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六岁（王小玲）
那年，我十六岁
进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驴车拉着我们四个女生的行李，在吃晌午时分，拐进了八松庄。车边跟着一群“鼻涕娃”，兴奋地喊着：“洋学生”来了！“洋学生”来了！村子里弥漫着一股炊烟的气味，驴蹄子踏在雪后泥泞的小道上，泥水四溅。
驴车停在一个破院落的门前，无院门，有门框。院墙年久失修，有几处豁口。（后来才知道房东是个要饭的）院门旁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年轻人多，大家帮我们把行李搬进了新家。我们背靠背坐在行李上环顾四周：墻是黄土色的，地疙疙瘩瘩不平，正中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屋子西面盘着一个仅能睡两人的土炕，炕才烧上，炕缝里正不停地冒着刺鼻的烟，东边的墙上遗留着雨水冲刷过的条条痕迹，墙的高处安着一个小方窗户，给这个阴冷的小屋透进来一缕光线。有灶台，但只垒了一半。一想到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渺茫前景，我们四人不知谁先带头哭起来，大家都哭了，哭得很伤心。
九队队长安生药从队里的粮仓拿来了几块板子，铺在炕上，弥补炕太小的不足，四个人的褥子铺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挤着能睡四人。一切基本停当，才感到又累又渴。看着那盘了一半的灶台，又犯难了，大家急中生智，在院子里找了两根粗柴棒支在灶台上，锅往上一放，勉强凑合，可惜没有锅盖。到社员家借了扁担和木桶，四个人围在井台边轮流试着打水——木桶似乎欺生，浮在水面上不肯下去。旁边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接过井绳，前后轻轻一晃，水桶钻入水中。四个人轮换着挑水回家，我蹲在灶边烟熏火燎地烧水，当四个人端上一碗飘满草木灰的异乡水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第一天劳动——打粪
清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带着崭新的白手套，跟着妇女队长去上工。打粪场上，黑色的粪堆周围站着一圈手拿“泡骨都”（木榔头）的农家妇女，有说有笑的妇女们停下手中的活，好奇地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们，妇女队长说：“给我们队里分了两个女学生，以后和大家一起干”，她们亲热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更是乐意和学生们接近，人们的热情，使我们两个远离家乡的女孩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们接过社员们手中的“泡骨都”起劲地干起来，不在乎难闻的马粪气味儿，背着粪背篼从阴暗的马圈中背出马粪，晾晒在场上。
休息了，大姑娘小媳妇们坐在槐树底下做起针线来，有的缝鞋帮，有的纳鞋底。从小没干过体力活的我们，此刻也腰酸腿疼了，手上起了五个水泡。但我们对农村的一切都好奇，当我们看到打粪场后有两个人在铡草时，立刻走了过去。铡草的人是桑大哥，五十岁左右，四方脸，络腮胡子，往刀口送草的人三十岁左右，“让我们铡一下好吗？”文英问。“能成，能成”桑大哥一叠声地回答。他是队上的饲养员，铡草是他的包工活。于是文英蹲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往铡刀口送草，我紧握铡刀把一起一落，金黄色的麦秸一会儿就堆了一堆。“上工了！”两袋烟的工夫，妇女队长招呼社员们继续干活，我和文英铡草的兴味正浓，我们以为只要干活就是为队里干活。“快来呀，不来不给你们记工分！”那个整天笑嘻嘻的新媳妇尚丁英喊我们。“不记就不记，我们不要工分！”工分对当年的社员来说是命根，可我们却傻傻地不要工分。“不要工分，你们靠啥吃饭？”大脸盘的胖媳妇候菊芳笑着喊，这句话管用，我们回到打粪的场地。后来队里给我和文英评了八分工，与当地妇女同工同酬。当时我队一个工分四角钱，干一天记十成工，我们一天可挣到三角二分钱。有的小队只给女知青记六分半工，与孩童们同工同酬，她们的心情糟透了，到我们集体户来，晚上六个人挤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
