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那年那月那些人（石头）
那年那月那些人
作者: 石头
【1976年7月于xxx大队（村）二队队部】
序
随着城市的规划改建，我三十多年前下乡的村庄已开始大面积拆迁，当年那些人那些事也将随着村庄的消失湮没在一片高楼大厦里。那村庄曾是留下我们青春足迹的地方，是承载我们青春的一片土地，虽然三十年来村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对它的永远消失还是觉得有些不舍。工作之余，我将零星记忆梳理成文，既无主题，也无中心，只想把当年的那些人和事记下来，让人们记得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村子，那个年月曾经生活过那样的人们。
站在xxx村北街看修建中的火车站（2012年回保定时拍摄）
一、老吴
三队有一个姓吴的大小伙子二十六七岁还是个光棍汉，他爱凑热闹，嗓门又高，人们送他个外号“老吴驴”。老吴驴长得结结实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如果不是一只眼永远闭着，也应该算是个帅哥了。
老吴比知青们年龄大不几岁，很快和知青们混在一起称兄道弟，山南海北侃大山。歇盼时爱抽烟的社员大多是自己卷旱烟，而老吴却总爱叼个烟斗。某天老吴侧着脸对我说：“看哥们像不像斯大林？” 经他点拨，乍看过去，老吴那一只手端着烟斗，浓密的胡子，棱角分明的眉眼的剪影还真有几分形似斯大林。
老吴的眼睛是小时候和邻居家女儿一起玩耍时被那女孩不小心用木棍捅瞎的。听说当时两家有个协议，邻居家女儿长大后要嫁给老吴当媳妇。二十年后，吴家儿成了小伙子，邻家女成了大姑娘，感情的事哪能家长包办，更何况邻居家女如何肯嫁一个既无财又破了相的老吴！吴家儿子苦等媳妇，邻居家女儿另嫁他人，把个独眼斯大林剩成了大龄光棍汉。
老吴老娘只此一儿，提起儿子婚事没少掉眼泪，介绍几个都因老吴眼睛缺陷没了下文。尽管有所缺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劳动之余，老吴也将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索, 期待招来金凤凰。可直到1978年我离开农村，老吴还是孑然一身。
站在XXX村南街看修建中的火车站（2012年）
二、李副队长
三队副队长姓李，当年三十多岁。消瘦的脸上鼓着一双大眼睛，不论大小事总是风风火火，给人的感觉他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 。开会讲话、学习讨论发言常常词不达意，但高声大气从不怯场。我们村当时是市里树的一个点，村里领导经常带些细菜去看望市里的领导。
三队的菜地紧挨着铁路电气化学校（学校占用的就是我们队的土地，当时每亩地约卖460元），一天一个学生到菜地里偷偷摘了西红柿黄瓜之类的蔬菜，不幸被看青的社员看到了，可能动了拳头，那个学生还算机灵：“我要找你们队长！”李队长急匆匆赶过去照着那学生就是一掌：“我就是队长！姓李！”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那个学生立时闭了嘴。
李队长的老婆胖胖的，在三队和另一个社员每天赶着一匹老骡子拉的粪车到市里公共厕所掏大粪为队长积肥。她的脾气和李队长正好相反，不爱言语，从来没有看到她生气的样子。老李在队上是个领导，回家也放不下队长的架子，经常拿老婆出气，久而久之，树立了李队长在家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听说男的不能单独去李队长家里，否则李队长就会吃醋，我们感到好笑但没人敢去他家以身试法。
李队长爱队如家，从没见他沾过生产队什么便宜，他的老婆一直干着又脏又累掏大粪的活计。李队长除了脾气差点，是个直肠子的好人。
面目全非的村庄（2012年）
、
三、张大伯
张大伯是村里的贫协委员，社员们背地里都叫他“老硬眼”，后来知道那是爱抬杠、犟的意思。队里一般没人敢和他争论问题，只要一开口，他不把对方战胜那是‘绝不收兵’。
当年政治学习很多，每逢“两报一刊”发表重要社论，队里必然组织学习讨论。别看张大伯没文化，但绝对称得上是贫下中农理论家，发言滔滔不绝，革命词汇一个接一个，政治水平常让我们自叹不如。最经典一句是：“站在xxx，放眼全世界！”意思是我们种菜也要胸怀世界革命。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先进贫下中农的化身。
1976年大队响应学大寨的号召，决定规划平整土地。张大伯家正好在新规划的六十亩方田之内，他家三间北房还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张大伯怎舍得离开自己住了几十年又刚翻盖没几年的家。无论怎么做工作，他讨价还价找各种理由拒绝拆迁，成了那个时代村里规划的钉子户，他家在六十亩方田南侧成了一个孤岛。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一贯积极的张大伯竟成了学大寨运动的落后人物。
面目全非的村庄（2012年）
四、老柱子
下乡时间不长，很快发现三队有个人与众不同。那人大号赵满柱，但队上男女老少都叫他老柱子。他中等个子，又黑又胖，夏天经常光着脊背，穿着邋里邋遢，外表与其他老农无异。我们第一次参加小队讨论会，老柱子发言时用词得当，条理清楚，逻辑严谨，令人刮目相看。一打听，才知道老柱子是六六年高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革命运动断送了老柱子的前程，他只好回乡当了农民。
