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后知青时代的晚年生活

转载自公众号： 兵团战友.（1~4）

后知青时代的晚年生活

余   杰

本文作者

余杰，1970年4月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上山下乡，1979年2月返回上海，进入上海第三机床厂当工人，后在宣传科工作，先后担任企业党委委员、党办主任、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厂长等职。2002年参加上海临港新城（现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担任港城集团行政总监、党办主任。2012年退休后，在浦东新区国资系统发挥余热，从事基层党建工作。自2007年起在网络上刊发有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文章约400万字。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

朋友告诉我，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别太相信。仅举一例：中国的文字非常奥秘，灾难可以说成是探索。

我们该相信什么呢？

记得十年前我记录了十几位朋友简短的口述，都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上山下乡后回城的一些经历。那时的讲述人都是刚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朋友，在“谢幕”之际的一些人和事。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些讲述才是真的，才是可信的。

如今，这代人都开始进入七十奔向八十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微信里给我留言——

“别折腾啦，都到了快见上帝的时候了。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辈子活得真不容易。你们这帮子人就是喜欢瞎搞，还研究什么知青历史啊，有用吗？谁还会听你们自说自话般的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喋喋不休啊。”

确实，在现如今的微信上还能够看见一些朋友在忙碌着。那些打着“中国”、“中华”、“长三角”之类旗号的组织依旧在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只是参加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喜好舞文弄墨的朋友还在想方设法出本书，据说是为了留下历史，但可惜的现在还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读书和研究呢？诸如此类的事情真的不少。

对此各种看法都有。有的认为是吃饱了撑的。也有朋友感到这些只是丰富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还有的发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研究？亲历者还有几个人对此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在当前讲“正能量”的大背景下……（此处省略）不可能！

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们“蠢蠢欲动”了，各种约会、聚会不断。都是一个信念，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多聚聚，多聊聊，都七老八十了，聚一次少一次了。

这是一代人的感慨啊。

每当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不少朋友对于生活酸甜苦辣的讲述。在这些感叹中有着许多生活中点点滴滴，这是生活的真实。

记录这些口述，也许才是记录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朋友，到了感叹人生的时候在私下的场合讲得那些事才是可信的东西。

就像十年前我写《后知青时代的故事》一样，需要有个声明：在此说的事，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用了一些代号。不少的知青朋友其实不希望我把他们“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事公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希望我能够为他（她）们说上几句话就很满足了。因此，请大家就不要“对号入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老林告诉我，到了退休后才开心了，因为退休工资要比在干活的时候还多。他说，那时就想着早点退休。

十多年前老林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他是69届的初中生，1970年上山下乡到了云南农场。大返城的时候是通过办理病退手续回上海的。老林家里与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孩子多，兄弟几个都是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下子家里都住不下了，父母只好在家里搭建起阁楼，让这些风尘仆仆从“广阔天地”回来的孩子们有个窝。不久街道里把老林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老林说，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哪个会嫁给我？

老林直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老林的对象也是在生产组里上班的，女方家里也是多子女的家庭，生活也较为困难。老林的对象比他小六岁，同病相怜啊，女孩子不嫌弃老林的条件，半年后两人结婚了。他们先是挤在老林的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亭子间，8个平方不错了。老林说当时已经很满足了。

老林的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以后一直靠药维持着。那些年我们只要一见面，老林就会叹气：“开销大啊，没办法，我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

每次说到这些，老林都会感谢大家：“我们知青朋友都很同情我，经常给我一些帮助，这份情一辈子忘不了啊。”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老林成了“下岗工人”。他四处找活干，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苦熬了十几年，老林的女儿中专毕业工作了，他稍微可以喘口气。令老林难过的是，女儿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拿来想给妈妈买点好吃的，结果就在那年老林的爱人去世了。从此后父女俩相依为命。

老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退休前他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一批保安全部辞退了。那时这1000元的工资对老林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可没办法。

老林感叹地说：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我们能找到一份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已经不错了。

老林的女儿出嫁了。对于老林来讲最大的幸福是女儿找了一个好女婿。女婿在陆家嘴写字楼里工作，收入蛮高的。女婿常常劝老林再找个老伴，好好过日子。老林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赶紧生个孩子，让我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女儿笑了笑回答老林，一言为定。老林说，快十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唉，也理解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啊。

我一直记着老林在他的生活最不如意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借酒消愁的独白

借酒消愁的阿九没有活到退休的那一刻，还差一个月就可以退休的他走了。

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在说，他是被酒精送上天的。阿九，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了，排行老九。名字上有个“九”，唉，难道这就与“酒”结缘了？