第二天，手上的水泡破了，疼痛钻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泡生泡灭，最后成了坚强的茧子。
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
有一天，高三的李兰路过我们集体户，大家谈起以后的命运。我问李兰：“你说，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不会一辈子，你看，最高指示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从很有必要几个字分析，是要我们锻炼锻炼的，肯定不会一辈子！”我们不会在农村一辈子的，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好表现，盼望着有一天被抽到什么工厂去当工人。
种自留地
社员家自留地的麦子已长得有一尺高了，我与文英的自留地还没种呢。队里给我们分了两分地，在当尕咀的山坡上，当地的习惯是先施肥，后种麦。不管怎么说，总不能让地闲着。我们两个弱女子驾起牛车往地里送粪。文英力气大，她拉架子车掌辕，我牵牛鼻子，我们艰难地拉着一架子车牛粪上山坡，由于没经验，弯转得太快，在拐弯的地方，车翻了，一架子车牛粪翻倒在下一层别人家的梯田里，麦叶青青，迎风摆动，似乎在欢迎我们为它们施头遍肥，此时的文英跪倒在下一层的梯田里，她迅捷地跳起身来，捶着我的背骂我太笨。我懊恼至极，因为我觉得不对劲时，牛这畜生的牛劲儿真不可低估，我怎么也拉不到应该去的地方。此事在本队社员的口中传为笑谈，而我却不愿与任何人谈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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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时节的“花炕子”
为了迎接春播，我们打算储备春播时的干粮。发了一小缸面，请队长的女人帮我们烙“花炕子。”这是一种很大的饼，直径约尺，重约斤。当地人用一种专用的弯曲的金属花夹子在饼上夹出各种好看的图案。烙了十几个了，大家一时兴起，于是在饼中央夹出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洲、娥、瑛、玲”四个字样。把几十张饼放在木箱子里，春播时不愁干粮了。饼子在箱子里放久了，长了绿毛，我们不想吃。不想吃也得吃——用菜刀削去两面的绿毛，切成块，，在锅中炒着吃，煮着吃。至今想起这春播时的“花炕子”，口中仍有那可怕的馊味。
拔燕麦
康乐的麦子地里，有一种与麦子很相像的燕麦草，这种草生命力顽强，繁殖力极强，即使牲口吃了，粪中仍有燕麦的种子，施肥到地中，燕麦会铺天盖地地长起来，农民们要在地里拔燕麦，一直拔到麦子成熟。若时间够用，一块地要拔三遍，。起初我们不认识燕麦，会将长得很好的麦子连根拔起，扔掉。拔草要一直蹲在地里，细心地辨别，社员们排成一行，向前挺近。社员们讲究拔草蹲的行行要窄，，最忌讳将麦子压倒。起初，我們蹲的技术不高，后来社员们夸我们钻的行行象猫钻的一样。
拔草的日子很漫长，蹲在地里一直等太阳下山，仰起头盼太阳走得快些，草帽落在地上，太阳却象钉在天上，啥时才能下工？最希望有雷雨的日子，经常盼当尕咀的山上“云带帽”，（云层聚集，这是必定下雨的征兆），每当这时，便只等孟二队长说一声“回”，便麻利地提起队上的马蹄表，撒腿直奔庄上，还没到家，雨点子已噼噼啪啪地下起来了。回到家中，拉开被子，真想大睡一觉，却又听到孟二队长大叫“走嗷哎”、、、、、、只好又穿上外衣，向地里走去，拔草拔得手总是绿的，刷子刷也刷不掉；脸是红的，那是山风的功劳。
老鼠、猫
因身体不适，没去上工。集体户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擀好面条，转身去烧水，老鼠偷偷地溜出来，悄无声息地吃掉一块面，啃噬的面条边缘象锯齿，至今想起来，又恨又怕。它的眼睛贼溜溜地望着我，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我很生气，拿起棍子向老鼠捣去，它闻风而逃。我转身又去烧水。老鼠又悄悄溜出来，我大喝一声，再次把它赶走。我边烧水边回头看老鼠的动静，它又来了！只见它钻在我们的尖底小锅里，象摇摇船一样在锅里晃动，这该死的脏东西！我拿起棍子冲着它使劲戳去，一边又急又气又怕地骂道：“把你还能得很！”一棍子下去，旁边的纸箱子被戳了一个大洞，老鼠已不知去向。文英等人回来，我讲述与老鼠周旋的经过。多少年过去了，她们总会戏说我与老鼠抢面条的往事。
