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阳 往 事（周松柏）

 武 阳 往 事 

作者：周松柏

　　常有人问我老家是哪里？回答起来总有些迟疑，为什么呢？因为我 的祖籍是邵东，我出生在邵阳市，却成长于武阳山区老祖。自从我睁开 眼睛能够记事起，脑海里的故事全是武阳公社和老祖大队，我是呷武阳 的饭、喝老祖的水长大的，所以我对老家的定位是：我是绥宁县武阳老祖人。

　　在我们老祖大队当地人眼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有区别的：1965 年前去武阳的，被称为下放知青，之后的则称为下放学生。前者是在当 地定居的了，而后者呢？则是到农村锻炼个三五年，就被城里的工厂招 工回去了，像我生产队的“下放学生”刘子宽就是这样。下放学生与当地 贫下中农社员没有太大利益之争，比较受欢迎。而我家里则不然，我是 1963 年被父母抱着下放到老祖的，全家被少数不太喜欢的人虐称为 “邵阳佬”、“外地佬”。

　　我爸爸周迪光因为历史清白出身好，下放到武阳没两年便入了党， 再后来就当上了老祖大队民兵营长、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正式大队干 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个大队干部是有很大权力的，于是我父亲， 这个外地佬大队干部，常常被当地的大队干部排挤，不算吃得开，我经常听到父亲与母亲在家里嘀咕的是“宗派主义”四个字，当时的大队书 记老漂，大队长舒囊子，治保主任肖祖来都姓肖，民兵营长才一个姓周 的外地佬，不排挤你才怪呢！但我家父母跟大队妇女主任香菊关系还算 好，加上她就住在大队部边上，顺路，走得近，也走得勤，有时还留我们 吃饭……

斗地主

　　1971 年，大队各院子的墙上到处用石灰水写上“阶级斗争，一抓就 灵”，“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天，大队部开斗争大会，生产队长寿 巴黎通知全体社员参加，不去的要扣一天工分。于是我也和大人们一起 去参加了“群众斗争大会”。我们队上朱新的老母亲是个地主婆，要拿她 去台上戴高帽子进行批斗，一个牌子挂在她胸前，上面写着“打倒反动 地主 XXX”，高帽子上也写着一样的口号标语，住在我屋下面的富农成 分的来巴力，也被大队基干民兵押去陪斗，站在台上，脑壳勾起，面容颓 丧，但不戴高帽子，不挂牌子。“地富反坏右”，来巴力是排在第二位的。 会场中气氛森严，台顶上用草纸写着“群众斗争大会”六个大字，台子两 边写着“打倒地富反坏右”等类标语。首先是大队治保主任肖祖来对着 扩音器很是气愤地大喊：“把反动地主 XXX 带上台来”，然后由押解民 兵把五花大绑的地主、富农一一押上台，面对台下一一站定。再由押解 的大队基干民兵把被批斗者的头抓住，将其颈后绳头往后一勒，做个亮 相姿势，然后再把他们的头深深地压下，以致于他们胸前挂着的牌子都 几乎接地了。这时，大队长就开始在台上对着扩音器声嘶力竭地呼喊 “打倒 XXX”的口号，台下社员群众也一遍一遍地跟着呼喊，这种气氛 把苦大冤深的贫雇农的愤怒点燃后，然后有群众代表上台，忆苦思甜，诉苦伸冤，批判万恶的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的种种罪行，朱新的哥哥朱效 因为画毛主席的像，也被作为地主婆母亲的罪状拿出来在台上批判。

撕大字报

　　1974 年是抓“阶段斗争”抓得最凶的年份，这年春节后，仿佛又要 搞什么大运动了，我们的班主任苏老师写标语都写到我生产队上来了， 在我们生产队仓库的木板墙上写着“批林批孔，掀起春耕生产大高潮”、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年，因队上粮食产量连年减产，社员的口粮不够吃，总是在青黄 不接的四、五月份要到人家队上去借口粮，或靠统销粮返销粮度日。我 父亲临危受命，又兼任了老祖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为了把队上的 200 来亩水田的产量搞上去，他组织社员群众在山间田头广积土杂肥、有机 肥，每天天未亮就到田间看水去了。秋收后，这年打下的粮食硬是比上 一年增产了近两万斤。

