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忆版纳（卞林富）
岁月蹉跎忆版纳
作者：卞林富
语音：原野
版纳三载，往事历历。经常有一些片断如电影蒙太奇般浮现眼前，三十年来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终于催人欣然命笔。
“毛主席门比”
从勐遮到曼拉告，我们是乘马车去的。两辆马车 ，一辆拉人，一辆拉行李。始料不及的是，13个人可以坐一辆车，13个人的行李却怎么也装不下另一辆车。据说后来跑了几回才把行李从公社运回来。望着堆积如山的行李，老傣也只有纳闷、发呆。
我们这个集体户是在上海—昆明的列车上自由组合的。其中有兄弟、姐妹、姐弟三对，还包括亲友、同学、邻居，共六男七女，从初中六九届到高中六六届每届都有，可以说是囊括了老三届的全部。
马车在勐遮—澜沧的公路上奔驰。三驾马齐拉一个车，铃声叮当，使人心潮跌宕，不知命运之神把我们拉向何方。我们之所以会坐上曼拉告的马车，完全是因为那个傣族汉子和善，还有一个叫岩宾的复员军人，可以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那时候，我们连云南话都听不懂，对傣话更一窍不通。在昆明逗留时，云南冶炼厂的一个在勐海当过兵的朋友教了我们几句傣话。急用先学，其中最适合我们身份、最实用的一句，就是“毛主席门比。”因为，在傣家人眼中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
马车走了十几公里以后，拐入了乡间土路，直奔山脚而去。尘土飞扬。因为路不好，颠簸更厉害了。女同学吃不消了，直叫“姆妈”。放眼望去，坝子平展无垠。后来才知道，“西双版纳”的意思，就是“十二块肥沃的土地”。“西双”是十二，“纳”是土地。
近了，近了。远远地看到了村落，隐隐地听到了锣鼓声。穿着鲜艳 的傣家妇女，在寨边路旁夹道欢迎，男人们敲着象脚鼓，打着芒锣，小孩们瞪大了眼睛。我们振作起精神，挥着小红书，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学到的那句傣话：
“毛主席门比 ！”
“毛主席门比!”
老傣们显然听懂了。任何一个民族听到自己的语言都是亲切的，那怕只有几个字。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来：
“毛主席门比 ！”“毛主席门比 ！
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喊，既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热爱，也表示了对我们的欢迎。
筒裙与露脐装
俗话说：“随乡入俗。”我们虽然到了傣乡，却很难入俗，因为傣家 的衣食住行与上海相去甚远。
先说服装。
如果说傣族男人的衣着朴素简单，傣族妇女的服饰则大有文章。男人们清一色的中山装，出工或上山，两把刀不离身。一把是带鞘的匕首，别在后边裤腰上；一把是砍刀，插在背后竹篓里，咋一看有点吓人，其实这是他们的生活、劳动工具。农村的男人很少穿 内裤，这是后来去水库游泳才知道的。衣服一脱，赤条条地用一只手捂住下身蹿入水中，游的自然是狗爬式。女人们从来不看男人游泳，只有我们知青下水，她们才敢来。
女人则不然，全穿窄袖紧身的露脐装和筒裙，勾勒出她们窈窕的身材。如今露脐装走俏上海，如果要申请专利的话，也许非傣族莫属。紧身的露脐装为大襟或对襟，有许多花边花饰。年老的多穿黑色筒裙，年轻的为青色或红色。一条银制的腰带老少都有，据说是从缅甸那边买来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女人最想得到的是头上的包头（也就是上海的浴巾）和脚下的解放鞋。此外，就是一块塑料布，傣话叫“伐样”。因为西双版纳多雨，出工出门，都是不可少的雨具。这也是她们经常有求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可以让上海家中邮寄。一块“伐样”可以换一个鸡，一块包头值5元钱。插队的第一年政府发给我们每月一张工业券，可以买一双解放鞋或肥皂牙膏，老傣称之“鞋票”，经常用鸡来换我们的“鞋票”。我就曾经用一张鞋票换了一个盛糯米饭的竹蔑盒子，做工之精巧，让人叹为观之，一直保存到现在。当然，不是用来盛饭，而是成了针线盒。
