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革命样板戏历险记 （许冰山）

看革命样板戏历险记

作者：许冰山

语音：原野

   看了杨银禄《“样板戏”的台前幕后》这篇文章，好像条件反射一样，不由自主地勾起我在“海南建设兵团”时一件伤痛而铭心的往事！

   那是上世纪70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临近收工时，在砍芭的山头上，我当时很累了，不小心踩中了盘根错节的烂树头，崴了左脚。踝关节周围即时红肿起来，痛得要命，无法站立，我只好坐在砍过芭的杂草上。

   “收工了！大家回去后，抓紧时间吃晚饭，集中一起到团部看革命样板戏电影。6点准时出发，不准缺席！”领导的话音刚落，人们好像受惊的蚂蚁纷乱急速地走下山去。

   山头距离连队不太远，但一时半会回不到住处，误过了打饭时间，晚上就要挨饿了。我急忙在视线范围内寻找散乱人群中的老乡，高声呼叫他帮我打饭并代我向班长请假，听到明确的答复后，我才稍稍放下心来。

  秋季夜长日短。这时夕阳高挂，余晖依然夺目。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依仗带把砍刀的支撑，瘸着痛脚一步步艰难地走回连队，知青的茅房宿舍几乎空荡荡的。不远处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正急急忙忙大步流星地追赶着已出发的队伍。我顾不及其他，缓慢地伸展痛脚倚靠在茅屋走廊的椅子上，端起盛着饭菜的盆子慢慢地吃起来。

   忽然，听到一阵渐行渐近的脚步声。我抬头循声望去，只见指导员从右前方迈着方步走来。他人未到跟前，而他那双冷漠的目光远远地向我射来。

   出于礼貌，我把饭盆搁置右边，一边用右手按着右膝盖慢慢地站起来，一边和他打招呼：“指导员，你……”

   我话没说完，指导员伸出右手往下压我的左肩说：“你坐下。”

   还未反应过来的我，重心失衡，左脚踝经不住外来压力所引发的疼痛，“哎哟”一声，跌坐在半边椅子上。

   指导员笑着（笑得有点不自然）对我说：“冰山，你怎么会这样？”

   我应道：“砍芭时扭伤了脚，好痛啊！”

   他说：“你早说嘛。”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回话，马上意识到指导员此举已经说明他早就知道我扭伤了脚，只不过他装做不知道而心里却怀疑我是否真的扭伤。此刻，我即使有千般理由万种解释都显得空洞而苍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解开绑在踝关节、已经渗出药色的纱布和药棉，霎时一股刺激的松节油味扑鼻而来，踝关节红润肿胀泛着青紫，好像熟透了的大杮子，一看就知道伤得不轻！

   指导员说：“哇，真的伤着了。”接着，他话锋一转，振振有词地道：“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团党委号召全体指战员观看革命样板戏，各连队比先进、比觉悟，参加人数越多越好，还要求写观后感、谈体会。你虽然脚痛，但还可以活动，我们要学典型，赶先进，在革命事业面前，个人的小伤痛算不了什么，我相信你是做得到的……我现在郑重要求你，必须去看样板戏电影。连队总不能因为你个人问题拖后腿吧。”

   我万般无奈地说：“指导员，你讲的话我明白。但从连队到团部的路程，常人赶路也得将近一小时。我现在脚伤得厉害，这么远的路，我就是死捱硬撑一瘸一拐地挪到团部，也怕回不来呀。”

   指导员继而说：“怕啥？看完电影，有汽车送你回连队。”

   我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

   指导员挥舞着手，信誓旦旦：“你一百个放心，我给你打保票！”

   我思忖着：“寄人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况且指导员掌握着连队的生杀予夺大权，一旦发出了命令，属下就得无条件地服从。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指导员听到我的应诺后，故作姿态，立马撇下我往团部方向快步前行，仿佛我不存在似的。

