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梦》第十八章 大返城(下)（邓贤）
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
第十八章 大返城（下）
在知青大返城的命运沉浮中，感情最微妙处境也最尴尬的当数那些农场中的知青贵族，也就是曾经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知青干部和扎根派们。
毋讳言，知青干部曾经是一批风云人物，是上山下乡的弄潮儿，同时也是支撑边疆农场建设和稳定人心的骨干力量和精神旗帜。他们用勇敢的姿态迎接命运的挑战，积极介入社会的生存竞争，在扭曲自己的同时也扭曲别人：或忍辱负重，流血流汗；或投机钻营，见风使舵；或卖身投靠，大起大落；或逆水行舟，大彻大悟。总之他们对于人生的体验与感受，或者说他们内心世界的成熟和复杂程度，早已超越了同龄的普通知青。
公正地说，这是一批时代造就的佼佼者，一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野心勃勃的于连。他们大多出身平民或者寒门家庭，生活没有为他们提供优越条件和种种可供选择的机会：没有机会开后门当兵，没法留城，读大学，更不用说出国任职留学深造。因此他们只好依靠自身努力，到广阔天地的大风大浪中去搏击一番，去迎击各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和考验，从而抓住机会脱颖而出，被推上连队、分场、农场乃至更高层次的政治舞台。
上海知青朱克家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么?
无论命运怎样沉浮跌宕，也无论历史怎样评说功过是非，有一个基本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时势造就了他们，就好像改革开放的时势造就了一大批带有泥土气味的农民企业家一样。
但是仅仅十年之后，历史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临选择，面临新的机遇和命运的挑战。
知青大返城对于绝大多数知青是一个了不起的命运转折，他们可以从农工、牧工、林工、胶工转变为车工、钳工、售票员或者其他各种城市职业。对知青干部来说，这种转折就意味着失去；失去那些书记、场长、人大代表、党委委员以及其他各种职务与头衔，失去十年奋斗来之不易的地位、荣誉和一切既得利益，好比那些暴发户一夜之间一贫如洗，他们只好与别人一道站在回城的起跑线上从零开始。
这样的命运也许不大公平?抑或更公平?
谁也说不清。
“你别记下我的名字，”她警告说。“随便用个什么符号吧一这样更坦白些。”
A女士曾经是个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她出席过北京和省里的各种知青先代会，受到过周总理接见。她的事迹上过报纸、电台，讲用材料被作家写成书，又印刷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她是建设兵团当时远近闻名的三大“知青标兵”之一。
“都说往事不堪回首，干吗不回首?不就因为失落感太重吗?或者说总沉溺在往日的辉煌中不能自拔。其实人生原本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你领过先，但是后来你累了，跑不动了，别人赶上来，于是你就失落了。不奇怪，庄家轮流坐，风骚各自领嘛。天底下哪有不败的颜色、不老的美人?