当时老鼠太多了，我们回兰州时，面柜存放在九队队长家，回到庄上，抬着面柜回集体户，柜中飞出一只惊惶的老鼠，让人恶心透顶。恶心归恶心，面还得吃。至今还记得我的同学擀面时提起宽面条对着阳光找老鼠屎的样子。
也许你会说，老鼠这么多，怎么不养只猫呢？别提猫了，猫也曾祸害过我们。我们没什么灶具和餐具，仅有一个和面的花搪瓷盆，平时的剩饭就盛在盆里，没盖子。有一天下工时，刚推开双扇的房门，一只黑猫从门下夺路而逃，吓了我们一跳。进门一看，剩饭被猫舔吃了一半。又一日下工，门刚打开，又是那只黑猫窜上几米高的东墙，从木格条框窗户中飞檐走壁地逃走，这种坏东西，谁喜欢养它呢？
秋收季节
秋天，收麦季节，是农人们最忙，但心情最好的季节。麦浪起伏，社员们帮我们磨好镰刀，好胜的我们绝不愿落后，暗地里同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竞争，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赢不了，文英一天能割140捆，我能割130捆，社员们身后的麦捆密密匝匝，弯弯曲曲，我们身后的麦捆横七竖八，总之累得人气喘吁吁，汗水顺着鼻尖流下，脑门上的头发被汗水沾在脸上，从不出汗的我尝到了汗水的苦涩，亲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麦子割了，暂时垛在地里，远远望去：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黄色的是小麦，绿色的是大豆，麦垛一个挨一个，很象童话故事里的小稻草人。
麦子后来要拉到打麦场上，农民们进入了碾场的环节。凌晨五点起床，就到打麦场上，把麦子摊开，牲口拉着碾子在场上转，连枷的噼噼啪啪声不绝于耳。我和文英手中的木叉搭着木叉，喊着“哎——上来了呀！哎——上来了呀！”的号子将麦捆抛上麦垛。扔一天麦捆，不敢笑，笑时肚皮疼;我们打破了当地女人不上麦垛的习俗，同男子一样上麦垛，徒手抓住飞上来的麦捆，递给垛垛的“把式”，一天下来，胳膊上出现一道道痒痒的伤痕，这是麦芒扎的。社员们夸我俩“是一对儿穆桂英。”
最感惬意的事——读书
冬天，下雪了，不用到饲养棚去打粪。从回乡知青黎明、鲁南那儿借来了《朝阳花》、《迎春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有才板话》等，我们把大饼放在炕台边，拉开被子躺着看书，饿了就吃些大饼。屋子里太冷，我们不愿下地做饭，桌子上结着冰，刷牙缸在桌子上滑来滑去。看书看累了，就轮流大声朗读；朗读累了，就睡觉。看书看到精彩处，点着煤油灯看，头发让油灯烧掉了，还浑然不知。灯油烧干了，就打开四只手电筒，让灯光对着镜子，产生反射，增加亮度、、、、、、
刻骨铭心的亲情
八松庄距离康乐县五十里，在马巴车站附近，是公社驻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住着大约四十户人家，分属于八小队和九小队，他们对我们下乡知青是友好的，有时给我们送来他们自种的洋芋、盐根。我们初进庄时，家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很好客，烙的“花炕子”又大又好吃；七0年八月，我被靖远煤矿招收当工人时，庄上家家又请我吃饭，八小队的全轮到了，紧接着又是九小队的社员请客，倒让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买了四十张毛主席像，挨家赠送，右边写着贫下中农们留念，左边写着下乡插队知青王小玲、、、、、、
我永远记得自己生病时，九队安队长的母亲用大铁勺在火盆上为我炒鸡蛋的情景——她的儿子七岁左右，长得机灵又秀气，我们叫他“秀才”，“秀才”闹着要吃炒鸡蛋，安大娘不让儿子吃，她说我们是出门人，我们不容易。有一次，我胳膊上长了一块风疹，奇痒无比，，麻利能干的李春兰让我坐在她家热炕上，盖上乡下人的棉被，端来一碗姜片红糖水，疼爱地看着我喝下去、、、、、、还有一次，我空腹吃了一肚子“豌豆梗（煮的嫩大豆）”，因胃里不适，竟昏了过去，同学们将我搀回寒冷的屋子，我穿着小棉衣、大棉衣盖上棉被，半天才苏醒过来，两脚冻得冰凉，我捂着棉被悄悄地哭泣，大队书记带着队上的干部来看我，我感动极了。
