也是粮食，算不上真正的“瓜菜代”。用浙大长萝卜做的萝卜丝饭，烂糊糊的，味道也不好。番薯藤饭更不好吃，有点像猪食。最好吃的胡萝卜饭，比较干，味道也好，可惜只吃过两次。1961年3月底4月初，还吃过一次紫云英菜饭，味道还可以，可惜“成本”太高，以后没有再吃。最难吃的用革命草做的菜饭，又苦、又涩、又烂，吃到嘴里便难受得直想吐。我是硬着头皮往胃里灌的，反正肚子饿得难受，填下去总可以充饥，难吃嘛，就权当吃“忆苦饭”吧！听说在鸽宝山，有个别老工人（好像是周开宏等）吃着这饭就哭了。但是，在知青中却没有听说有哭的，也许是“锻炼”决心强，也许是想哭而不敢哭。正因为革命草饭太难吃，被人倒掉的很多，浪费太大，吃过一次后就没有再吃了。
饥荒，还造成了人们的道德“滑坡”。竟然有人偷米，即将别人放在蒸笼中的钵头里的米抓一把到自己的钵头里来。这种情况，好几次大队都有发生。东莲寺大队抓住两人，都是下放干部。一人是早几年就下放来农场的，一人是1960年11月下放来的。十分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都是被同一个人即马逸芳抓住的。因而，马逸芳也就立马成为小有名气的“明星”，好像不但评上了年度先进，而且当过知青的什么代表。
当时我不明白，而且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知青中没有偷米的（至少在东莲寺大队），虽则他们年龄小、肚子饿得更厉害，思想品德竟然比下放来的国家干部还好？老工人中也有因偷东西吃而受到批判的，东莲寺大队就有三人，其中两人还是队长，当然，批判后，队长职务就被撤了。
当时我在东莲寺基建队当泥水工，修造炉灶的活都是由我去干的。由于白天炉灶要用来做饭或烧饲料，因而修理任务一般都安排在晚间进行。晚饭本来就吃得有限，饿着肚子加夜班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好在有个规定，凡是加班过半夜12点者，可以领到2两半米饭。因此，我最怕的是干到10点多就完工的夜班，什么都吃不着，只能又饿又累地上床就寝。
到了1961年5月，情况稍稍有点松动。粮食定量上升到33斤，有时食堂还有少量剩菜，需要者可等着购第二碗。中旬的一天，我又要去加班了，给我做小工的是老搭档，林业厅的下放干部余昌桢，他是一位林业工程师，大约毕业于南京大学，3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力气却不大。
晚餐后，老余便和我守在食堂里，等待购买剩菜，好让肚子里的东西多一点。运气不错，终于等来了剩菜，承蒙食堂人员关照，我们各灌下两碗甜菜（即牛皮菜，一种速生蔬菜，品质较差，目前市场已看不到了）。然后，便挑起泥桶、背起铁耙和刮子前往皇杜庙猪舍去了。
这天晚上的工作量颇大，要把炉栅与烟道全部拆除重新打造，经过7个多小时的奋战，终于在凌晨两时半左右完工了。接着，便由饲养员生火试炉，修理后的炉灶很灵光，饲养员十分满意。于是，我和老余便肩负“吃饭家伙”、踏着星光、一脚高一脚低地往回走。
当时，虽则人已疲惫不堪，肚子又饿得难受，但是想到炉灶修得相当理想，想到宿舍里又有2两半的米饭在等着我，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回到宿舍已经大约凌晨3点半了，我放下家什就直奔自己的床头。只见本来应该盖在饭钵上的搪瓷盆已经滑落，拿起钵头又发现里面的饭不知被谁咬去了1/3，床上还散落着几根什锦酱菜。
这是怎么回事？我赶紧请老余来看。
老余说，“八成是被老鼠吃了”。
我听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队长贾高中醒了，也过来仔细看了一下，他说，“被老鼠吃了，没办法的，只好算了！”
顿时，好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浑身发凉。这饭，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哇！我看着正在狼吞虎咽的老余，又看了自己的被老鼠吃过的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最终，我没有吃，洗完脚便躺到了床上。这时，炉灶修理成功所带来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疲惫的身子、咕咕叫的肚子和十二分的委屈。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
想着想着，终于，眼泪顺着脸颊滚滚而下，落到了枕头上。虽则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真的终于落下了眼泪。这一夜，忍受着强烈饥饿煎熬的我，就在泪水的陪伴下进入了梦乡……
2005年12月27
作者简介
应 宜 逊 简 历
男，汉族， 浙江诸暨市人， 1940年12月出生于浙江永康市方岩镇。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1991年12月入会。
1959年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去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担任过小队长、副大队长。选育的水稻品种在省内多地创造过高产记录。
1966年7月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农学专修科（函授）。
1977年6月调入杭州市药品检验所当工人。
1983年9月调入浙江银行学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87年1月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金融研究所从事金融研究。
历任普通干部、副科长、科长、副处级调研员。1987年评为经济师，1993年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评为研究员。先后担任过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浙江省政协委员。2003年2月退休。
现在担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财金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委财金委员会顾问。
退休后曾经担任过：浙江省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2005-2010）；以及一些城市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
研究方向与特长：（1）宏观经济、金融问题，政治经济学问题；（2）金融改革与发展，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
主要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经济、金融著作4本；在省级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获得各种级别的学术奖励多次。有多篇对策性研究成果得到朱镕基、温家宝、黄菊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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