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上海知青（彭田）
我记忆中的上海知青
作者：彭田
语音：仙子
我是1969年2月从昆明到达河口农场龙堡分场的昆明知青。河口位于云南省东南端，与越南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国土的边陲隘关。那里群山逶迤，峰峦叠障，树木葱茏。在南溪河与红河交汇处两岸，河口县城和越南老街、谷柳两市隔河相望，中越铁路和公路大桥横跨其上。沿河居住着瑶族、苗族、布依族、壮族等多种少数民族，形成了一条具有异国情调和少数民族风情的风景走廊。由于最低海拔只有70多米，夏季气温可高达40多度，长夏无冬，雨量充沛，所以植被多以橡胶、香蕉、菠萝为主，并有上百种名贵中草药分布于河谷、坡地。1958年，河口人民公社成立，全县总人口七万，农垦人数就占了四万。随后，大批转业军人和湖南等地人员相续来到这里，积极投身到了边疆建设中。1969年至1971年，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这里又成了数千名昆明、上海、北京、重庆知青的第二故乡。在长期的工作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知青。
我刚到龙保农场时，那里没有公路，“出门就爬坡，吃盐靠马驮”，是对龙保的真实写照。这里位于大山之巅，地处偏僻，人烟稀少，距离河口县城三十多公里，从南溪火车站上去，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与其它区域相比，海拔较高，气温偏低，不适合橡胶生长，因此以种植水稻、包谷、花生为主。老职工中，少数民族占了大半，加上河口农中分来的学生和来自昆明畜牧兽医学校、三工校、昆四中和昆五中等校的知青，总人数仅二百多人。
1970年3月，河口农场正式改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龙保属四师十六团九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我们迎来了首批新战友—上海知青。当听到上海知青就要到来的消息时，整个龙保山寨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欢天喜地，就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时，从营部到连队的主要领导都由现役军人担任。接到通知后，领导们忙开了，首先是让各连队修建简易住房。大家扛来木头，砍来竹子，割来茅草。先把木桩栽下，屋顶铺上梁条，用竹篾片捆牢，然后铺上茅草，再用竹子编成大片大片的篱笆墙，往上一捆，房子就建好了。更有趣的是：屋里的床和桌子也是用竹子做成的，每张床和桌子先栽下四根竹桩，搭上两条长竹，再用竹篱笆一铺就成了，日久，有的竹桩还会长出绿叶。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就是帮助上海知青把行李搬上山。全营抽出了好几十名青壮劳力，其中包括了部分昆明知青。
7月11日，是一百多名上海知青到来的日子。一大早，轻纱似的薄雾还笼罩在山间，搬运行李的队伍就出发了。大家背着背篓，拿着扁担绳索，再赶上马帮，快速赶到了南溪火车站。刚到时，大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上海知青的行李物品竟有这么多!堆起来像座小山。里面有背包、提包、大箱子、小柜子……听说其中除装有被褥和衣服外，还有肥皂、牙膏、卫生纸、糖果等够用好几年的生活用品。小的可以一个人背，大的可以两个人扛，最重要的一件要四个人才能抬走。而眼前的上海知青都是些才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千里迢迢，远道而来，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从没爬过这么大的山，只能让他们带着随身的挎包空手前行。这样一来，整个繁重的任务就落在了搬运队身上，而搬运队中的昆明知青也比上海知青大不了几岁。犹豫片刻后，大家坚定了一个信念：这些行李，每一件都是上海知青将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每一件都凝聚着父母对他们深深的爱，再苦再累也要一件不落的把它们搬上山，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大家首先把行李搬上船，运过河，然后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向山顶行进。十多公里的上坡路，其行程的艰难可想而知，大家走了一程又一程，上了一坡又一坡，转过一弯又一弯，累了歇歇，渴了喝口水，碰到溪流就卷起裤脚，蹚水而过，随时有跌倒的危险。沉重的负荷让有的人压弯了腰，有的人磨破了肩，走不多远就个个汗流浃背。弯弯的山路上，走在前面的是上海知青，紧跟在后面缓缓前进的是搬运队，距离越拉越长，前面看不到队伍的头，后面看不到队伍的尾，像一条巨蟒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
