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生涯琐忆之换工经济（汪向明）

插队生涯琐忆之换工经济

作者：汪向明

语音：刚哥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发生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运动，涉及1600多万人，它就是影响千家万户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有人积极主动，有人消极被动；有人开始兴高采烈，继后又垂头丧气，有人初始无可奈何，其后却轰轰烈烈；自然也有自始至终有志创业或是无奈苦熬。兵团、农场和插队落户等上山下乡形式的不同，抵达地点离家远近和与原有生活境遇的差异大小，下乡时间的长短，每个人对生活状况、环境好坏的适应能力以及所遇到人际关系，往往决定了每一个上山下乡知青的生命轨迹。

   我从1969年3月下乡插队落户到1978年4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到学校报到为止，在赣东北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度过了连头带尾十年的苦难岁月。而今已过古稀之年，回忆起当年的农村经济，不免感叹万千，记下留与后人，不忘艰辛，珍惜当下。

之一：换工经济的基础

   农村的经济从全国来看，似乎总是落后于城市，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我国六亿人口的月收入仅1000元。而人均年收入也仅仅只有三万元。” 主要指的也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的现象。江西在全国虽不算最落后地区，但也肯定不属于发达地区，更何况是半个世纪之前。

   可以说，我插队的生产队当年是非常贫穷的，一年到头几乎是摸不着现金的，也就是说见不上钞票的。至今上街遇到买菜摆摊开店的，还常常从口音听出来自我们乡下的，有邻县黄金埠画桥的、有本县梓埠齐埠石镇的，从未碰上我们垱下的。这么多年过去，由此也可见我插队山村大多数村民的封闭程度。

   当年，生产队除了种稻谷（必须交的公粮即农业税）外，还会种一些如油菜、芋头、荸荠、绿豆、芝麻等作物，收获后按人头记账平均分配给各户，以户为单位年终一次结算分红。我在农村的那些年，我们生产队每年分红基本在0.50-0.60元/10工分之间，最高达到过0.68元，最低甚至0.48元，这是每10分工的代价。农民强劳力最高一天10分，打早工可另加2分，我从5.8分开始到后期达到9.5分，农民一天一般还要出早工，这样一天最高分值可以有12分。分红时，全生产队一般仅三分之一的家庭可以分到现金，其余的大多在扣除生产队所分的粮食、菜油和芋头、荸荠、绿豆、芝麻、黄豆等后能够分红的数字是负数，即倒欠生产队。我记得我当生产队会计的一年竟然全队分红金额仅21.83元，也就是说大约十来户人家来分这22元不到的人民币，还是一年到头的收入，可见那会儿那地方是多么的穷。

   我们那会儿农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穿衣大多是自家织的土布做成，吃菜是自家自留地种的，粮食是生产队按月记账分发的（一般农民一年360斤毛粮）。一般人家平时难得有荤腥上桌，小鱼是河里摸的，肉是杀年猪时腌着留下的，杀鸡一般是不舍得的，来了客人至多炒几个鸡蛋，烧的柴是上山砍的。我们那儿直到我离开还没有电，生活中大约仅有盐和点灯的煤油需要买，一个村（生产队）或相邻的几个村（生产队）会有一个小卖店，出售各种生活用品兼收购农副产品。通常农民都是用自家鸡生的蛋去小店购买生活用品，一个鸡蛋可以换半斤盐（颗粒大约如粉笔头一般），一个鸡蛋换来的煤油，农民家可以点半个月（仅在吃饭时在饭桌上点一点），从来没有点灯看书或是做功课一说，那样的奢侈在我插队的生产队是不可能出现的。

   彼时彼地，一切的经济生活几乎都是换工形式完成的，谁家要造房子，村里每户人家必须无偿提供三个义工，村里的木匠干木工活，泥瓦匠干泥瓦工活，其他的由主人家分配干杂活，主人家管饭有好菜招待。理发师一般半个月上门理发一次，一户人家有几个劳动力每年按劳动力多少每人给理发师1.5个劳动力（生产队扣除劳动力1.5天的工分，按劳动力人头的1.5倍给理发师记工分，工分基数按10分计），一般一个理发师大约需要为几个相邻的生产队服务。队里的手工业者如裁缝、油漆匠、篾匠、箍桶匠、木匠、石匠等报酬大体相同，上门服务一天年终结算由雇主家按天数乘上1.5划拨工分给大队手工业队，大队对师傅们按出工多少进行分配。因此，手工业师傅一般同样干一天活抵得普通农民干一天半，上门干活主家还管饭，所以他们是生产队里的高收入者及富裕户。

   由此，当时我插队小山村的农村青年向往美好生活和前程的，选择学手艺的相当多，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表现。

之二：我的以工易物

   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下乡之前在家时从来不会考虑这些琐事的，也由不得我来考虑，可下乡后，不管是集体户还是后来知青大多分灶吃饭，七件事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柴排第一位，谁也不能吃生米饭。

   我们在乡下时没有煤饼也没有煤气，没有沼气更没有电，除了柴，生米煮不成熟饭。这样砍柴就成了我犯难的大事，农活累还可以寻找各种借口不出工，饭可不能不吃啊！集体户男生无理由地应该成为砍柴的主力军，独自开灶柴也是必不可少。

   说实在的，在下乡的十年时间，除了第一二年，那以后，我就很少砍过柴。一是实在不能胜任，走七八里路上山砍，生产队规定树不能砍，只能砍枝丫。这树是不停地长，接近地面的枝丫是越砍越少，常常是要攀爬枝丫根去砍更高的枝丫；二是砍下来的枝丫没有能力把它们捆扎紧，扎好了挑起来走不了多远就散了，需要重新捆扎；三是把一捆柴从七八里外担回来也不是轻松的事。但饭总要吃，柴必须烧，如何解决是好？