“那时候我背着出身不好的黑锅，爷爷是金融巨头，父亲有历史问题。支边时一连写了三次血书才被批准。当时我们全家都被下放改造，我独自到边疆闯天下，因此除了加倍积极向组织靠拢外，别无选择。这就是说，别人只消付出一点努力即可得到的东西，我却要付出几倍的代价才能获得。
“比如入团吧，到连队头一年，许多人都入了团，唯独我要接受考验。所谓考验，就是要比别人多干活儿，出工在前，收工在后，并且三天两头要写决心书，表示自己同家庭划清界限。半年后考验通过，为此我幸福得大哭了一场。
“第二年支部讨论我的入党申请，考验一年。这期间，我忍受着超乎常人的精神压力，疯狂地投入工作和劳动。哪里活儿最脏最累我上哪儿去，哪里最危险我冲在最前面。
举个小例子：‘大战红五月’上山开荒，当时我正患痢疾，每天拉十几次，便里全是血，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态度和革命精神，小车不倒只管推’，我还是上山硬撑，直到人事不省被人抬下山来。指导员感动得热泪盈眶，从此我得了‘铁姑娘’的美称。谁都知道五连有个‘拖不垮，压不弯，革命意志坚如山’的亡命之徒老A……”
A女士笑起来，笑声里有一种埋藏得很深的苦涩。
“其实谁不怕死，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要不是身体好、年轻、抵抗力强，恐怕早就上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我现在的一身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久入党就通过了，并且被团里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参加了巡回讲用。我想我的才能决不在干活儿而在表达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讲用可谓声情并茂，一枝独秀，这是因为我对生活的认识和内心体验达到了从未有过的丰富程度。我想我对生活的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正是那些红五类出身的幸运儿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在我内心的隐秘世界里，恐怕那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全都来源于一个强烈愿望，或者说动机，就是通过奋斗改变家庭带给自己的污点，改变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九七三年，我被师团党委推荐到某大学深造，不料临近录取又被取消资格，原因是更高一级党委专门研究了我的家庭出身，认为像我这样的后代不宜占领上层建筑，因而改成录取了另一个表现平平的干部子女。我痛不欲生之后大彻大悟：看来出身不能改变，道路也不能自己选择，那个打在我脑门上的阶级烙印注定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绝望中熬过半年，适逢北京召开一个知青座谈会，我作为云南兵团“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前往出席。这次会上，周总理抱病接见与会代表，我们全都为此激动万分。会议结束时，由会议主持者提议，要向全国知青倡议‘扎根’。我内心反复掂量，一表态就断了退路，永远不能回城上大学，可是在那一种狂热气氛里，你能独立于外不表态吗?那样多的领导和知青代表看着你，你能表现出自己思想落后吗?既来之，则安之，置之死地而后生。到了北京，我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因此我几乎是怀着一种上刑场般的悲壮情绪在《扎根倡议书》上签了名。
“其实敢下赌注并不一定全输，你看那些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哪一个天天不是坐在办公室或者高级轿车里发号施令?
“我莫非一辈子只配挖泥巴?
“我的这种情绪或心理实在是源于对当时阶级歧视的绝望。时势造英雄，也造狗熊嘛。北京归来，我向组织上正式表态，扎根边疆三百年。——你别笑，当时真是这样豪迈，气壮山河，意思是连儿孙十代人的态都一齐表了。从此之后，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执意走极端。我为此也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比如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尽管我对这些理论本能地持有怀疑，似懂非懂，但是我亳不犹豫，把自己每月三十八元干部工资减掉十元，与连队农工知青持平。我是连队指导员，但是我坚持三百六十五天全勤，坚持与大家一起劳动，例假也不休息。每逢年节，我都是在厨房和猪圈里度过的。我牺牲了三次探亲假，兵团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
“在知青中还是不乏有真诚信念的人。我的一位同学刘金，北大毕业，志愿要求回农场扎根，他说是在报上读了我的事迹受了鼓舞作出的决定。
还有一位同学，已经开后门回了城，却又与传统观念决裂，毅然拿着户口簿回到农场。他们也许比我更真诚，但是我们共同的悲剧也许就在于真诚。
“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完美无瑕令人信服的榜样，一个走在知青队伍前列的排头兵带头羊。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活得有多么累。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与别人走同样的路，而这一切皆由于我别无选择。我盼望解脱却不能，社会这样塑造了你，你就得这么走下去，后退没有出路，后退意味着前功尽弃……
“突如其来的大返城彻底摧毁了知青社会的一切差别和等级，每个人重新变成了知青，变成返城队伍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难民。没有人仰视你，也没有人对你过去的业绩发生兴趣，人人都被返城大潮挟裹。一夜之间，扎根派便瓦解了，不堪一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是多么可悲，什么扎根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啦，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从内心讲，我何尝不想回城，不想与亲人团聚，何尝不想干一种自已乐意从事的工作，因为无法实现才反其道而行之。平心而论，我们中许多人不乏献身的真诚，不乏捐躯的愿望和决心，但是我们正因为相信宣传才加倍扭曲自己，把自己变成祭坛上的领头羊……我是最后一个回城的。等大家走完之后，一个人悄悄办的手续。
“十年功过，一朝灰飞烟灭，犹如天上云、地上烟，让人感叹不尽。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上帝不会让我们每个人重新活一次，聪明人只会在愚蠢之后才变得聪明起来。
“你看看我，能想象出这是一个当年裤腿挽得高高的铁姑娘么?……”
A女士说话时声调一直保持着轻松。她现在当然不是挽着裤腿而是穿着一身华贵的高档时装，头上绾着高高的发髻，精心保养的脸上焕发着岁月残存的风韵和珍珠霜的光彩。我注意到她手指上戴着两只价值昂贵的钻戒，那是她在国外拥有的一大笔遗产和生活优裕的象征。
出门的时候，她送我一张照片留作纪念。那是个扶着木犁的裤腿挽得高高的女知青，身后是一片阳光斑驳的水田。女知青脸上露出一丝慌乱和迷茫的微笑，仿佛在向世界探询，哪条未来的人生之路该属于她呢?