中午时分，队伍来到了一个叫戈号的地方，这里有专门为上海知青设立的接待站，大家三三两两坐下来休息。喝着烧开的泉水，吃着煮好的大米饭和可口的花生，望着翠绿的山峰和山谷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先前还笼罩在上海知青心头的哀怨和悲伤被驱散，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沉闷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海知青终于到达了龙保。只见寨子门口站满了前来迎接的人群，大人们争着来握手，孩子们欢呼雀跃，个个兴高采烈。进入寨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写着“热烈欢迎上海知青到来！”的大标语。接着他们很快被分到了各个连队，最远的连队就是山背后的四连，地名老凹场，有二十多公里的边境线与越南接壤，居住在那里的是瑶族，要到达那里还得翻过一个山梁。次日，各连队特意杀猪款待上海知青。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吃肉可是种奢侈的享受，除了盛大节日，每月最多吃一顿。在这个时候杀猪，其欢乐气氛就像过年一样。一股股暖流温暖着每一个上海知青的心。
1971年5月21日，就在那条弯弯的山路上，我们又迎来了大批重庆知青。从此，龙保便是我们近四百名知青的共同家园。在这里，我们用稚嫩的双肩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用勤劳的双手改变着她落后的面貌，开创着美好的生活。每天，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播种一亩又一亩的水稻，常常顶着烈日的烘烤，站在没过膝盖的水田里栽秧、薅草，任凭蚂蝗叮咬；为收回那些种在远处坡地里的包谷、花生，我们背着沉重的背篓，一趟又一趟地行走在陡峭的山崖上；为扩大种植面积，我们常常挥汗如雨，手举砍刀向一片片灌丛木砍去，等草木晒干后，用火一烧，再播下种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刀耕火种”。劳动的工地上，一碗包谷饭，一勺木瓜汤，常常就是我们饥饿的午餐。日复一日，太阳晒黑了我们的肌肤，荆棘刺破了我们的手脚，老茧和血泡长满了我们的双手。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就修通了公路，架起了电杆，建起了砖瓦房，把文明的生活习俗带给当地群众，并把文化知识传授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几度寒去暑来；几度花开花落。八年多的朝夕相处；八年多的同甘共苦，各地知青结下了兄妹般的深厚友谊，最终，在返城的浪潮中依依惜别。
1979年，知青陆续离去，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为腾出地盘安置被越南驱赶的难民，龙堡农场剩余的人员全部撤离到河口总场所属的蚂蝗堡，南溪等分场。离别之后，怀着深深的眷恋，我曾多次踏上那片土地。那里已失去了昔日的欢腾，恢复了原有的沉寂。经过自卫反击战硝烟的洗礼，只有为数不多的边民生活在这里，放眼望去，满地满坡到处是密密层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的香蕉林，一切显得祥和而安宁。我站在旷野上，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面对高山大地，从心底呼喊：“高山啊！你可记得：曾有多少来自远方的年轻人生活在你的怀抱，是他们用青春的笑语把你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是他们用青春的热血为你注入了蓬勃的活力？”“大地啊！你可知道：你的每一寸土地都洒下过我们辛勤的汗滴？你的每一个角落都播下过我们深深的足迹？”山谷仿佛回音：“你们青春的笑语已化作叮咚的泉水；你们青春的容颜早已烙印在了我心里。”大地仿佛回音：“没有你们的耕耘，哪有我丰硕的果实？没有你们的装扮，哪有我秀丽的风姿？”听当地人说，前几年也有个上海女知青到了这里。那天，刚下过雨，为了看一眼她曾生活过的老凹场，她不顾泥烂路滑，穿着高跟鞋就沿小路走去，到达山顶，看着山坳里她曾生活过多年的地方，她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也许她是来寻找记忆中的某些东西，也许她是来祭扫在这里逝去的青春。这是怎样一种情怀？恐怕只有当过知青的人才能理解！
许多年来，每当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有一些上海知青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黄素娟 是我当年最早结识的好朋友。她活泼开朗，性情直爽，热情大方，从微黑的皮肤上看不出她有任何城市人的娇气。工作中，她重活累活抢着干，从不落人于后，哪里有她，哪里就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梳着长辫子的我和她蹲在一颗大树下。这张照片见证了我们的友谊，把我们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那个不平凡的年代。
孙先锋 圆圆的脸庞，长长的辫子。是营部打字员，和当时任广播员的我住在两隔壁。我们住的是竹墙草顶的房子，隔着墙便随时可以对话。刚到边疆时，她曾因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哭泣过，但她很快坚强的面对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由于她心灵手巧，刻苦钻研，不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打字技术。记得有一次，我俩向一片树林走去，不知不觉误入了一片放炮区域，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只见大大小小的石头从我们四周的上空砸落下来，一时间，我愣住了，她吓得紧紧地抱住了我，感谢上苍的眷顾，让我们幸免一难。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生死相依的友谊更为可贵？