此时此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天上喝着小酒不停地讲述着自己的那些事——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得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79年回来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8、9毛钱。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文化没文化，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大家叫我“阿九”，我就是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我是离不开酒了。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起来可厉害了。

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从云南回来以后，这些年来什么活没干过？可我们这些人没用。就是有点力气，这又不是农场。那时种橡胶，我上山干活不比别人差。现在不行了，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后来我也干过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一个月就是千把元钱，上海的生活水平那里够开销啊。我喝的是最便宜的酒，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反正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后来，保安也做不成了，一病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们都劝我说少喝点酒，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借酒消愁啊。反正这一生不顺利。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得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你们会说，谁叫你回来以后不去好好读书的？你想想，我们回来以后，都快30岁的人了。生产组的收入这样低，要成家立业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在单位里每天要好好干活，就是想多赚点钱好养家糊口。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去读书，要么书读我吧。

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得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

他还在说着，像祥林嫂那样唠唠叨叨地说着。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还一起聚过。阿九说，等到退休后有个愿望，要带着老婆到各地去旅游。这辈子就是有点对不起她，让她守着一个酒鬼过着苦日子。

唉，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啊。

大返城的时候我哭了三天

小琴是在儿子在上海工作了才回来的，那时她已经50多岁了。大家伙儿为她高兴，真的不易啊。她说，你们不知道了。那年大返城的时候，我躲在家里哭了三天。

是啊，同一个屋檐下相处了十年的同伴们突然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去了，对于已经结婚的小琴而言如同晴天霹雳。她边哭边说，上当了，上当了。说好了都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怎么说变就变了。

好几次知青聚会的时候，我都听到小琴在反复一件事情。那年（1979年）春节，当连队里的知青们争先恐后逃离的时候，连队只剩下三个没有回家的上海知青。三位都是在农场找了当地人为对象结婚成家了。大年三十晚上，三位无法回城的上海知青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与其是过年，不如说是无奈地思念亲人的哭泣。还没有吃完饭，三个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说起这段往事，小琴说：“我是整整哭了一晚。就像1970年我们到云南的时候，太伤心了。怪谁呢，谁叫我嫁给了他。（老工人的儿子）我的命就该在云南了。那时你们还在，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你们一走，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一样。这么多年来，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总算熬过来了。”

如今小琴已经70岁了，她最自豪的是宝贝孙子。考进了一所重点中学，还多次在市区的各种作文比赛中获奖。每当说起孙子，小琴总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我都知道小琴一路走来的不易。50多岁回到上海的时候，靠着农场给的8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过日子，不易啊。兄弟姐妹都成家立业了，谁来接济小琴呢？那时小琴与儿子一起居住在租来的8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靠着帮人带孩子挣点钱熬过了几年。儿子争气啊，工作不久在单位里入了党当上了高管，每月有上万元的工资收入。小琴说，那会儿听到儿子的月工资要上万，我还以为他在吹牛呢。

在我的记忆中小琴有段非常感慨的话：“当时你们大返城以后，农场里一下子冷清了。学校没老师了，拖拉机没人开了，医院的医生不够了，这时大家都会说起知青在的时候的好处了。可你们都在的时候，那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呢？你们一走，知青就留下几个了，连队里的人都很怀念你们。大家对我很好的。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这是你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很苦的。我回来以后，好像是乡下人进城，什么也不懂。有时心里在想，我还是一个上海人吗？真的，我太希望大家经常聚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吃过苦。”

是啊，这份情谊难忘，那段岁月难忘。

自己闯出一条路

再次与阿海相聚的时候，我们是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后阿海说，老了，不开车了。我的车包租给一位朋友了，哈哈，我当起了小老板了。

我一直很佩服阿海，他是一位有自己主见的人。回城以后我们有过几次相聚，每次阿海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阿海告诉我，因为他在厂里工作上很勤奋，很快就当上了班组长。用一些年长的老工人的话讲，混了一辈子都轮不上一个小官当当，还是阿海有能力啊。阿海则说，农村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了，懂得了两个字，珍惜。不久，车间的支部书记动员阿海写入党报告。再后来阿海被批准入党了。大家都祝贺阿海是我们这些同一个学校一起上山下乡后回城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几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阿海告诉大家：我辞职不干了！原来阿海所在的车间老主任要退休了，支部书记建议厂部提任阿海接班当车间主任。结果场部不批准，说现在都讲文凭了，阿海那个69届初中文凭只能算小学毕业。阿海非常气愤，他说我们这些人哪来文凭啊。该读书的时候都上山下乡了，回到城里忙着成家立业，好好工作挣钱养活一家，哪来读书啊。不久，阿海所在工厂不行了，快倒闭了。怎么办？阿海告诉我们：“等死吧，我确实有点不甘心。我提出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工厂。”今后怎么办？阿海说，休息一下自谋生路。现在市场经济了，总会有办法的。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夕，我们有一次聚会。大家都很关心阿海这些年在干什么。见面后阿海似乎知道大家的关注，一开口就说开了：“这些年我开过摩托车载人挣钱，要养家糊口。后来我去考了驾照，开大客车。先是帮人家开车，慢慢地有了积蓄，现在自己买了一辆大客车跑起运输来。挂靠在旅行社，生意还不错的。当然，这说说是很简单的过程，谁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酸甜苦辣啊。”