女人的筒裙完全适应西双版纳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多水的环境。劳动收工回来，她们脱去上衣，把筒裙提到胸部，就可以在井边洗澡；过河时，随着河水的深浅，可以一直把筒裙盘上头顶，也不会春光外泄。更为方便的是，不管在田头还是竹楼前后只要把筒裙提一把，就可以站着小解，这让上海知青大开眼界，自叹弗如。这时才知道，女人们原来也是不穿内裤 的，只有赶街天骑单车，她们才借一条兄弟、老公的长裤 穿在裙内。自卫反击战中，有一则报道说两个傣族少女为了救一个解放军伤员，用两条筒裙穿在树枝上做成一副担架，后来还编了一个剧本，叫《筒裙之歌》。只有我们，才理解两个少女为此付出的勇气和代价。
糯米饭、牛肉和米线
傣家人常年累月吃糯米饭，所以不种麦子。那时，只有到公社或县上才能吃到面条。常年吃糯米不是什么人都受得了的，一般人只要连吃七天，就会“占着茅坑不拉屎”——不是不拉屎，而是拉不出屎来。可见傣族的胃有着与汉族不同的消化功能。每天清晨，竹楼下就传出“共共”的舂米声。那时傣家人没有机器，全用人工，舂一天吃一天。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宰牛和分牛肉。宰一条水牛真是惊心动魄。绑住牛后，四、五个骠悍的汉子，手持长矛似的竹竿冲刺，直到牛鲜血流尽倒地。黄牛则幸运得多，一般是砸昏了再宰。分肉时，由队长主持，按户数在一张竹篾上摆成几十摊，割下一个部位，都要平均分配，那场面，颇有点象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我们知青算一户，也理所当然地分到一份。
水牛是放养的，农闲时都在山上 吃 草，晚上也不回来。快到农忙了，才派人 上山找回来。上山找牛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伙子，带着猎枪。有个别的变成野牛，不愿回来，就处以极刑。有时牛从山上失足滚下来，也就成为全寨人的牙祭。
每当稻田放水，是捉黄鳝的时候。老傣捉黄鳝，是用一 种竹篾编成的篓，有一米来长，黄鳝进得去出不来。打开底盖，一抖就是十来条、几十条。可惜他们不吃，只拿去卖钱，每斤5角。黄鳝是我们在 农村的佳肴之一。
傣族不吃黄鳝也不吃蛇。每逢打到蛇就送给我们。不管有毒无毒，砍头、剥皮、去肠，立即成为一道好菜。女生们先不吃，我们骗她们是鸡肉，以后才告诉她们。毕竟诱惑难挡，久而久之，她们也习以为常了。
每逢过年过节，家家都要“京好帅”，即吃米线。知青不会做米线，队长一声令下，每家送一碗，积起来一大盆，只要说声“宰里宰里”（谢谢）就行了。米线吃不掉会变酸，于是就悄悄地喂猪。想起来真是罪过、罪过。
除了“吃饭”、“睡觉”，老 傣们教我们第一句完整的傣话就是“京好米桑刚，暖拉米桑拐。”前半句很快就理解了，即吃饭没有菜，后半句他们一说就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处长了，才告诉我们这是傣家的俗语，“吃饭没有菜，如同睡觉没有女人抱”。女人们从来不说，因为这是一句“荤话”。
如此如厕
傣族寨子里竟然没有厕所！这是我们初到曼拉告一个惊人的发现。
男知青可以“打游击”，最最苦的要数女生。虽然，女生们有备而来，每人都带了痰盂缸，但没有地方处理呀。好不容易找一个偏僻角落处理掉，女生们红着脸，提着痰盂去井边洗刷。这下子可不得了，男女老少怒目而视，叽里呱啦地不知说些啥。复员军人岩宾来翻译了。原来，寨子里的井水是只供饮用的，决不允许屎盆尿桶靠近。
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这吃喝拉撒，人之本能也，难道傣家人只进不出？难道种田也不用肥料？
岩宾告诉我们，傣族种田确实不用人粪，最多用牛粪、马粪。西双版纳有的是地。因为地多，一般一年只种一次，今年种这块地，明年种那块地，刀耕火种，也不求高产量。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邻近曼峨生产队学大寨创高产，队上根据上级命令，造了个厕所，雪白的墙，宽敞明亮。谁知几天过去了，就是不见有人如厕。队长急了，发下话来：有上厕所解手的，加一个工分。优惠的政策吸引了部分村民，但是好景不长，几天以后，厕可罗雀。
那么傣家人究竟去哪里方便呢？我们跟“踪”追“迹”，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在 河边。说河，其实都是不太深的溪水，男人在河上头，女人在河下头，你解你的手，我出我的恭，互不干扰。屁股泡在水里，既不臭又免冲洗。农村少纸，一根篾片随手一 刮就丢掉，也少了一笔手纸的开销。
这样的风俗，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上海学生实在不敢仿效。几经协商，队长终于同意在生产队的菜园里盖一个茅房，这才解了女生们的燃眉之急。后来大家有了新的发现：寨子里放养的猪都吃屎！于是我们常在夜色掩护下到竹楼的阳台上方便。猪们闻讯赶来打扫战场，不留一点“炸弹”的痕迹。