老柱子不党不派，各种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在村里就是个普通农民。他媳妇是从易县山里娶来的，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孩子小没人照看媳妇也没法出工，老柱子一个劳力要养活三个吃闲饭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两口子难免为柴米油盐叮叮当当。一天出工老柱子脸上一道道血迹未干，队长问：老柱子，又让媳妇打啦？老柱子笑笑：让“山鸡”挠的。他家养了两条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狗，老柱子理论是“个小吃得少，一样能看家。”那小狗呲牙咧嘴还挺厉害，专咬陌生人的脚后跟。
老柱子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人们在地里干活总爱挨着他，听着“评书”干活时间过得很快，记得他讲过一个媒婆撮合婚姻的笑话：“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大难总也找不到对象，媒婆给女方说，有个男的身强力壮，就是眼下没什么东西。女方想眼下没什么以后再慢慢置办，就同意了。媒婆又给男方说，有个女的白白净净，一眼就看上你了，男方自然没有意见。都怕夜长梦多，女方蒙着盖头和男的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次日起床一看，原来男的没有鼻子，女的只有一只眼睛。”又说某村财主家有一傻子，总也找不到媳妇，村里人捉弄他说：大傻，给你说个对象：呢子大衣两排扣，小皮鞋不怕沤，一个大辨在脑后，就是脸皮有点厚，吃好吃赖都长肉。你愿意吗？傻子听了感觉条件不错，很高兴，第二天，傻子穿戴一新找到介绍人要去见面，介绍人把他领到猪圈边指着老母猪说，你看它行吗？！”
老柱子自恃学问高深，善于总结“老柱子理论”。他把爱情概括为四句话：男不爱女，女不爱男，男女都爱，男女都不爱。还说战争加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还有些高论记不清了。在文革后期讲这些话也是要冒风险的，可细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当时运动多，老柱子对社会现实不满，经常发布些让人听着别扭却又抓不住把柄的奇谈怪论。他对知青插队并不欢迎，当时也只有他认识到，在土地资源一定的前提下，人多工分分值就要下降，收入就要减少，村里增加几十号人未必是好事。
待1977年恢复高考时，三十多岁早已结婚生子担负家庭重担的老柱子，已经没有了参加高考的念想，成了一名埋没在农村的高人。
面目全非的村庄（2012年）
五、李书记
那年月书记是村里的一把手，左右着一个大队的发展方向，绝对是一个小国之君。
我们村的书记叫李CQ，三十来岁，身体结实，口才很好，我们跟着社员也都叫他CQ。李书记是个理想主义者，当时有那么股子把社员们带到共产主义的劲头，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他除了开会，其他时间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曾听他说过：咱们村没有脱产干部，我都下地，谁还能不下地！他的老婆也是个普通社员，一样和别人下地干活挣工分。我们去过他家，他们一家四口住在父母建的宅院里，他的父母住正房，他住在最东头一间约二十平米的房子（直到三年后我离开那里，他仍然没要自己的宅基地），室内陈设和其他村民无异，没有特殊之处。
75年我们插队到村里后，他看到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扎根农村”的年轻人，满心欢喜。几乎把村里比较重要岗位都交给了知青（知青们曾担任小队长、电工、焊工、拖拉机手、大小队会计、试验场技术员等）。李书记一心想把大队建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记得让我画过大队十年发展规划图。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时，他带领人们填平一条大沟，平整出了六十亩方田，至今还有当年挑灯夜战的印象。六十亩方田里的喷灌技术还吸引来了报社记者。
77年恢复高考走了几个知青，78年7月又考走一批，到了78年底，知青根据当时政策可以回城，李书记从心里舍不得这批知青走，召集剩下的知青开了一个大会：“大队希望你们留在村里，如表态不走，马上分给三分房基地，大队出资帮着把房子盖起来！”可知青们心早散了，竟没有一个人迎合。伤了心的李书记叹口气说：“从今天起解散知青食堂，封闭知青楼，所有知青一律回家住，愿意来的记工分，不来出工大队也不再管你们！”第二天李书记派社员把知青楼一楼的窗户全部用砖砌上了，知青食堂的5个炊事员一直是大队出工分给知青们做饭，会后锅灶拆了人也撤了。
多年后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李书记筹集了四百多万元在村西路边建一座综合大楼。后因资金链断裂，已经完成土建工程的十多层的大楼成了烂尾楼。村民纷纷向“火车头”索要利息，那座倒霉的烂尾楼把他拖下了台。如果他懂得从银行融资，走走关系，迈过那道坎，谁又敢说他不能成为另一个显赫的“庄主”呢？