那天阿海的这番话我至今还记得：“靠谁？只有靠自己。我们从农场回来时都快奔30的人了。结婚后生孩子，买房子，哪一样不要用钱。可国营企业在80年代勉强可以吃吃饭，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干，而是不知道怎么干！还是那句那句老话，靠自己！好在经过这些年的拼搏，自己的日子渐渐好起了。我每天出车挣钱，老婆在家管孩子，平平静静的生活。相比较我们一些知青朋友，我现在的日子还是可以了，就是不能生病，一生病就麻烦了。我是‘个体户’，自己为自己干，一天不干就没有收入。所以，身体是我的挣钱养家的本钱。”

如今，阿海退休了。他告诉我，现在日子好过了。儿子媳妇同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明年孙子要上中学了。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照看了，只要有空我和老伴就会到各地去走走。明年想到农场去看看，听说当年与我们一起生活过的老工人剩下的不多了。

陌生的上海

在《中国知青史》一书里我看见刘小萌教授有一段话：“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

那时，当我们目睹着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城里人结婚离开农村的时候，感叹自己是个男性的悲哀。我们不知何时能够以什么方式回城呢？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上山下乡的同学们基本都退休了。大家都想一起聚聚，聊聊昨天，感叹今天。在几位热心朋友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次大聚会。

那天，老林说，最难得的是小云特意从江苏赶来了。是啊，当年我们是看着小云一步一回头地向大家告别的。她远嫁千里之外的江苏一个小县城，是老家的亲戚介绍的对象。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不知道小云生活如何。这次是还在警察岗位上工作的老刘想方设法找到小云的。

几位当年与小云同住一个宿舍的女友早早地到长途汽车站等候小云。当小云出现在聚会的酒店时，大家都鼓起掌欢迎小云。有的与小云拥抱，有的甚至掉下了眼泪。那份情感是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无法感受的。

当天聚会时小云说——

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从70年离开上海到云南去了以后，后来嫁到江苏。这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到上海。你们不要笑我，现在我连上海的话说起来都很生硬了。要不是你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指聚会的酒店）我都不认识。上海的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是外地人了，对这里实在是太陌生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就是待了18年，从此就是外地人了。这一晃就是38年了。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现在，我跑到上海的马路上，不要说是不认识路，就是看见这么多的汽车心里也会发慌。

那个时候，我离开农场的时，你们都很羡慕我。终于可以离开云南了。随后我到了江苏（具体地点这里隐去。----编者），在父母的操持下我结婚了。我进了一家工厂工作，生活很平静。比起在云南的日子，那里要好多了，就是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因为在农场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总是有个照顾。一下子与“集体”脱离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好了，也算过来了。加上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寂寞。所以，你们以后有这样的聚会，一定要记得叫上我。

那天小云很激动。

那天我一直在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我们老了，回首往事留下了许多遗憾。

我能怪父母吗？

在小云参加的那次集体聚会时，阿娟一直在默默地抹眼泪。我们都知道她与小云一样，也是远嫁他乡后离开农场的。但结局则与小云不一样。阿娟现在住在上海，户口还在安徽。她是不辞而别离开安徽的，为了生活在上海当起了保姆。那天阿娟对我们几个说——