个个都是小木匠
初到曼拉告，队长安排女生住社房，男生住竹筋房。
所谓社房，就是合作社开会聚会的地方。我们是69年3月8日离开上海的，这里3月7日成立人民公社，建立生产队。但傣家人还不习惯叫生产队，还是称合作社。社房也是一幢竹楼，只是撤去了火塘。女生每人有一张竹床，矮矮的，40CM高，90CM宽，形似内地的竹塌，是队上特地为她们做的（因为傣族睡觉是不用床）。
男生们就没那么幸运了。社房的边上为我们盖了一排竹筋房——用竹子做墙筋，糊上掺了稻草的泥。床有80CM高，是把4根带叉的小树桩打入泥地，用树干、竹篾绑扎成架，铺上剖开的竹排。房间有门无窗，外面是灶房，里面是卧，阴暗潮湿。不多久，我们就搬到另一社房去了。搬家前，男知青就构想着每人要做一张真正的，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桌，并且为之筹划了好久。
这里要说说老大宫惠良，大家称之老宫。老宫是格致中学六六届高中生，年龄最大，也最能干。打开他的工具箱，就象打开了百宝箱，里面全套木工工具都有。他还会篆刻，还喜欢摆弄钟表、收音机。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那时侯，要竹子，要木料都可以上山去砍。但对于我们这些上海学生来说，把大树变成木料再运回来可不容易。我们就想找现成的。大家相中了缅寺背后一根六米多长的方木，一致认为这是做床档的好材料。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们终于把这根方木抬进了竹筋房，一头进卧室，一头架灶房，量好尺寸，开始锯断。谁知这木头非常坚硬，半天才锯下一截。望风的来报告：门外有民兵巡逻。做贼心虚，为了掩饰锯声，我们打开了收音机，有人还拿出小提琴使劲地拉，拉出高八度的旋律。
琴声惊动了民兵。
“岩火（汉族小伙子），干那样？”
大家赶快派出一个最善言辞的知青去门外应付：
“过生日！联欢！”
大家果断决定：不能再锯了，火攻！
灶房里架起了篝火，整整烧了两个钟头，才把木料烧成三截。以后几天就有事做了：出工回来各自躲在屋子里做木活。大家还从老宫那里学会了挫锯齿、做公榫、打母榫、刨木料、磨刨、拼板子┈。不多久，每人都有了一张上海式的小木床，有了一张简易的书桌，每个人也都成了小木匠。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户人家备下的房料，这棵方木，其实就是脊檩，是屋顶最高处的一根，也是最不容易采集的木料。据说，那个失去脊檩的老傣房前房后找了几天，终于没弄明白那么长的脊檩为什么不翼而飞。当我们知道一根脊檩怎样来之不易时，也深深为大材小用而内疚不已。
我们的集体户
曼纳告的知识青年集体户也真可谓是个大家庭了。她以安分守纪著称于大队，又以团结和睦闻名于公社。记得慰问团的沈团长曾经这样称誉过我们：“你们是始终如一的集体户之一。”
的确，不管我们遇到过多少困难，遭受过多少挫折，经历过多少变迁，我们集体户始终没有“散伙”过。这一点，在今天回忆起来，也确是引以为傲的。
相 聚
我们的集体户由13人组成，后来加入了一个69届的小妹妹，于是是14人了。14人中，从66届高中到69届初中无所不有，年龄上的差别竟大到6岁。从所在学校来说，有培光、格致、六十二、六十七、向明、浦江……，其中以培光居多。
说来也怪，这个庞大的家庭，竟是到勐遮后自动组织起来的。但是考察其中的关系，就可以知道14人之所以联系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了。原来，在这里面，兄弟姐妹有3对，同班同学有2组，邻居关系、朋友关系也有好几伙。若干年后，竟结成2对连理——那是后事。
69年3月，我们在上海彭浦车站辞别亲人，告别故乡奔赴云南。就在火车上，我认识了老大宫惠良。
宫惠良、韩森田、韩玲炳、王惠芹4个就坐在我们旁边，但2天了，我们却从来没说上一句话，也许是各自在留恋故乡、眷念亲人吧。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宫惠良搭起话来：
——“你是哪个学校？
——“格致”。
啊！格致。这不是我初中的母校吗？好奇心驱使我继续发问：
——“是68届吗？”我知道，在我们这一千多人中，68届居多。
——“66届。”
——“初中？”
——“高中”。
啊！原来是格致66届高中生。我不禁重新打量了一下对方：中等的身材，严肃的脸，穿着朴素的四兜服，谈吐雅致，满脸文气，一看就知道是个深藏不露的人。我有点肃然起敬了：