我也清晰地记得我们为村里的小媳妇们帮忙写家信的情景——他们的丈夫在外地当工人，长年累月不回家，我们为她们写家信，一般是她们说，我们写，有些羞涩的新媳妇，心里有话说不出口，只好由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女孩子搬用一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词句、、、、、、
那块上马石
我们的院子很破旧，院里有两间房子。大房子三个男生住，小房子我们和九队的两个女生住。院墙不怎么高，有几处破损。为了少走弯路，我们经常从院子墙上的豁口处翻墙出去。我们把裤脚挽得高高，裤腰上别着镰刀，象体育课上跳山羊一样从墙上一跃而过。在墻的豁口不远处有一块近半米高的石头。50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三个风华正茂的男知青在这里骑马上苏集，苏集离我们庄有二十里，每十天有一集，可以买到肉。因为马太高大，他们就踩着这块石头上马，只记得他们雄赳赳地骑在马上。当时开始有了尼龙袜子，我们托他们带一双，袜子带回来了，灰底绿格，十分素雅。四十年后，我们重返康乐，可惜此三人中已有两人去世，石头依旧，人却阴阳两隔了，悲哉！人生！
这三个男生是刘书成、（去世）王华黎（去世）、吴洋。他们都是高二的学生。刘书成与我们在一个集体户，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他总是笑嘻嘻的，是一个极好的人。对我们四个女生很宽厚，总说我们年龄小，要让着我们。插队生活苦，主食经常是面条和青稞面馍，平日没有新鲜蔬菜，更没有水果。没有油、酱油、醋、碱面。（做馍用的是灰水）经常吃的菜是洋芋，炒洋芋时撒些大粒子盐块，放些水连煮带炒，吃饱就行。刘书成平日为我们挑水、打柴、磨面。插队的第二年，刘书成在我们院子里栽上了莲花菜苗，种上了葱，葱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后来莲花菜长得很大，我们丰收了，社员们都很羡慕。刘书成是小教，后来就到白银了。1977年高考后，我与刘书成又在西北师大中文系相遇，我们又成了同班同学。王华黎和吴洋在十一小队，离我们集体户很近。1970年招工，他俩和我都去了靖远煤矿。
2008年11月26日，我们当年插队的62位同学在40年后重返康乐，得到县委、县政府的盛情款待。我们在当年妇女队长家的像框里见到了自己十六岁的稚气的照片，见到了许多乡亲，有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一批知青。我们走时，乡亲们到车边给我们送行。有送鸡蛋的，有送清油的，有送 “花炕子”的，她们沧桑的眼中泪花闪烁，爱动感情的文英和我都落泪了，乡亲们让我们四月来看“花儿会”。我们洒泪而别，带着40年来的情结，带着第二故乡人民的深情，带着对人生短促的进一步体验，离开了这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我一口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为我的插队，为我的青春，为我应上高中的黄金岁月。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使我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不知什么是困难。“年轻时多吃一点儿苦，对一辈子有好处”，这是我插队落泪时，我九叔告诉我的话。磨难、挫折养育了我善感的胸襟，坚强的斗志，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体验了粮食的不易和人间的真情。回忆过去，我感慨万分，愿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易。
2018年4月20日
作者简介：
王小玲，女，1952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去甘肃省康乐县八松公社插队落户。1970年招工甘肃靖远煤矿。现在是兰州城市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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