当年我们一起乘上火车离开上海去了云南，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说句笑话，我那个时候认为男女坐在一起就会生孩子。所以在火车上我是死活不会和男同学坐在一起的。在农场这些年，我们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唯一的心结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78年初，父母来信说为我在安徽找了一个对象，是铁路机修厂的工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安徽的工厂去。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我的前夫是个酒鬼。每天三顿饭就要喝三次酒。特别是晚上，总要喝得大醉。我是希望他醉了。不醉，就开始找我的麻烦。都是结过婚的人，说说也没有关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就是我例假来了也不放过我。唉！后来有了儿子，我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厂里的效益很差，工资常常拖欠。特别是我听不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不是嫁给我，你还在云南修地球呢！好像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就这样混到儿子上高中了，我下定决心离婚。我们大吵了三年，法院就像是我的娘家，三天两头去调解。最后法院判了我们离婚。他要儿子，行，只要结束这个婚姻，我都同意。现在，我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父母都过世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借了一间房子，才8个平方，就像过去石库门里的亭子间。每个月300元，等于把我的工资三分之一交了房钱。怎么办，我就到保姆介绍所去，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东家也是知青，人家混得真不错，两口子每月上万元。他们很同情我，对我特别好。就这样做下去吧。

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是好心，想把我从云南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呢？唉，不说了。

十年后再次遇到阿娟，我有些不敢相认。满头的白发，满口无牙。唉，我叹了口气。

阿娟说，老了，没用了。我准备住到养老院去了。

我们知道，阿娟那个安徽的老公前几年去世了。唯一的儿子没有读完中专就跑到深圳打工去了，至今没有一点音讯。

苦命的阿娟啊。

平淡的生活普通的人

十年前遇到小庆（应该称之为老庆）的时候，得知他从原单位辞职了。我本想用点手中的“小权”请他来我们单位开车，盘算了半天还是因为他家里住得太远无法来我这里上班。

曾经与小庆一起上山下乡的我非常同情他，回城后一直在当驾驶员的小庆因为原单位倒闭后，到一家运输公司开大型卡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想换一个安稳一些的工作。确实，小庆的爱人身体一直不太好，儿子刚刚就业。他一直在外跑长途，很难顾及家里。小庆曾经对我说，自己是靠帮别人开卡车跑运输养活家人的。当时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就是人很辛苦。

小庆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我们都是靠汽车轮子滚出来的钱。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没有什么休息天，没有什么节假日。”

唉，劳累了一生的小庆真是命苦啊。刚退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追悼会的时候，小庆的爱人对我们说，小庆是累垮的。为了这个家，他什么苦都难吃。

是啊，小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无论是上山下乡那些年，还是回城以后，他劳碌了一生啊。我记得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的得知消息后，连夜从外地开车赶了回来。那天他喝了很多酒，感慨地对我说了这些话——

我们知青的命不好。就说我吧，回到上海以后，什么都没有，进了厂能干什么呢？好在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学习了驾驶的技术，今天还可以混口饭吃吃。你看，我们多少朋友现在只能当当保安什么的。没有一技之长，没有文凭，当不了官又混不到好的差事，只能卖苦力了。现在我就怕生病，一生病就倒霉了。过几年如果儿子可以工作了，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了。因为自己有了儿子，我总想要为他作些准备吧。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办的婚事，工薪家庭，一句话，没钱！我是在拼着老命为儿子打工，只是希望他们将来的生活要比我们好。

生活平平淡淡的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路啊。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在握手再见的时候，小庆的那句话：“谁叫我们赶上了呢？谁叫我们是知青呢？！”

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我们都老了，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在现在有了微信，彼此都能够在网络上问候聊天。

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羡慕老刘的生活。隔三岔五老刘就会在群里发出他与爱人在周游大好河山的“九宫格”照片，真的是潇洒快乐啊。老刘说，各位，趁着走得动的时候，抓紧！

退休前，老刘在一家合资企业担任车间主任。在我们这群“小学本科毕业”的同龄人中间，老刘真的不容易啊。在一次聚会时，我和老刘同桌。等到酒后三巡，不少人开始从“豪言壮语”直奔“胡言乱语”的时候，老刘是清醒的。那天讲起自己一路走来，我听了很感动。

老刘说——

我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厂的。刚到上海工厂的时候，我一下子很不适应。什么要八小时上班，迟到早退要扣工资的，我们在农村时哪有这样的习惯。我干的工作是钳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都胡子一把的人了，派给我的师傅是71届的小阿弟。他命运好，中学毕业就进厂了，现在可以当师傅了。我暗暗下了决心，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学吧。由于我们在农场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我也不笨，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

后来，成家，生孩子。到了85年，我当上了我们钳工组的组长。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96年，我们厂与一家日本企业合资了。一下子我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不少。我被日本老板看中了，当上车间主任，负责全车间的生产调度。合资企业就是管理很严，各种规章制度很多。我感到严一点好，总比收入少好吧。现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少一分钱就叫你上不了厕所弊死你。