　　队上的五保户胜老母家中只有一个身高 3 尺、40 多斤、50 多岁的 残疾女儿，终生未嫁，无男丁。平时生活比较清贫，全靠大队、生产队发 放救济粮过日子。为接济家中粮食不足，胜老母便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 种南瓜、冬瓜、茄子等蔬菜，或卖或吃。可是，有一天原生产队长寿巴黎 奉大队指令带着一帮人，把胜老母种的南瓜、东瓜藤从瓜蔸处扯断了， 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看着尚未成熟的瓜果，我心里好不替胜老母感 到惋惜。胜老母的悲哀自不必说。

　　这年春耕后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如火如荼，我当时正在老 祖小学读五年级，我们的课余劳动便是到学校的后山去给老师砍柴。那 天，我给老师砍完柴后回到学校（学校和大队部紧挨着），看见学校和大队部的砖墙上到处贴满了“批林批孔”的标语，同学们用异样的眼光看 着我，走近一看，我父亲周迪光的名字也赫然纸上，说他是“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贪污犯”等等。我想这些写大字报的人是何等歹毒！我 的父亲为了让大家吃上饱饭，沤心沥血，不计个人得失，起早贪黑，反过 来还被人诬蔑，当成反面典型进行批判，真是天昏地暗！我心里太难受 了。于是，我磨磨蹭蹭地等着同学们一个个离校回家，到了下午五、六点 钟了，我迅速冲到贴着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的墙边，撕起了大字报。但 刚撕到第三张，我的班主任苏老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把抓住我的 手，要拖我去大队妇女主任香菊家，说我是在破坏“批林批孔”，是“反革 命崽子”！我见我的老师给自己戴上“反革命”这么大的帽子，让我感到 非常恐惧，极力想挣脱苏老师的手，可怎么也无济于事，情急之下，我抽 出了别在屁股后的砍柴刀，用刀背猛砍老师的手（当时我本想用刀口砍 的，一念之间让我马上改变了主意——用刀背砍他），老师负痛重重地 在我脸上扇了两个耳光。因为这么一来，正在端着碗吃晚饭的大队干部 香菊闻声出来了，苏老师把我撕大字报的行为报告了她，她竟和气地摸 着我的头，轻声说：“撕大字报是错误的，以后不要这样了，啊。”

　　多年后，我仍在想，如果当干部的都能像香菊这样善良，人与人之 间当然斗争不起来。可那时全国上下奉行的是斗争哲学啊！

照泥鳅

　　二科力是来巴力的二儿子，年长我几岁，会做些简单的木工，会织 篾器，人很能干，我也时不时地跟他学些手艺，二科力虽说出身成分不 太好，但这也怪不得他，所谓出身不由己。但我仍然喜欢跟他玩耍。我在 织竹篓竹筐有不会之处，总是跑去请教他，在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对我后来成人后心灵手巧，做什么象什么起到了很大影响。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每年开春后天气晴朗的晚上去冬泥巴水田里照泥鳅的情形。照泥鳅之前必须要准备好用于照明的枞膏油。我 们在山里砍柴时蛮注意寻找这种松树上坏死的木材，然后背回家劈成 一小块一小块，把易燃的枞膏油点燃，放进一个用铁丝织成的火笼里， 腰间别一个盛鳅鱼的小鱼篓，拿一把鱼梳，打着赤脚往水田圳边去照泥 鳅。我就跟在二科力的后面，背着竹篓枞膏。等火光不亮了，由我往火笼 里添枞膏——给他打下手。每晚运气好，回家时鱼篓里的黄鳝、泥鳅总 有个半斤八两，两人平分。若是大热天，泥鳅黄鳝纷纷从泥巴里钻出来， 在水里歇凉，于是用鱼梳对着泥鳅鳝鱼成十字啄下去。这活儿是很要眼 法和手法的，泥鳅才会被鱼梳上的钢针穿透带上来。有时水深，扬起鱼 梳啄下去，漂了，鳅鱼没被啄中，让它给跑了。尤其是跑了大条的鳅鱼， 心里要懊恼好一阵子。当然也有手背的时候，照一趟泥鳅只啄回几条鳅 鱼，搞得我和二科力不好分，他就让着我，让我个人得了。第二天早餐， 多切些辣椒，一锅子炒了，觉得很好下饭。