   为赶时间，我来不及吃饭了，马上盖好剩饭。自己找来一根备用的刀把（小木棍），权当“拐杖”，就这样匆匆上路。

   我吃力地爬上七连走近路通往外界的小陡坡。在山腰处，心情很迷惘。因脚痛之故，本应在家休息，为什么不据理力辩而“作贱”自己呢？此行是福是祸只有天知道！

   于是，我咬着牙颤颤摇摇地向前挪行。挪着挪着，一条流经路面只有十几公分水深的小溪横在面前。大路一旁，很久以前就有过往路人安放几块石头，方便跨水而过。我拄着木棍，瞻前顾后，摇摇晃晃，举步维艰，好不容易才忍着痛挪到小溪对岸。

   前面是一条岔路口——这是往返团部的大路和小路分界线：左边一片狭长的山洼梯田不断延伸，是抄近路的必经之地；右边是条大路，去团部比较顺直些但路程较远。这里所谓的“大路”，只不过是稍宽一些的山道，路面凹凸不平。大路再往前便沿斜坡往高处转向，渐渐地便淹没在荒野之中。

   我本想走小路，但田埂狭窄，痛脚一旦站立不稳，很容易跌倒造成再度损伤，只好舍近取远走大路。因要小解，便小心翼翼地向路边的灌木丛挪过去……当小便完回转身时，我发现有个人影，定睛看去——竟是指导员。他弓身站在小路入口的山脚处，透过稀疏枝叶的间隙正探头探脑地向我瞄了过来，阴冷而无情。

   我若有所悟，印象中的指导员平素多疑，处事圆滑老到，不大相信别人。他此举是不相信我会负痛去看电影，特意逗留在隐蔽处看个究竟。现在，指导员心里总算有个“着落”，眨眼之间，他便没了踪影。

   太阳开始落山了，黄昏斜照，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鸣虫仿佛有约，好一阵子吟唱。夜行鸟也不甘寂寞，低鸣迂回。没多久，眼前的景物渐渐被夜色所掩盖。天空犹如一块巨大的幕布，厚厚地包裹着大地，漆黑一片。

   路上没有行人，我拄着木棍跛足而行。黑夜中的路延伸何处，谁也看不清。没有手电照明，辨别前路唯有依靠路面那非常微弱的暗白色。此刻，去团部的路显得漫长而遥远，挪动的脚步好比蜗牛爬行，短时内始终拉不近与团部的距离。但我每挪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疼痛难忍。

   特别是上坡时，简直比盲人走路还要艰难。我先用木棍支着地面，左手抓住木棍中段，右手掌包住木棍上端顶着左腋窝，右脚才能伸展挪移。下坡更加艰难，不但要重复上述的必须动作，还要弓腰半蹲着，侧身抬脚探明深浅方可前进一步。在途中，有一次下斜坡，由于右脚探路偏差，滑脚踏空，倾身撞向路面经雨水冲刷过的小坑，两眼直冒金星，痛得呻吟不绝。但是“任务”在身，不敢怠慢，路——我还得“走”下去。

   脚实在痛得厉害，走不动了就歇一下。数不清多少次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唯有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坚持着向前挪动……

   就这样，双手不断频频地移动着支撑身体的木棍，我带着伤痛与无限艰辛，满头大汗、跌跌撞撞地终于“赶”到了团部。

   篮球场上正在放映革命样板戏电影。进入球场之后，我顾不上葳脚的肿胀疼痛，忙向拥挤的队伍右边蹲着朝前一步步搜索。顺着队列挪向最前面，左拐来到连队与连队之间腾出的留空距离，再左转往后继续寻找。当我经过看电影队列的五分之三时，看见了朱班长。

   我压低声音问朱班长：“你知道指导员在哪吗？”他不作声，用手指一指七连列坐的右后方。我顺着指向放眼望去，指导员似有预感，他又一次向我射来冷酷的目光。这道目光让我感到一阵寒冷。只见他下意识地避开我的视线，把目光投向别处，接着站起来，往篮球场出口左边的宣教科走去，很快，他的身影便在门廊的拐角处消失了。