老婆是我到厂里认识的，原来是到江西插队的知青。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吧。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小姑娘很争气的。大学毕业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所以我和老婆现在的任务要多挣钱，供她读书。老婆退休后，我们厂里留用。日本老板才不管你那么多，看中的就是我们当过知青的人能吃苦，认真！

这辈子过得还可以吧，其实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如果当时我去读个什么大专文凭的，现在可能还会好一些。当然，人家外国人主要看你干得怎么样。我们不能与我们知青中混得好的人比，但是我自己感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马马虎虎过日子

路过阿黄家门口的时候，他们这一片弄堂正要拆迁了。我看见他躺在一张老旧的躺椅上闭目养神。

阿黄见到我后很开心，非要我陪他一起吃午饭。他说，难得遇见啊，我们都老了。这里的房子就像我们一样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阿黄说，我们这些人啊，前半段过得坎坷。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些人心中永远的痛啊，没有书读了结果后半段过得不顺。与大家伙儿相比，我还算是幸运儿一个。

原来当年阿黄是靠着享受独子政策比我们早几年回到上海的。对此，阿黄不屑一顾。他说，其实你们也知道，我是被领来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还因此沾了便宜，74年的时候继父来信告诉我可以回上海了。

我们这些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多子女家庭。能有阿黄这样的“福气”是风毛菱角的。那时我们都是用羡慕的眼光欢送他离开农场回家的。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下午。

阿黄告诉我——

我回来以后进了xx厂，那时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回来后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想想你们还在“广阔天地”啊，真苦。和你们比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是77年的时候结婚的，你们都是过了一年后有了大返城才回来的。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我与继父继母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老实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他们是在八十左右去世的。

我所在的工厂在1995年的时候关门了，大家都回家了。这日子总是要过的，怎么办呢？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学开出租车。一直开到退休为止，就是人辛苦的很。那时在我们的车队里，我是年龄最大的。刚开始开车时，前几个月几乎是月月吃“白板”，自己还要倒贴钱进去。好在老婆一直很支持我，家里安排的舒舒服服的。到了退休前我已经是老师傅了，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不错了，日子可以过了。那些年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一旦生病就结束了。

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中，我的日子是马马虎虎可以过了。我们不能与混的好的人比，我感到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没有知识（文凭）。从农村回到城里，我们这一代人最吃亏的就是没有文化。在什么都要讲文凭的时候，我们吃了这个亏。怪谁呢？大家心知肚明。现在我们把希望寄与孩子的身上了。我的女儿不错，考上大学。现在又考进公务员，在区政府工作。我的脸上也很光彩啊。

……。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聊不完的话。阿黄对我说，这回拆迁家里拿到了一大笔钱。有了三个计划，一是留给外孙，二是留些养老，三是趁着走得动与老婆一起游山玩水。

我对阿黄说：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差一步，我的人生轨迹全变了

知青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习惯小英子的抱怨。她总是说着当年的一件事情，感叹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路。每次说着同一个话题，久而久之大家感到她像祥林嫂一般，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了。但是大家都同情小英子，人生路上谁没有“走错”的一步呢？

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云南农场的知青们掀起了大返城的浪潮，喊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当时对于能不能回家（城）谁的心里都没有把握。

小英子的父亲来信，告诉她在江苏的姑父（一个县的领导）可以把小英子调到那里去工作。这对于小英子来说是盼了多年的天大喜讯。当时有人劝小英子说，再等等看，说不定大返城成功了，大家都可以直接回上海去了。小英子犹豫过，但是最终她还是在78年底办好手续去了江苏。

没想到才过了两个月，我们知青就可以全部回去了。大家都各自回到了出发地。得到这个消息后，小英子有些后悔了：“就差这样一步，就差两个月这样一点点，改变了人生轨迹。”

小英子后来告诉我们——

到了江苏那个小县城以后，由于姑父的关系，我很快就到宣传部工作了，不久在那里结识了前夫。那时前夫已经谈了一个对象，后来又与我谈了起来。那时我已经快28岁了，看他人很聪明，对我又好，很快我们就结婚了。他经常很自豪地对人说，找了一个上海姑娘。婚后一段时间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原因是他有与以前的女友暗地里勾搭起来了，当时在机关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就是我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那时我的姑父也退下来了，他见我没有什么“靠山”了，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后来我们离婚了。我办了一个长病假，再也不回江苏去了。可惜，儿子不归我。不过儿子对我很好，每年的暑假总是到我这里来过。

“唉，就差这样一步。”每次小英子都会感慨地说：“否则我可以顶替我的父亲回到上海的，这就是命啊。”