我将照片郑重地夹在笔记本里。
敬敏，男，上海普陀区某制鞋厂工人。
“阿拉是六六届初中生，一九六九年四月到云南支边。先在连队种水稻，后来改种橡胶。阿拉这人能力不强，父母都是城市贫民，仗着身体好，干活儿卖力气，从不偷奸耍滑，因此不知怎么被上级看中了，入党提干，当了副连长。后来兵团改组，又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兼党委副书记。
“那时农场配备的知青干部，大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因为原先的农场干部资格都很老，派系很深，文化大革命又有划线站队等问题，所以处处明争暗斗，派仗打得火热。知青干部一般比较中立，权力欲不强。也有不知怎么被卷进去的，都倒了大霉，没完没了地批。像三师副师长董玉华，瑞丽农场副场长陈延军，还有一些都是受害者。阿拉这人没有锋芒，别人都说瘟，阿拉也就乐得装糊涂，从不自作主张，遇事绕道走。
这样的青年干部上级反倒赏识，说阿拉谦虚，谨慎，一辈子虚心接受再教育，等等。
“久而久之，习惯了副场长的角色：批报告，批条子，被别人请示，几句话决定一个工人或者知青的命运；开会坐主席台，作报告，做总结，出门坐吉普车，与上级领导周旋，迎来送往，等等。
“当一个人品尝了权力的万种滋味之后，就不知不觉对权力有了依恋，好像吸烟上瘾一样，然后就不得不去谙熟种种权力之道，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权力其实是个最腐蚀人的东西，侬明明掌握人家的命运，希望人家顶礼膜拜，却偏偏要标榜自己是个公仆，是勤务员，这不是虚伪是什么?
“中国的事，说的都是瞎扯淡，什么时候不说了，不标榜了，那就是真正做到了。
“知青大返城开始，阿拉才恍如从云端掉下来，意识到自己也是知青。知青罢工时，知青干部大多采取中立态度，也有参与做工作和站在对立面的，但是这些人最终都摘取了别人的胜利果实。
“州委来了领导，专门同农场知青干部一个个谈话，希望大家经受住考验留下来。阿拉当时向州委表了态，坚决扎根边疆不动摇。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阿拉就后悔了，看着同来的知青们一个个从农场消失，便仿佛自己的根也被拔走了一样，心里空得慌。上海毕竟是家乡，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自己的父母亲人。阿拉不是不愿意把边疆当做第二故乡，如果知青都在这里扎根，阿拉的地位和优越感也许还能使自己内心保持平衡，可是一旦知青全部都返城，阿拉这个副场长的优越感还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侬有一天到上海去，人家还不是照样拿白眼给侬瞧，轻蔑地冲侬道一句‘乡下佬’！
“阿拉未婚妻也是上海知青，她向阿拉摊牌，要么一道回城，要么马上就吹。其实凭阿拉地位，在农场找个当地姑娘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阿拉不愿那样做。阿拉农场大多数上海知青都要找上海老乡谈对象，这里面既有上海人的优越感，更有上海人的特殊性。侬想想，远在异域他乡，连几句上海话也没法找人讲讲，心里该是什么滋味?