   老乡不识字也不会写，生产队分东西不是按手印就是盖章，有自己的印章在老乡心目中是有身份的象征。然而刻一个石章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够搞定，砍一担柴对老乡也是举手之劳，半天功夫可砍我们两倍乃至三倍的柴，我们各取所需应该是不错的换工方案。

刻刀和印床我也是随身带了下乡的，是想可能会派上用处，备用的石章手边也带了几块。于是，我试探地放出消息，生产队有谁愿意换工刻印章的可以找我，没有想到呼应连连，老乡说没有印章石料，又没有钱买你的石章，是否可以多给你一捆柴作为交换。这样，我的换工广告很顺利地找到了下家。

   那年头，农民刻个章要花大半天时间赶到县城（距我们生产队25里路，来回50里）去刻，当天还不能提货，需要隔天或更长时间，那么一去一来要耽误一整天工，县城只供应木制印章，年头一多印章就被印泥塞住字迹模糊不清，多洗洗常常又烂掉了，石章只要不摔在石头上就更经久耐用，而乡下多是泥巴地面，一般摔不坏。县里刻，材料带加工费共需2角5分钱还没记路程误工，在我这里一担半柴就搞定了，最大的好处还是无需花钱。因此，找我刻章的人很多，我就根据我柴火的储备安排何时给人刻几个章，后来邻队的老乡也挑着柴找上门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笔十分合算的交易。

刻刀       

  刻刀套、印章和印泥

印床和印章

   自开始刻章换柴后，我回上海时就会去福州路的相关商店或南京路朵云轩买上一些便宜的小石章，记得最便宜的一次才5分钱一枚，我一下子就买了30多枚，买空了柜台上的库存。

   当年在乡下，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市场，而技艺有着维持生存的基本功能，它才是香饽饽。这大概也是老乡不愿意读书更愿意学一门技艺的原因，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追求，是符合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的。如果今天你与考研考博的学生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会相信吗？

   而我，恰恰也正是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靠刻章这门技艺解决了我把生米煮成熟饭的难题，同时，在乡下，我这个挑担难上一百五，扛不能举禾釜（一种口约一米八见方、底约一米四见方高五十公分打谷脱粒工具）上肩，插秧割稻比不上妇女，百无一是的我，也有一门技艺让老乡趋之若鹜地求上门来，着实让我在那凡事凭力气的农村，难得昂起一回头！有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时光！

之三：我的以物易工

   我下乡所在的生产队当年农民的口粮是每人全年360斤稻谷，国家照顾知青按480斤稻谷由生产队配发。农民也是挺不情愿的，这伙不会干活的人凭什么要比我们吃得多！按稻谷出米率70%计，农民一年才252斤米，每月仅21斤，知青每月40斤谷可出28斤米，比农民多出四分之一。在那个少见荤腥的岁月，农村的壮劳力不可能够吃，只有自己加些菜或红薯补充。

   直到1978年我离开农村时我们那依然没有通电，农民是通过水碓对稻谷进行脱壳的，一般100斤稻谷可以出米70斤出头一点。我不会用水碓，也不会筛米。每次从生产队分到稻谷后，我通常是直接交给比较要好的老乡，请他帮我用水碓把谷舂成米，起先还过一下磅秤，大约能有70%左右的出米率即可，后来我也懒得称，觉得这么不信任人家不太好。舂出来的米糠就充作舂米的劳力报酬送给老乡喂猪了，老乡非常高兴，忙说过年杀猪的时候我请你吃肉。后来，其他的老乡也跟我提出由他们替我舂米，大部分情况我都拒绝了，坚持让一户老乡帮我完成这项我不掌握的农家活。

浙江东台村史馆脚力舂米雕塑

   那位老乡为了一直保持让我请他舂米，就尽量做到高出米率，他把握好舂米的程度，多保留稻米的胚芽，舂出的米看上去有些糙，但营养成分更高，只是吃口要差许多。我很感谢他的好心。但由于平时我们又没有什么菜，糙米煮出的米饭就更难下咽了。

   这位老乡的米筛还有一小块破损，所以他交给我的米总是有一些稻谷，显得像没有完全舂好一样。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说我们这里舂米都是舂三轮，这样基本上谷壳都打成糠了，出米率也能保证在70斤以上，同时不破坏稻谷的胚芽，营养也比较好。就是米可能不太好吃，像糙米一样，如果你要求一粒稻谷也没有，那我就替你多舂一轮，这样舂出来的米要少一点，但烧出来的饭要好吃许多，没有菜也能吃两碗。

   “没有菜也能吃两碗”这话我听得进，我们知青自留地种不好，平时缺少的就是菜，这米做饭能够无须菜也吃得下去不是太好了吗！我就对他说，出米率少一点没有关系，你就帮我多舂一轮。这次120斤稻谷仅出了80斤不到的米，但米看上去很白很光滑，煮出来的饭吃口果然非常好，我称赞了那位老乡，他更是高兴，因为它得到的米糠也更多了。

   那时，就没有想到其实自留地也是可以流转的，交给某个老乡去打理，我们只要有菜吃就行了，遗憾的是当年缺乏这样的智商。

   我的换工经济都是出于最基本的生活所需，生米做成饭没有柴不行，稻谷不舂成米做不了饭，不得已才想出来的办法。其实，生活中有太多可以通过换工的形式使经济更加活泛起来的内容，只是当年“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的主导思想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大家只能在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下解决各自的温饱问题。

作者简历

汪向明   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届，1969年上山下乡插队江西万年垱下公社，直至1978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上饶一中、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责任编辑，主持学科复习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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