如今小英子已经70岁了。她告诉我们，一个人到老的时候，身边缺个伴，真苦啊。儿子早就成家了，现在工作很忙。每个月儿子媳妇会带着孙子来看望小英子一次，这是寂寞在家的她天天期盼的日子。小英子说，她不喜欢去跳广场舞。每天打发无聊只好去社区找人打打麻将过日子。一个人在上海，兄弟们都有自己的家，哪能再顾得上我。有人劝小英子再找一个老伴，但是小英子有些后怕。她说，心里是有过这样的想法，儿子也很支持。一来是害怕再走错一步，二来自己朝四周一看，没有对上眼的。唉！小英子长长叹了口气。

在心里保留一份净土吧

听到阿龙住院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他。阿龙看见我来了，眼里闪烁着泪花。他无力地摆摆手，示意我坐得离他近一些。望着他插满各种管子的脸，我无奈地摇摇头。想当年，阿龙在农村的时候干起活来是不含糊的，身强力壮的他还多次被评为先进呢。如今啊，唉，人生真的如梦啊。

听护士说，阿龙还是有福气的。住院后他的女儿和女婿忙前忙后，恳求医生不管花多少钱都要把父亲的病治好。我知道阿龙的一生有些故事，特别是阿龙对女儿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了。

大返城以后阿龙和我们一起回到了上海，他顶替父亲进了工作单位（隐去了阿龙的单位）。阿龙和大家一样，三十而立按照大多数人生活基本相同的生活轨迹过日子。成家立业，结婚生子。

阿龙的老婆是他到上海以后在单位里结识的，比阿龙小十岁。老婆身材修长，瓜子脸上那对大眼睛好像会说话，长得漂亮。为啥她会喜欢上从农村回来的知青呢？原来阿龙的老婆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据说，阿龙的老婆在读书的时候曾经遭遇过不幸。有位对她不怀好意的老师曾经……（此处省略100字）。阿龙不管老婆过去如何，不管爹妈的反对坚持与她结婚了。

有了孩子后，家里的开销大了，阿龙渐渐感到了压力。老婆喜欢吃穿，什么都讲究名牌。小姐妹一起出去要讲究面子的。阿龙每个月固定的工资那够她开销。女儿的生活她不管的，全靠阿龙来张罗的。阿龙只好拼命地加班，多挣点钱。久而久之，阿龙和老婆实在是没法一起过了，离婚了，阿龙带着女儿过。

为了生活，阿龙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他可以在原来的单位领一份工资，再到朋友的私人工厂打一份工。阿龙通过这样的办法来确保女儿的读书的费用。

阿龙的女儿很争气，不仅考上大学还读了研究生。现在是一家外企的高管。阿龙的女婿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公司。前几年阿龙的老婆跑回来要与阿龙复婚，结果被女儿骂出家门。

记得阿龙曾经对我说——

“我不喜欢知青聚会。最讨厌有的人吆三喝四，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说来说去就是那个上山下乡得到了锻炼。既然如此大家回城干啥？每次看见这几个人这副德行，我嘴笨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有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想想我们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大家那样纯洁无暇的相处，我真的很怀念的。没有这么多的烦恼，就是我们的生活艰苦了一些。但是我们的友谊至今还使我难忘。还是在自己的心里保留一份净土吧。”

我握着阿龙的手，感觉他的手在颤抖。当年满手老茧的手如今是布满皱纹有气无力。

在心里保留一份净土。阿龙说得好啊。

几天后我得知阿龙走了。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

都快到了七十了，难得有机会大家一起聚聚。热心的组织者大军特意请他的朋友帮忙，使我们大家能够到崇明岛上一个农家乐住上一晚。有人感叹再过几年我们还有这样聚会的机会吗，唉，我们都老了。

晚饭后不少同行的朋友习惯地来到麻将房里开始了“战斗”，也有几位到歌舞厅里唱着老歌跳起广场舞。我发现只有阿君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阿君抬头看见我时叹了一口气说：老了，但愿这样的相聚能够多几回啊。

我点点头问道，家里还好吧？

阿君摇摇头说，老公去世后，不争气的儿子啃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几天又辞职不干了，儿媳妇是一路货。

阿君突然抬起头，紧皱眉头说：“我现在真的不希望他们生个孩子啊！”

我一愣说，有孩子多好啊，现在都提倡生二胎了。

阿君问道：他们拿什么来养活孩子？自己都养不活，到时还不是要刮我的退休养老金啊！

唉，我无语了。我们已经是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人了。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里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人了，享受着天伦之乐啊。可是，阿君呢？