陈建华 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曾和我一道在营部搞宣传工作，负责《简报》的刻印。一手漂亮的钢板字，显露出他超群的才华。后又到学校教书，不仅黑板子写得好，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使其深受学生的爱戴。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了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师专。毕业后，听说到南京金山某报社搞编辑工作。
顾俊 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因鼻梁较高，绰号“大鼻子”，是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最早在离营部最近的一连工作，曾为食堂拉过柴火。每天他赶着牛，进入茂密的原始森林， 把一些可以用作烧柴的树木砍倒，然后，让牛拖回。不用说林中有毒蛇猛兽，有蚂蝗叮咬，更不用说还有那被砍倒的树木砸中的危险，他把一切置之度外，一个人赶着拉柴的牛，孤独的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汗水渗透了他的衣背。1972年12月他光荣应征入伍，离开了龙保。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坎坷的经历，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怕艰辛，能够挑战生命中的种种极限，迅速成长起来。转业后，他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随后担任了河南开封市委副书记及政协主席。在后来的十多年间，他曾两次不远千里去到龙保，看望他为之付出过汗水并养育过他的故土。
黄正荣 个子不高，但精明能干，是全营知青的楷模。他早先在基建连工作，先后任班长，文书。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基建连副指导员。1976年任龙保农场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兼五连指导员。五连坐落于半山坡上，是个苗族聚集的寨子。除了山脚下的部分水田外，许多地都在远处的山坳里，因有野兽出没，庄稼熟了得派人昼夜守护。作为领导，无论是开荒伐木，还是犁田耙地，他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把连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正是因为有了这段“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使他在返城后的工作中，担任了国网上海电力超高压公司运营部工会主席、运行部主任、总支书记等职。期间，1992年获得了中央函授学院经济管理本科毕业证书。
除上述，还有许多上海知青的音容笑貌连同他们的姓名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他们是：肖庆章、王国华、顾叙华、汪松华、李荣仙、叶小玲、厉珍、宛敏、沈巧珍、陆悦秀、陈金花、纪佩君……
知青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对它的评价众说纷纭，有褒有贬。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凝聚着蓬勃向上，坚忍不拔的知青魂；它锤炼了一代人的意志，使之成为共和国建设的脊梁。岁月可以冲淡记忆，但磨灭不了我们刻骨铭心的知青情结。四十多年时光流逝，但那段经历一直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上海知青结下深厚友谊，一直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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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田， 女，1950年生于昆明。 云南昆明人，1969年----1984年到云南河口农场支边。1984年云南师范大学中文本科毕业，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在《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昆明日报》、《云南磷都报》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山林之趣》、《矿山之恋》、《不再为生命哭泣》、《南疆情结》、《绿水清山伴晚年》等文学作品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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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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