　　有一个仲夏的晚上，我和弟弟三毛又约了二科力去青洞里照石帮（石蛙）。我们三人一起小心潜行在山涧小路和溪水的跳石之上。我最担 心的是怕踩到蛇，俗称七月间的蜂八月间的蛇最毒。在老祖，每年总有 一个人要被蛇咬死。我们走进青洞的双江口，便往左边的溪流逆水而 上，偶尔听得娃娃鱼在树上、磐石上如小孩啼哭，枞膏火光照到之处，偶 尔也有机敏的石帮“扑通”一声跳进深水潭朝水底游去。没走多远，弟弟 三毛走在最后，二科力打着火把在前，忽然只听到身后的三毛惊恐地叫 声：“蛇！蛇……”我和二科力反身来看，只见一条水蛇围着三毛站着的 石头四周的溪水里不停地打转转，二科力由于转身太快，一不留神，踩 到一块溜滑的石板上坐到了溪水里，火把也浸进了水里，几乎全浸熄了，我赶紧看了树林缝中的天空，幸好天空中还有一轮明月照着。二科 力快速将火笼里的枞膏从水里提出来，幸亏还有点火星，他赶紧对着火 星吹，吹啊吹，折腾了将近 20 分钟，好不容易把枞膏又吹燃了。经过这 一惊吓，我们无心再往前行，就在附近的溪里捉起了娃娃鱼。这种动物 排出一种乳胶状的白色粘液，我捉了它之后，用手去擦眼睛，结果辣得 我眼睛长时间无法睁开，实比辣椒水溅进眼睛还要厉害好多，吃了哑巴 亏。这次鱼篓里只有娃娃鱼，次日炒了它吃，我全身长满了红斑块，痒得 我差点在地上打滚，后来再不敢捉娃娃鱼吃了。

“偷  懒”

　　我所在的老祖一队山高田多日照少，全生产队只有 60 几人，却耕种着 200 多亩水田，其中旱地还不在内，每亩粮食产量平均不到 300斤。

　　由于队上劳动力缺少，以致于在我 10 岁那年，生产队就开始给我 评工分了。因为我壮实勤快，给我也评上了三分五的底分（当时，男一等 劳动力底分是 10 分，女一等劳动力底分是 7 分。我到 13 岁时底分就被 评为 7 分了。）队上春耕农忙季节，学校总要放农忙假，让我们这些学生 伢子回家帮队上莳田薅田、打谷子。

　　记得 1975 年搞“双抢”，太阳特毒，我和队上的成年劳动力一起割 稻打谷子。我本力大，主动去踩打谷机，踩累了，我又操起镰刀去割稻， 弄得热汗淋淋，脸上身上全是析出的细盐，我直起腰用斗笠煽风给自己 降温，在边上割稻的胡桂林立马笑着对我大声说：“松柏，你偷懒！”我想 我出工一天才 3.5 分，你一天有 10 分工分，回道：“我腰子痛咧！”胡桂 林说：“小孩哪有腰子？快割！”实际上我当时的工作量已抵得上一个成年人了，便当着在场的社员们说：“我没有偷懒。”引起大家一阵笑，从社 员群众的笑声里，我分明感到了大家对我出工又出力的一种肯定。