阿君说，想想自己的一生，这辈子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啊。

原来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阿君与小金谈起了恋爱。用阿君的话说：“那时我们相处的很好，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想他。”我们都知道，当年是阿君的父母死活不同意。原因就是小金的家是有海外关系的。那时讲的是家庭的出身，阿君家是工人成分，怎么可以与这样的家庭子女结婚呢？无奈之下阿君只好听了父母的话，主动和小金分手了。

阿君回城以后顶替母亲，进了街道的工厂，后来嫁给了一位工人。他是老三届的知青，是上海去江西插队的。1996年的时候，阿君夫妻双双下岗了，家里一下子就乱了。每天要吃饭啊，总得有收入。这个时候，阿君的前男友小金帮了她很大的忙。凭着小金的关系，有了一份新工作，家里总算是安定了。阿君的老公知道小金是当年阿君的男朋友，他也不忌讳，还专门请小金吃饭。

阿君说，我们确实要感激小金。那时小金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领导，每天都是小车接送的。我们呢，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人家年收入几十万，我们呢！唉，不提了。阿君叹了口气。

客厅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一部新的电视剧，我知道阿君根本没有心思再看。她长叹了一口气说：“为此，我的父母也感到十分后悔，对不起我，这也不能怪自己的父母。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是没有脑子的。我不是说我要旧情复发，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唉，要是当年我与小金结合呢？当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假设的。”

机会很重要

阿彦是一个幸运儿，每次见面他都会自嘲是命运眷顾。1978年大返城的时候，阿彦是通过一张自己填写的病退表格回到了上海。那时在云南农场的知青们都不干活了，省委书记一句“不愿意留下的都回去”的话打开了知青回城通道。阿彦说，那时回城都是各有各的路子。父母在国企的话，你能够有顶替机会就此可以进国企工作了。阿彦的父母早就退休了，剩下的就是办理病退手续。那时在农场的医院里张贴着许多办病退手续的样张，上面写着各种疾病应该如何填写的说明。阿彦稀里糊涂写了自己得了肝炎，到场部去盖公章。阿彦说，那时到了场部一看就乐了，只见一个个公章挂在墙上随便盖。挂公章的地方旁边有个站岗的，就是看着这些公章，只许自己盖，不许拿走。哈哈。

刚回城的阿彦有些抱怨，病退回来的知青大部分都被分到了街道的生产组工作。阿彦告诉我，那时他所在的生产组做的是书籍的装订。国营的印刷厂把印好的书籍拉到这里，我们用裁纸机把书裁剪好，然后在机器上装订，简单地重复劳动。那时他非常羡慕我们这些进了国有企业的朋友，收入比他多，名气比他响。阿彦说，连谈个对象对方都要问是国企的还是生产组的！好像生产组的人是低人一等的，真气人！

阿彦的幸运之路是从街道要搞人口的普查开始的。那时把阿彦借去搞人口普查，一干就是两年。结束人口的普查时，正好街道后勤科要招人，阿彦就报了名。阿彦说，那时在街道搞人口普查两年了，自己与街道里的人都混熟悉了。阿彦很快就被录用了。

到了1995年区政府的机关事务局招人。阿彦又说自己在街道就和他们很熟悉了，通了一点关系很快就被录用了，他就又跳了一级，到区政府工作了。虽然在机关是管些婆婆妈妈的后勤工作，但是总比在农场种地和在生产组像机器人一样干活好多了。阿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那时我们聚会的时候，阿彦总是说自己的机会好一些吧。他感到我们知青出身的人，要比别人辛苦。阿彦在生产组的时候就去读了电大，拿到了大专的文凭。他说，要不然那里还会有现在的位子？在工作中，阿彦感到我们知青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比别人吃苦。什么加班加点都无所谓了。

退休后阿彦也经常说起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自己一直珍惜现在这个公务员的岗位。我们知青一没有后台，二没有知识，就靠这样的机会和拼搏才能有这样的结果，真的不错了，很满足了。

大家说，还好阿彦当上了公务员，退休工资高啊。哪像我们在企业退休的，差距大着呢！

我们就是缺少文凭

阿宏是我们这批从一个学校出发上山下乡的同学中，从农村回来后唯一在城里的学校里工作过，他是在一所小学退休的。用阿宏的话说，自己不是当老师的料，能够到小学工作是因为顶替了的政策。阿宏的母亲是那所小学的老师，为了儿子能够早点回城，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阿宏曾经这样抱怨过——