   当我找好位置坐下来，还没来得及搞清银幕上的影像内容，电影将近尾声。有人问：“几点钟了？”他身旁的人应道：“快9点了。”就在这时候，人们在银幕反射的暗光下，纷纷站起来，恰如开栏而出的羊群，伴着乱哄哄的嘈杂声，争先恐后地四散奔走，很快就不见踪影。

   篮球场上几乎空荡荡的。除了放映员和零星的几个观众外，我好像被人们遗弃的异类，呆若木鸡，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我不断地四顾，指导员好像在人间蒸发了，没有出现。真是奇怪了，他不是打保票、有汽车送我回连队吗？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无奈之下，我紧抓木棍忍着疼痛慢慢地撑立起来，头脑一片空白，一时间不知哪里是归途！

   篮球场上终于亮起了电灯光，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这算是被“刻意”坑蒙，还是被“善意”欺骗呢？我不敢细想下去。望着放映员忙碌地收拾机器和影片，我拄着木棍，一瘸一跛、踉踉跄跄地往团部小商店后面狭窄弯曲的小巷走去。

   挪过机务连的中间大道和一块较大的开阔地，这里远离宿舍区，黑灯瞎火，没有照明光源，前面黑压压的一片橡胶林令我进退两难。要走大路就得原途折返，经团部绕过畜牧连，既耗费时间，还不知要走多少“冤枉”路。我权衡再三，唯走捷径，夜“闯”橡胶林。

   凭着前些天第一次到团部寄信往返的记忆，橡胶林的小路坎坷弯曲，但经人们日常过往，土质比较坚硬，很少落叶。我用木棍探路，横扫一两下，没有矮小灌木、杂草挡道和路边沉积落叶的“沙沙”声，就可挪前一步。

   在估摸一处略有危险的地方，小路边有个坑落差一米多，弄不好摔下去就麻烦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此时突然有十几二十个萤火虫从背后飞到我的前面，借着它们发出半明半暗的微弱黄绿光，我似乎心灵感觉到前路的大概位置，有惊无险地趟过了这一“关”。继而接着前行，几经周折，终于侥幸地穿越了橡胶林。出于感激，我顾不得痛楚，向萤火虫刚才飞过的地方鞠了一躬。

   一路上，我一脚高一脚低地死熬苦撑，疼痛不已。本来愁苦的心情现已跌到谷底，犹如一个落败后被遗弃的伤兵。在经过黎寨龙近村边时，这里的守夜狗轮番群吼狂吠。我连忙抓紧手中唯一的木棍。

   离开龙近村，前面又是荒山野岭。山野的秋夜漆黑寂静，显得格外阴森狰狞。偶尔一阵虫鸣鸟叫，或传来几声兽鸣，总是怪吓人的。倘若突遇恶兽，不要说我已经跛足，即使是手足无恙者，在这样的黑夜荒野也是无法逃命的！

   冷不丁地，一只山猪在我前面约三四米的地方，一阵风似的嗷嗷呼啸着横过山道，尖厉的嘶鸣声把我吓得胆颤心惊。这对于我初来连队一个多月、未满16周岁的小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惊悚心灵的生命历险！现在回想起那时的情景，仍然心有余悸，身上禁不住一阵鸡皮疙瘩。

   已是凌晨时分。海南岛日夜温差较大，每到半夜气温骤降，四处凉飕飕的。还不习惯的初来者，会感觉冻得难受。这时，我饥肠辘辘，肚子饿得叽咕响，加上气温下降，冷得浑身直哆嗦。

   我不得不一次次停歇，又不得不一次次撑起，踽踽独行，孤痛无援。在这样漆黑蓊森的荒野，我显得多么无助、无奈、愤懑而倍感失落。左脚踝比原来又肿胀了许多，疼痛加剧，右脚抬步非常吃力。确实走不动了，便在路边坐了下来。就是坐了下来也不轻松，蚊子叮咬，皮肤奇痒。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元凶，如果被感染发病那可不得了。我东拍西挠，似乎空忙一场；皆因人困力乏，手酸脚痛，往往顾此失彼，防不胜防。