“迫于多重压力，阿拉终于决定放弃这里的一切，于次年春节前办妥手续重返上海。在农场阿拉是县团级干部，可是回上海阿拉的身份是个普通知青，也就是说，阿拉那些优势丧失殆尽。没有人管侬曾经是什么角色，别人把知青一律当成农村回来的残兵败将，好比那些廉价的过时商品一样，除非侬有过硬的本事或者后门，否则别想有好工作给侬做。
“在新一轮生存竞争中，阿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阿拉当了三年待业青年，说来可怜，三十岁的人，还在家里待业，吃父母的白食。那几年，真像熬了一辈子。后来父亲提前退休，阿拉进了这家街道鞋厂顶替，从学徒工做起，到现在才是一个二级工。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有时心里懊悔得慌，干吗要回城?回城有什么好处?可是要叫阿拉重返边疆，阿拉又已经习惯了城市。唉，生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
敬敏有一个朴素的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他每天下班后去里弄口摆小摊修鞋，挣五元十元零花钱补贴家用，迄今已有好几年了。
农场的知青干部们大多经历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多有过与敬敏相似的返城经历。如果说“实现自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思想主题，那么敬敏们的痛苦正好来源于价值失落与回归自我之间的利益冲突。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潮挟裹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这股滚滚东去的历史潮流。
返城当年，云南农垦一千五百余名分场以上知青干部，返城率即高达百分之九十，走在最后的是两名意志坚强的知青干部：北京女知青、思茅区副局长辛温，成都知青、临沧垦区副局长唐朝明，他们分别于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边疆红土地，心情复杂地返回各自遥远的家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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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安民告示：
敬爱的农场广大职工家属同志们，敬爱的大伯、大妈、大叔、大嫂及小弟弟小妹妹们：
我们就要走了，要离开这片边疆的红土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我们在农场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与你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我们不会忘记，是你们手把手教会我们怎样劳动，怎样生活，也是你们教会我们怎样战胜困难，顽强地、不屈不挠地生存下去。感谢你们，我们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的朋友和亲人。知青的心永远与你们在一起跳动。
前些日子，我们为了争取知青应有的权利，曾有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行，也许侵犯过一些职工的利益，伤害过一些朋友的感情，我们在这里向你们道歉，并祈求原谅。为此，我们将本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派出小组对罢工期间损坏的一切公物私物进行清查赔偿，希望同志们予以配合。
另外，全体返城知青一致通过动议，将原先捐募和筹集的罢工经费，全部留下给农场，支援农场发展教育和橡胶生产。
这笔经费数目不大，却是我们农场全体知青的一片心意。
我们会永远想念你们的。
此致
最后的敬礼！
勐岗农场全体知青
一九七九年二月
欲走未走，先动了真情；走了却要寻觅，魂牵梦绕，肝肠寸断。哦，这就是知青，这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知青情结呵！
勐腊农场九分场十五连，就是中央调查团途经勐腊，鲁田剧部长曾经批评过的那个砍橡胶树的连队，知青临行前，自动上山将橡胶林全部精心护理一遍。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但是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了却自己内心那笔感情债。因为这些橡胶树毕竟是他们十年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是他们永远留在红土地上的青春岁月的见证！
是夜，全体知青在橡胶林通宵守护，燃烟防霜，驱赶牲口，就像将要远行的母亲守护着一群熟睡婴儿。黎明，当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许多知青抱头痛哭，与橡胶林挥泪作别。直到汽车开出很远，人们还是忍不住频频回首，泪眼朦胧。
哦，我那片遥远的红土地，我梦中的橡胶林呵。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一条惊天动地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为了还击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频频挑衅，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开始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
