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40年前的高考 （卞林夫）

我参加了40年前的高考

作者：卞林夫

01

有声朗读

　　1978年，我在云南的大山深处参加了改革开放后首次全国统考。那时我已经整整30岁了，已经在矿山安家，已经有了一个1岁的女儿。就是那次高考，使我脱离了矿山井下。

　　我是69年3月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知青。1971年11月，也许为了不让更多的孽债出现，上海派出知青慰问团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他们的干预下，我幸运的被招工到云南冶金第三矿。当时被招工进矿的约有300多名上海知青，绝大多数安排到井下第一线，男的打眼放炮，女的开电机车。由于体检不严，我这个600度的近视眼居然也“混”进了矿工的队伍。

   我们穿上了崭新的工作服，头戴柳条帽，脚蹬长筒雨靴，那份自豪，那份荣幸，那份得意溢于言表，许多人都迫不及待的去矿山照相馆拍了照寄回上海。

   上海的家人也欢欣鼓舞——因为穿上这身工作服，口粮可享受每月25公斤，工资加津贴可达每月55元，是上海学徒工的三倍，每月还有定量供应的肉和酒，还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上帝啊，我们终于告别了面朝红土背朝天的日子，告别了喝“玻璃汤”的窘困，而且，和上海故乡的距离缩短了整整八百里！

　　产业工人的优厚待遇和政治地位让我们满足。由于矿山男女比例失调，知青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很快就一对一对敲定。我是67届高中生，年龄偏大，三年后就和现在的妻子、当年的井下电机车司机相恋成家，77年有了我们的女儿。

　　矿山的生活枯燥啊！没有电视，没有书报，由于矿体干扰，收音机收不到任何电台。那年头，打扑克牌被视为资产阶级娱乐方式，工余时间就是开会，学毛选，步行十几公里去赶街。
　　矿山的劳动辛苦啊！人工浇灌，人工架巷，有时机器故障，只有人工出渣，人抬肩扛。送到工作面的“保健”，只是2个白馒头加开水。

　　矿山的工作危险啊！片帮、冒顶、坠井、炮烟中毒时有发生。第一年，我的一位同校同学被突如其来的岩石砸中头部，不幸身亡！另一位女知青因为高度近视，第二天即将调到食堂，就在下班前一脚踏空，掉下50米深井，被电扒粉碎。至于断了手指，掉了脚趾，轻伤骨折，不在话下。我在井下8年也曾2次和死神擦肩而过。惨痛的事实让我们震惊了！女知青通过谈婚论嫁离开矿山，男知青八仙过海寻找门路。

　　矿山的消息闭塞啊！农场知青罢工游行卧轨上访我们浑然不知；直到有个别知青请假回上海复习，我才知道有高考招生一事。

　　我跃跃欲试！我在而立之年报名高考。因为这是政治任务，一路绿灯。手头只有一本《高中数学复习》，上帝保佑，那些公式还依稀记得。至于语文历史地理，我认为多在平时积累，全靠运气。俄语学了5年，窃以为问题不大。

　　大概是九月份吧，我在30公里以外的矿山中学参加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全国统考，还记得作文题是《读“滥竽充数”有感》。联系到当时批判的大锅饭倾向，我批评齐宣王，点赞齐湣王，洋洋洒洒写了八百字。俄语口试考的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这些单词至今记忆犹新。一个月后，成绩下来了，考了380分，也算名列前茅。特别是俄语，据说是云南省第一名，得到云大教授的青睐，特地到玉溪面试。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背景，第一志愿不自量力填报了云大俄语，结果被刷到师专英语系，后改为汉语言文学。我也无所谓，好歹终于脱离了矿山井下，三年后混到了一张“牛皮纸”。1995年离开矿山以后，也就是凭着这张“牛皮纸”，我得以南下深圳，北上阜阳，在上海市百三店做广告，在民工学校任教5年，在上海各大报纸为社会治安呼与喊，为公安民警鼓与吹，还被九九关爱网聘为执行编辑，被国厚科技环保公司聘为网站主编。

　　四十年过去了，我也跨进古稀之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总设计师的雄才大略，如果不是国家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的后半生不会那样绚丽多彩。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来源：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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