    忽然，前面传来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虽然看不见人影，但感觉到有人慢慢地走过来。他们讲的黎族话，我一句也听不懂。那是两个黎族猎人，他们敏感性极强，亮起了戴在额门处的头灯向我照来。我伸出手掌挡一下灯光说：“你是谁呀？”站在右边的一个马上应道：“我是那个要洋烟的杨燕啊。”我打趣道：“管你什么冤不冤的（粤西和海南人的变味“普通话”里，“冤”和“烟”同音），在这大黑天就是有冤也伸不了！”他接着说：“你仔细看看，我真的是杨燕！”

    听到这似曾相识的声音，我马上想起来了：原来一个多月前，我到连队的第二天上午，在会议室学习时，我和同乡吕生到走廊抽水烟筒，刚好杨燕路过，也凑过来抽烟。他看见我手中拿着的烟丝，欣喜地叫道：“洋烟，洋烟！”本来这烟丝在我们家乡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在落后赤贫的黎族山区便是紧缺物品。俗话说：“出门在外，相识是朋友。”出于相识之缘，我送他小半包烟丝，他高兴得不得了！我顺便问：“你贵姓？”他说：“我叫杨燕，是黎族人。谢谢你！”我笑了笑：“怎么这‘洋烟’跟你这‘杨燕’这么巧呀？”他一听，也乐得呵呵一笑。

没想到，我们俩今晚会在这么个荒野地方相聚，两人热情地握着手。杨燕问：“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说：“我是从团部看电影回来，因为脚痛，在这里休息一会。”他即刻蹲下来，解开我包扎的纱布和药棉，看到左脚踝肿胀这么厉害，立马要我随他同去找懂医术的朋友给治疗一下。我说，黎村的距离与回连队的路程差不多，但一往一返就更远了，便婉言谢绝。他坚持要背我一程。我这时确实已经走不动，就同意了。

   杨燕家住七连西南方深山里的村子，这次打猎是顺便来会客访友的，我不能耽误他太多时间。到了五连和七连大路的分岔口，我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杨燕叫同行的看看狩猎用的小闹钟，已是凌晨2点。我一再要下来自己回连队，杨燕只好在此处和我分手。两人一时难舍，唯有挥手致意。我心里多么感谢这位一面之交的黎族好兄弟！

   踏上返回七连大路，不远处便是那条又高又长的下坡路，坡脚连着那条小溪。我下坡的情状已非昨晚初出连队时那么“从容”，而是一种难堪的“狼狈”相：屁股着地，双手撑起，挪动双脚和身躯向前，然后屁股坐地双手再往前，不断地重复着这一机械的动作爬行着；双手渗出的血和钻心的痛更加深了我的皮肉之苦。在这黑咕隆咚、危险四伏的荒野之夜，我仿若平日街头见到的失腿残疾人，完全无助无防地匍匐爬行。此时此刻，人的生命分量甚至还比不上蚂蚁和小草的当量。

   我历尽辛酸和痛苦的煎熬，终于一步步连滚带爬回到了连队。当时我已有点发烧，四肢无力，十分怕冷，已顾不得身上的汗水和泥土，便瘫倒在床上，毫无睡意。我两眼呆滞地望着窗外的茫茫黑夜，近乎绝望地等待着天明……

   49年后的今天，知青岁月的一些经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但有些往事却刻骨铭心，如影随形。指导员那道冷漠的目光，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抹也抹不去！尤其看革命样板戏那一夜的“历险”，无疑是我知青生涯中一次遇险化夷的奇迹。正是那一次严重脚伤，给我留下了风湿的后遗症。回城后，每逢刮风下雨前夕，我的左脚踝就会疼痛，严重时会出现红肿。

2019年9月10日

作者简介

许冰山，男，广东省廉江市人。1970年7月初中（二年制）毕业，同年8月11日上山下乡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七连（后改为海南农垦局立才农场七队）。当时未满16周岁，在崖县“天涯海角”附近山区劳动和生活了8年多。1979年1月6日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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