——“你姓……”
——“宫-惠-良。”他一字一句清晰地回答，既没有厌倦的表示，也不主动问一句话。以后我才知道，这原是他的性格。
初次相识就是这么几句话，但从此后我们算是认识了，吃饭、见面都打个招呼。
到了勐遮，我们就宿在公社的会议室里。我、竺伟亮、曹建华、卞林康睡在乒乓桌上，而宫、韩2人就蜷缩在2个课桌上。
开始要分队了。命令传下来，说是可以自由组合。由于路途上的熟悉和了解，我们邀请宫惠良、韩森田参加我们的4人集体，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宫、韩既然加入我们的同盟，韩玲炳自然也不会去别处。她是培光65届、向明68届高中生，她的姐姐和宫的姐姐原是同事。韩玲炳一路上结交了不少女友：胡伟萍、倪雯雯、鲍瑶雯、郑三美，这些68届的小妹妹没有自己的主张，当然随大姐了。王惠芹是韩的邻居，自然参加组合。有趣的是，曹建华和鲍瑶雯、郑三美竟是同一条弄堂，虽然在上海彼此并不熟悉，但是临上火车，建华他大哥却抱拳相托过，要大家多加照应。就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把我们13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记得志愿参加我们集体户的本来还有2人，一个叫孙启堂，一个叫詹庭隶，是表兄弟。但公社限制每户不超过12人，我们只得婉拒了他们。二人几天内无处安身，不得不栖息于公社，后来听说在曼养龙找到了归宿。
定 居
马车拉着我们奔驰在2米宽的土路上。我们的心是多么激动啊！我们已经踏进社会了，我们将在这异乡僻壤开始我们新的生活，谱写我们新的历史。
在寨子前迎接我们的，是傣族老乡的无数张热情的笑脸和几百双惊诧的目光。对于方言和傣语，我们几乎一窍不通。大家都觉得似乎来到了异国他乡，因而也更加产生了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曼纳高社房的竹楼上我们共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大家倚着火塘相对而坐。不会烧火，浓烟把我们的双眼熏的通红。但是我们必须吃饭，吃饭就必须自己动手。在这方面女的毕竟能干些，她们在黑漆的锅里烧出了香喷喷的大米饭。菜呢？菜在哪里？于是翻箱搜包，拿出了花生酱、芝麻酱和罐头，把老傣看得目瞪口呆。
第一顿饭就这样解决了，第一夜的睡觉却成问题。没有被子，没有床，甚至没有房间。好在各人都有随身带的毯子，事到如今，也不得不将就一些。我们就在社房的长板凳上，铺开毯子和衣睡了几个晚上。我和宫惠良“搭伙睡”一条长凳，整夜都没有翻身的机会。桌子让给了几个小妹妹。虽然如此，对她们来说，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度过这样的夜吧！半年以后，当我们自制了木床、椅凳、写字台以后，再回顾当时的情景，无不捧腹大笑。大笑之后，每人都发出深深的感叹。
其实又岂止生活上的困难呢？曼纳高位于勐遮坝子的东北，挨着西定区，紧靠大黑山，是个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十分冗杂，寨子外逃人员也相当多。说句夸张的话，刚来那段时间，就是晚上睡觉我们也不敢把2个眼睛都闭上。女生更不用说了。我们住在楼下，常常可以听到她们半夜突然惊叫起来。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月，最后，由胡惠萍出面来跟我们商量，要我们男生搬上去住，她们宁愿挤一点，隔出大半的房间。男生本不想搬，但经不起她们的一再请求，结果6个人还是搬了上去，在“螺蛳壳”里做起“道场”来。
第一任户长
第一任户长是胡伟萍。她整天蹦蹦跳跳，快活得象只小鸟。她虽然不会发号施令、指挥别人，但她善于接触人，不忸怩，和男生也谈得来。记得有一次，大家都睡了，她却在厨房里和我们谈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很快了解了她。这个68届的小妹妹从小失去了母亲，她很爱她的父亲，但不爱继母，也恨父亲为什么要再娶。她的姑母是个党员，也是她的抚养人。她喜欢唱歌——不管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不但自己唱，她和王惠芹两个还常教傣族儿童唱歌，把那些小娃娃收拾得干干净净，编起小辩子，排起队来跳舞，所以很受老傣的欢迎。很可惜，胡伟萍和我们只共同生活了9个月，以后就到勐海宣传队去了，后来又被调到0301部队当“娃娃头”，每次回队来，总看见她又蹦又跳，走路都象在跳舞。我看过她在勐海舞台上扮演京剧《红灯记》中的铁梅，那成熟的唱腔、逼真的感情，留给观众深刻的印象。王副团长象女儿一样喜欢她，而她也管王副团长叫王伯伯。在胡伟萍当户长的时间里，我们男女同学吃也在一起，住也在一起，劳动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这个阶段是我们开始接触、逐步了解的阶段。