“我们是69届的中学毕业生。要说‘老三届’我们轮不上。人家老三届毕竟在中学里好歹读过一些书。我们呢，66年小学毕业就碰上了‘文革’，到了67年底是按照地区统一分配进了中学。一直到70年上山下乡，在中学里没有读过书。有的是什么学工学农。我们是没有知识的一届中学生。到云南以后，怎么可能学知识，每天的劳动已经叫你够受的了。好不容易回到了上海，面临的是工作，结婚等一系列的事。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人回来以后读了业余的大学，现在是享用一辈子了。可是这真是极少数啊。”

阿宏记得他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校长问他能干什么？阿宏感到自己一没有文凭，二没有知识，总不能误人子弟吧。他想了半天，对校长实话实说，我做些后勤工作吧。

阿宏在学校干起了总务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平日里事情不多，就是买买教材，帮着后勤工人打扫卫生，管理学校的仓库等等。令阿宏苦恼的是有了电脑后，他一窍不通。阿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后来人员一调整，阿宏只好去管门卫了。阿宏对我说：“我是心平气和的，总比下岗好。”

我曾经对他说，你在学校工作，抓紧点去读点书，混个文凭后日子就好过了。

阿宏一听立即反驳我：“读点书混个文凭。唉，我的脑子天生就是笨。不是没有去读过。从高中开始补齐，就是考不出。那个数、理、化，它认识我，我是什么也不懂。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哪里学过？加上家里的事实在多，结婚以后，四个老人一一为他们送终；儿子先天身体不好，跑医院是家常便饭；爱人很早就下岗了，摊上这么一大堆的事，这二十多年也就过去了。”

说得也对啊。我们这代人就是该读书的时候没有读书，都跑到农村去种地了。就像阿宏说的：“不怨天，不怨地，就怪自己不争气。我们摊上了这样的年代，自认倒霉吧。但愿我们的下一代好一些，但愿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要折腾了。”

好在阿宏一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阿宏的孙子已经上三年级了，老两口与儿子最大的分歧就是分数第一还是快乐教育。我们都劝阿宏不要去干涉下一代啦，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才是硬道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眼睛一张开，活着，一天的退休工资就到手了。

我们不要这样的磨练

老三退休后还在干活，为自己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一大批国有企业纷纷关门倒闭。老三所在的企业也是如此，他只好回家自谋出路。那些年已经要奔五十的人，自己创业的难度只有老三自己明白。

老三在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上山下乡的时候，父母死活不肯让老三到农村去，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学校里又是办学习班、又是派人到老三的父母单位去恐吓，没有办法，老三只好去了安徽插队落户。

一直到1979年在大返城的时候老三终于靠着顶替父亲回到了家里。老三所在的厂是一家中型的国营企业，进厂后老三学做钳工。老三感到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在厂里当工人的时候考上了电视大学的经济专业。老三告诉我，自己读书也是一波三折。幸好父亲的老领导比较开明，在父亲一再央求下才同意老三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读书。老三说起那段经历有些感慨：上班、读书、结婚、生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啊。

老三毕业以后厂里安排他搞市场的销售。那时厂里的日子还可以，但是到了96、97年就不行了。产品老化，开发新产品的资金严重不足，加上国企在机制上的许多弊端以及厂长因为受贿进了监狱，企业渐渐地走下坡路了。到了98年，厂里的工资也发不出了，老三只能倒闭回家了。

老三回到家里整整闭门思过了一个星期，他不愿意就此罢休。记得那次我们在路上偶遇的时候，老三那口气真棒：我是个男人！

老三说，在安徽插队落户的时候，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都生存下来了，眼前的这些困难怕什么。

不久我得知老三和厂里的一些朋友合计，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有了自己开发产品。老三家里都很支持他创业，两个姐姐和姐夫都投资入股，老婆把私房钱都拿出来了。加上在做过销售有人脉，老三联络了一些老客户，市场很快就打开了。

说说很简单。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老三自己知道。为了打开东北的市场，他一个人坐了三天的火车跑到哈尔滨。老三在人家单位的门口坐了三天，感动了“上帝”，产品进入了东北。所以老三总是说，人的一生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奋斗。老三认为，我们一些知青朋友不奋斗，有的是机遇不好，有的就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社会在进步，我们不能自暴自弃，总是感叹生不逢时，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

这次聚会，大家再三邀请这位私企老板来聚聚。老三正好在外地谈生意，得到消息后当夜赶回上海。酒过三巡，有人说老三的身上展现了“知青精神”。老三大喝一口大声地对在座的患难兄弟姐妹们说：知青精神，都是吃饱了撑的文人瞎编的。我们当年的苦还没吃够，你还想让你的后代去吃这样的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