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阳的日子 （姚珍淮）

在武阳的日子

作者：姚珍淮

初获殊荣

   1969年3月7日，天未拂晓，极爱面子的我在好友孙仲池的陪同下，携带简单的行李，像小偷似的躲过熟人的眼光，匆匆溜进邵阳市知青办乘车去武阳干坡一队插队。从拿工薪的工人到靠工分挣口粮的农民，“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是好大的一段落差啊！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身体太差，1964年初中毕业后，历次上山下乡运动居委会都未对我进行动员，并于1966年破格安排到办事处“东风电机厂”当锻工。1969年元月25日，一过路汽车氯气罐泄漏导致东大路20多人死亡，我也命悬一线，经抢救后虽然生命保住了，身体却更差了。当文革风暴狂起，由于父亲姚绍松曾在国100军李天霞将军手下担任军需处长的历史问题，已是工人身份的我被卷进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

   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即投入“三线建设”修“312”战备路。为人本分的我抱定脱胎换骨的决心，与贫下中农滚一身黑泥，出一身臭汗，战天斗地，诚诚恳恳“早请示晚汇报”，颇得当地干群赞赏，竟让我参加了绥宁县首届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入党·招工

   从县城长铺子开完“积代会”，大队很快做出了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催促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彻夜难眠思忖再三：如写了申请，这里派人去邵阳政审，不仅入不了党，而且会平添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于是索性抱定做个虽不入党但现实表现良好的知青的想法，以需要接受组织长期考验为由搪塞了事。

   1970年8月，炭黑厂到武阳招工，我们参加过“积代会”的5名知青全被推荐上了。在李熙区医院体检后，我不啻“范进中举”般兴奋，随几名知青踊到一名叫“北京佬”的女知青处吃饭。大伙又叫又闹用煮猪潲的大铁锅煮了7、8斤米，好像吃了这餐饭就真能回邵阳永远脱离这里似的，将一只从邵阳带来的大冬瓜全煮了，3男2女狼吞虎咽起来。也是山区水恶平时少油荤，一名男知青一口气吃下8碗饭，我亦不甘示弱吃了7碗。也是乐极生悲，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唯我榜上无名。我知道这是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缘故，不由心里暗暗叫苦。果然，以后几年在知青中的招工活动都与我无缘。

斗亲家

   修“312”工程期间，一个叫黄良竟的中农成分的中年农民与我性格相投，我们互认了亲家。一次“晚汇报”学毛著时，我发现黄亲家神秘兮兮的躲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偷看一本古老的手传本。他口里念念有词：“万里青山来得远，千军万马听我传，铜箍箍起嘴，铁箍箍起身，吃我身，化我身，化为深山猛虎精……”亲家说，只要这样悄悄念上七七四十九天，穿州过府可不受恶犬追咬。我信以为真，极虔诚的学念了49天。然而在一次与知青陈学涛、周新民去唐家坊玩时，却被一恶犬紧追不舍扑倒在地，幸陈学涛眼疾手快以石击狗方助我脱险。

   一天，亲家黄良竟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原来他住在邻公社的富农叔爷不堪批斗逃来黄家被背上窝藏罪。大队书记考验我的立场是否坚定，特意点我上台捆绑黄亲家。我寻思自己的亲人在邵阳挨整被人捆绑，自己却在这里捆斗别人，一走神竟有点慌乱，那棕索自然仅象征性地在黄亲家的臂上绕了两圈。大队书记老不高兴，说我丧失立场。但由于我们“是毛主席派来农村锻炼的”，故未受深究，不过心里还是多了层尴尬。

报效乡亲

   青年的上进心不会因为在一两件小事上受挫而泯灭。没有经受住“阶级斗争”的考验，我在“生产斗争”上的表现却不含糊。不久，我又振作起来。

    由于下乡前我学过打铁，因此有一定基础，修“312”工程时，又与铁木社里的工人相处得简直亲兄弟一样。社里的工人大都是邵阳县人，算得上乡亲邻里，感情上容易沟通。加之我这人沉得住气甘于寂寞不大去其他知青点转悠，常利用空闲时间去社里帮他们抡大锤，所以打铁的技术渐有长进。为了更好的为贫下中农服务，我萌生了去铁木社学习打造当地式样农具再为本大队服务的想法，颇得各级领导支持。干坡大队的农民再也不需要跑老远的路去武阳求人、误时误工打造农具了，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大队书记又对我亲近起来了。

   在武阳铁木社可享受月工资30元，口粮标准为当地农村一等全劳力，每月还有2斤猪肉供应，比城市的青年工人还强，当时可谓是人间天堂，优越的条件为一般知青望尘莫及。每天下了班还可与驻武阳的解放军在二中打篮球，真是乐不思蜀。我想：生存环境的优劣，也可能至今影响到一些朋友对当年岁月的所谓“有悔”、“无悔”。但无疑我这只是特例。

认亲女

   我的实干精神及与人为善的品格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一对叫罗本哲、杨葆花的年轻夫妻特地找上门，要将他们的女婴认我做干爸。开始我也有些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认当地人做干爸？经向当地人打听，才知土著人有认一个亲崽亲女后，自己将会少一个儿女的说法。有了上次信迷信险些被狗咬的教训，我毅然认了这门亲，按当地风俗打了一个小铁箍带在这亲女的手臂上。这对年轻夫妻喜出望外，连夜为我赶制布鞋，还做了蜂糖糯米糍粑让我一饱口福，异地他乡竟有了一份捡来的亲情、我感到温暖。

   也许是感染了知青的灵气，这个叫罗小英的亲女很争气， 80年代末竟考上邵阳师专，毕业后分配在市十三中教书，前几年又由我当主婚人，与市检察院的谢誉斌先生喜结伉俪，一箭而中双雕，岂不其乐融融？当然这是后话。

喜归故里

   1974年春我回邵探亲，一天碰上电机厂的赵学祥书记。赵对我很关心。他说：“小姚，你原来在厂里工作，不属下乡对象，现在可以落实政策回城。”我真是百感交集，将武阳与邵阳暗暗对比，从长远划算，显然还是城市好。当即与办事处联系，办事处说要找市街道办，市街道办又说要找省里才能解决。这样反复推诿，弄得我很懊恼，被迫逗留城市打起了“持久战”。

   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生活难以为继时，一个叫姚洪波的好心老兄关照我参与新邵的一个石匠副业队。每天天亮干到天黑，在火红的太阳底下抬挑沉甸甸的石头，皮肤脱了一层又一层，汗渍浸得眼睛都睁不开，比在武阳抡大锤还辛苦。但为了就近催促有关部门落实政策，我不得不拿出卧薪尝胆的勇气咬紧牙关挺下去。鉴于全省各地这种情况的人们不在少数，1975年5月28日，省里终于下文同意我们返城。我不禁长长地出了口闷气。

   6年多的知青生涯结束了，它不仅锻炼了我的肌骨体魄，更让我了解了社会底层的人民，让我在人生的征程中获益非浅。

来源：湖南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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