刘子宽

　　刘子宽是典型的“下放学生”，高中毕业有文化有知识，待人热情， 身高五尺的个，墩实憨厚，生产队里个个喜欢跟他打交道，他下放到我 队上插队落户，住在生产队仓库后面的一个保管室里，他为人处事不仅 让生产队的社员喜爱，在整个老祖大队也吃得开。

　　记不清是哪年，上面给老祖大队拨来了一辆崭新的大型拖拉机，这 台机器发动机罩前“东方红”三个字是毛主席书写的苍劲草书体，拖拉 机停在大队部，引来各生产队男女老少的围观。我站在拖拉机机头的大 车轮边，我的个头刚高过轮中轴，倒让我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抑制不 住好奇，我忍不住爬上拖拉机的驾驶位置，左扭右摆地拨弄着方向盘。 当时我的心里就在犯嘀咕：谁将是驾驶这台大机器的幸运儿？不久答案 就出来了，刘子宽被派到县里农机局去培训了，他回来后，我经常看到 刘子宽威风地驾着这辆大拖拉机在为大队耕田、运输。我心里十分羡慕 这个憨厚勤劳的大哥哥。

　　由于刘子宽有知识有文化，他还兼职着生产队的农技植保员。田里 的禾苗发生病虫害了，他就带领社员在田间喷洒农药。整天只见他为大 队为生产队忙里忙外，没有片刻的休闲。这样作风淳朴，做事扎实的人， 当然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一天，刘子宽家里来了几个“下放学 生”，围着一个桶子在摇蜂糖，尽管刘子宽平时很忙，可他仍忙里偷闲地 养了三箱蜜蜂，就搁在他住的保管室后面的山边。这天他戴着一个防蜂 蜇的面罩，把一页页爬满蜜蜂的蜂脾放进摇糖机里，然后摇动桶子上方的摇臂，不一会桶子里的蜜糖就摇出了十来斤，我拿碗舀了一大碗，直 到我吃饱吃腻。蜜糖甜透了我的心。从此后，我总喜欢到刘子宽家里去 玩，指望着在他那“打牙祭”，饱口福。

借 钱

　　1974 年，我小学毕业后，升入武阳中学读初中了。在小学用惯了铅 笔，读初中，父亲便给我买了一支六角四分钱的钢笔，当时那个兴奋劲， 甭说是感到多么地满足了。我把它挂在我的上衣口袋里，露出钢笔的金 属笔头在外，仿佛我也就是个蛮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有点耀武扬威的 派头。

　　拿到钢笔的第二天，我挂起钢笔在胸前，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在队 上堆草的草屋里“躲伴”（捉迷藏），我把草垛掏空了钻了进去，伙伴们很 难把我给找到，找不到，我就赢了。我玩得好开心，突然想起别在衣袋里 心爱的钢笔，一看，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起来——钢笔不见了，我返回 草屋怎么也找不到了。怎么办？我不敢把丢失钢笔的事告诉父亲，更不 敢奢望父亲给我再买一支。于是我心情忐忑地走到刘子宽屋里，小心地 向他开口，要求借一角钱用来买支圆珠笔，生怕遭到拒绝，谁知刘子宽 非常爽快地立马借给我一角钱。我十分感激，于是本来是该用钢笔做作 业的，只好改用圆珠笔了。父亲也对我丢失钢笔一事毫不知情。过了几 个月，我好不容易攒下了一角钱，跑到刘子宽家里还钱，可他怎么也不 肯要，他说：“这一毛钱算是我奖励你的，你可要好好学习才行哟！”我见 他这么大方，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那年头，人民贫困，可是生活中的雷锋就是多。

　　岁月坎坷，刘子宽在老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年，1976年他有幸被招工返城了，可没过多久，我得知他竟英年早逝，再没见过他，这 成了我一生的痛。我在老祖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到高中毕业后 才离开这块哺育了我的热土，历时 16 年风雨，颇多的经历已变成记忆， 成为我人生宝贵的财富。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哪知道彩虹？”

来源：湖南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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