面目全非的村庄（2012年）
六、四类分子
四类分子是当年农村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简称，是被管制劳动的人。
我下乡分到小队后，发现干活最卖力气的是一个穿着破旧衣服五十多岁的老农，别人休息他仍然不停的干活，而且话语不多。我们都以为那人是个先进人物，后来队长说那是个四类分子，阶级敌人（听说那个人解放前当过保长）。迟来几天的知青BZQ不明就里，看到他那么忙，上去称呼：“大伯，你歇会，我来干。”那人苦笑着连连说不。社员都在大笑，BZQ感到莫名其妙。BZQ无意的举动，可能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偶尔把他当个人对待。
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亲不亲，阶级分。阶级是划分好人坏人的分界线。善良、仁慈等都是资产阶极“人性论”的东西，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四类分子生活在没有尊严、没有人权、没有朋友、没有希望的黑夜里。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要被划为四类分子，那就相当于判了无期。即便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学习材料形容他们也是“冬天的大葱，根枯叶烂心不死”，要时刻防止他们搞破坏，复辟万恶的旧社会。
四类分子是起得最早的人，第一项任务是扫大街，白天干最脏最累的活，谁都可以训斥他。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们进行批斗。几个四类分子站在全体社员面前，弯着腰低着头。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记得有一次大队开批斗会，社员代表发言完后带领大伙喊革命口号，突然他的儿子冲到前面，啪啪扇了他两个耳光，文化大革命讲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他的儿子是解放后出生的，哪里享受过地主富农的富贵生活，却继承了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出生就决定了他低人一等的身份。四类分子的后代即便划清了界限也不能入伍入党当干部，找对象也是十分困难。我们知青背后都对他儿子会场上的表现不以为然，不知回家后可怜的父子俩怎么度过那难堪的漫漫长夜。
四类子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承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没有人能体谅他们心中的苦楚，熬不过道道难关的自生自灭，生命顽强的苦苦挣扎。下乡三年中没有发现我们小队的四类分子搞过什么破坏，1978年3月离开农村后也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音信。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中央决定摘去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这个人群才回归到人民的行列。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当年我们队那个四类分子是否还在人世？他的儿子娶上媳妇了没有？
【 报社记者来我村采访拍摄的照片，曾登在河北日报上。左一是三队副队长TXY，左二：知青FQ，右一是大队副书记，右二：知青MLJ】
七、曾经的三位女书记
其一、文革前村里掌权的是一位女书记，文革刚开始就被村里的造反派夺了权，从此村里的领导岗位再也没了她的位置。我们下乡第二年（1976年）她的父亲病故，这位下台的女书记可能感觉自己见过些世面，在家里布置灵堂挂了一条横幅：“XXX永垂不朽”。前去吊丧的某社员感觉似有不妥便报告了大队，大队现任李书记闻说立刻到她家责令取下,搞得那家人的丧事办得很尴尬。
其二、据说文革开始时我们下乡的这个村子里带头造反的是位“花木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书记后，她自然取而代之成了村里的一把手。随后步步紧跟风云变幻的革命形势，进步很快。我们下乡到村里时，那女人早就成了人物----担任了公社书记……（以下略）
其三、下乡那天，在郊区礼堂欢迎知青大会上讲话的是一个年纪不大的女领导，那经过文革洗礼的口才让人不得不佩服。后来知道她是村里的副书记。也曾是村里的铁姑娘队长，她的照片曾上过人民画报。1976年，她作为文革期间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迈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面目全非的村庄/2012年拍摄
今天的xxx村已经融合在一片高楼大厦里
历史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谁又能挡住历史沧桑巨变的脚步？！
本文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