作战区域包括广西(东线)、云南(西线)与越南交界的全部边疆地区。云南河口、金平、坎洒、蚂蟥堡、天保、八布等农场为我西线大军的主要出击阵地，农场还担负为前线大军提供民工向导和后勤支援的重要任务。
战争初起，地方政府一时难以组织足够的民工和支前队伍，而农场的前身均为“屯垦戍边”的建设兵团，有现成的组织和建制，“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并备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因此理所当然成为参战和支前的主力民工队伍。
生产为战争让路，生活为战争服务，一切为了支前，一切为了战争。在战争爆发前仅仅数小时，河口农场接到命令，立即选拔两个武装民兵连，跟随穿插部队行动。同时组织十个支前民工连待命。
原本被罢工闹得人心惶惶的农场在战争状态下立即恢复了正常运转。知青参战要求之主动，积极性之高，令农场及上级领导很是纳闷了一阵子。不到半天，一支以知青为主的精悍队伍开赴前线，随军出击。至三月中旬，参战知青数百人，无一人临阵脱逃。其中阵亡三人，负伤十余人，立大功一人，二等功十余人，受奖者不计其数。
当参战的知青队伍浩浩荡荡凯旋而归时，一位农场领导在庆功会上感情激动，真诚希望知青留下来继续建设和保卫边疆，但是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坚定而简短的回答——
“不！”
7
大潮很快退去，农场留下一片触目的空旷与荒凉。
学校停课，教室关门，医院门可罗雀。在连队，到处人去屋空，乌鸦与长虫乔迁新居。在机耕队，生锈的拖拉机整整齐齐趴在窝里，昔日粗声大嗓的驭手全都星散，一去不复返。
春耕之际，一望无边的大田无人耕种。成千上万顷开割的橡胶林里杂草丛生，有的农场竞然只剩下几百个老弱病残的原农场老职工和家属。怪不得一位上级领导视察了曾以“天下第一团”自豪的勐腊农场(一师六团)后，心情沉重，夜不能寐，终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
“我们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应该留住他们?……”
据统计，知青返城给农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当年云南农垦系统亏损达一千八百七十二万元。更重大的损失不仅仅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而在于支撑农场大厦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队伍的失去：教师、会计、出纳、医生、药剂师、护士、兽医、农技员、工技员、技师、驾驶员、农机手、电工、车工、钳工、割胶工……这个损失是无法用经济数字来计算价值的。
面对知青大潮的倏然远去和农场岌岌可危的前景，留下来的人们心情极为复杂。橄榄坝农场一位连队干部天天亲自赶着一群牛上山去放牧。他惆怅地说：“走就走吧，他们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跟咱们不一样。”
一位机关干部反驳：“什么不一样?政策对他们够优待了，两年一次探亲假，可是他们还不知足……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今后我们培养人才，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永久牌’，决不培养‘飞鸽牌’。”
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支边的老教师无限感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可是都往高处走了，这低处该怎么办呢?……“
一位大娘泪光闪烁，动情地说：“唉，这些年也苦了这些孩子，谁人没有父母，让他们来吃这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呀。”
当地青年则愤愤不平地质问道：“难道边疆人就该一辈子在边疆?城里人就该一辈子在城里?……这不公平！”
但是无论人们怎样愤愤不平，对历史对现实发出怎样的诘难，感情上怎样难分难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农场的建设事业最终要靠农场人自己来完成。
经济规律在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岁末，云南农垦战线传出特大喜讯：全垦区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首次丢掉长期亏损帽子，实现扭亏为盈的伟大战略转变。
历史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胜利结局。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蓬勃运动便在当年，即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七月七日，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讲话，宣布本年度全国各省市将安置上山下乡和支边知识青年七百六十万人就业。
这个数字相当于“文革”十年就业人数的总和。
同年六月，国家计委按原计划应动员八十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但是到八月底，各地仅动员二十四万人下乡，并且三个月后下乡知青即陆续招工回城。
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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