第二任户长
第二任户长是宫惠良。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常言道：“胸中有志休言志，腹内怀才莫论才”。在句话也许是他的写照。宫惠良的兴趣爱好是广泛的，技术专长也很多。他喜欢数、理、化，会捣鼓半导体收音机，经常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还会篆刻，能修钟表，会点木工，偶尔也写二句歪诗，是我们的好老大。遗憾的是第一个春节过后，他就到曼行水库长期驻守了，后来在曼行水库水利兵团团部工程组执掌大印。因为表现出色，上调时竟被县里留下。
漫长的第二年
接替宫惠良的是我。我本无能，只是痴长几岁，因此“理所当然”地袭了这个职务。在那段时间，人员大减。胡去勐海宣传队了，曹、森、严、倪相继回沪，郑三美半年以后就挑着全部家当打道回“沪”了，这样，就剩下了我、林康、竺伟亮、韩玲炳、鲍瑶雯、王惠芹6人了。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一起谈天说地，一起砍柴、种菜，一起重整家园，彼此相处非常和睦。那时男生已搬到曼窝住，相距有一里路。一个星期在男生处开伙，一个星期到女生处吃饭。我们上工地，她们会骑了单车来看我们；我们回队来，她们会主动帮我们洗被子、蚊帐。后来王惠芹得了肝炎，大家也不辞劳累地一次又一次送她去勐遮看病。这一切，大家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大姐韩玲炳，这上图依次为卞林康、韩玲炳、卞林富、竺伟亮、王惠芹、鲍瑶雯、宫惠良 也是一个能干的人。学业上并不了解，然而她的女工及缝纫技术，却是远近寨子闻名。在她的带领下，“女人们”（老傣语）办起了缝纫组——将没收地富的3台缝纫机搬来，专门为贫下中农缝衣，收费交生产队，由生产队记工分。缝纫组的名气越来越大，以至山上那些老乡也不辞劳苦，甘愿等上一个月，来这里做衣服。我们自然借光不少。缝纫组停办后，我们照样受益。韩还会织补尼龙袜和丝袜，袜子坏了，照例是去找她解决，而她也是有求必应。
还要说说王惠芹。王惠芹是67届初中生，在我们队里她要算是最大胆最泼辣的一个了。在火车上，她是唯一敢于爬上行李架去睡觉的女生。她还敢于拉韩、鲍到生产队那个淹死过人的水库去游泳。她曾经多次参加公社、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后来到了曼吕，受到藤智力热烈的追求。她在分配中毅然放弃去6679的机会，和藤去了十四冶。这件事轰动勐遮，一时传为美谈。
第二年，我们的集体户就再也没有人齐的时候：参加宣传队、回沪探亲、工作调动、以及临时开会，搞政治边防、上工地，有时家中只剩下1-2个人。
第二年，多么漫长的一年！
飞鸟各投林
1971年9月起，招工开始了。严梅英是第一个离开集体户的，去了6679油库，我和林康、竺伟亮、韩森田来到三矿。以后才知道，宫惠良分在勐海商业局，曹建华派在思茅疟防所，大姐韩玲炳去了江城，胡伟萍在勐海0301部队教书——天赐良缘，后来找到了老宫。而她的妹妹胡伟韵幸福地进了思茅卫校学习，后来和曹建华结为连理……。
2年9个月的插队生活结束了。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时光的流逝，宛如湍急的溪涧，一瞬间，竟把它远远抛在后头。然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得到的锻炼，我们结成的友谊乃至萌发的爱情，却是这样深深地、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生活吧！
让我虔诚地祝我的插兄插妹们鹏程万里！
1972年2月记于云南狮子山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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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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