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书《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孙向荣）
推荐新书
《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
作者：孙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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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知青题材的新书《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2021年6月由广州嶺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该书16开本，23.5万字，212页，由12篇纪实专访和一篇后记组成。
2019年5月由陆亚平、朱盛镭编著，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青图书要目》收录了1950年至2018年间中国知青题材的图书条目2672种，其中作者是70后或80后出生的并不多见。《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作者是年轻人，其年龄与知青的下一代相仿。他们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他们而言，知青坎坷曲折的生活经历或许难以想象，知青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正因为他们是年轻的一代，当他们提笔书写知青的故事时避免了“知青写知青”的某些局限。
以年轻一代的视角关注知青，对知青历史的记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知青课题的研究加以人文关怀和理性的思考，是值得尊重和提倡的，这是新书《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的特色之一。
刘旦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时光已经走远，历史从未走开。我们书写的是知青在那个年代在那些地方经历过的，或激情燃烧荡气回肠，或迷茫彷徨灰心沉沦，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已成为他们青春的年轮永远留在了岁月的长河中。”知青的历史“是一段欲说还休，欲忘又忆的青春史诗。”“知青的那些事值得写。”
“上山下乡”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知青中的大多数人已步入老年。知青虽说对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忆犹新，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蚕食着人们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的记忆会消融在岁月的长河里，知青的故事终究会被人们遗忘。
书写和出版知青题材的书籍是保存知青记忆的有效方式之一。我们正是通过读书看图这种最普通的方式，知道了古往今来，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书写知青的故事，留存知青的记忆，记录知青的历史，是《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出版的历史意义。
该书从1958年“大跃进”年代的“支边青年”，写到“文革”时期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从知青下乡时期，写到“后知青时期”的改革开放，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作者通过12名知青不同的人生经历，从不同角度告诉读者，什么是知青，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遥远的边疆和广阔天地里经历和体验过什么，思考和感悟了什么。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知青群体，在半个多世纪的时代更迭和沧桑巨变中他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和祖国的繁荣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贡献了很多。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他们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人生的变迁无不对应着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他们前行的脚步始终和着国家发展的节拍。”
该书对知青故事的叙述没有局限于“知青下乡时期”，而是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这些故事有了新时代的气息。
该书是一本纪实文学作品集，写的是真人真事，故事生动，文笔细腻，有很强的可读性和纪实性。
书中摘录了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部分历史文件、知青信件、日记和工作笔记，插入照片70余张，兼有文学和史料价值，对青年一代而言也是一本励志的好书。
▲2013-10作者王鹤（左一）和陈翔（左四）在云南东风农场采访上海知青陈蓓芬（左三）和孙向荣（左五），驾驶员徐国庆（右一）。
▲2008-11作者刘旦（后排中）和李钢（前排右一）在东风农场采访知青邓维嘉（二排右一）、郭善祥（二排右二）和孙向荣（前排左一）。
为使读者了解新书的基本内容，以便该书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笔者将其中的八篇摘要如下。
▲1996年秋刘新民重返西双版纳再次创业/2008年摄
▲ 刘新民在普文咖啡种植场/2008年摄
《“咖啡牛仔”的跌宕故事 》
刘新民，1954年生于重庆。1971年，17岁的刘新民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地处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种橡胶（1974年云南建设兵团撤销，恢复农场建制）。1976年他与一起下乡的重庆女知青在农场结婚，次年有了可爱的女儿。1979年知青“大返城”，刘新民“顶替”他父亲的岗位进入重庆长江机床厂工作，当了一名厨师。
1986年刘新民辞职经商。他做过小买卖，摆过地摊，到过福建和海南。1996年秋，他和妻子重新回到了阔别十七年的西双版纳，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办起了一个年产云南小颗粒咖啡100多吨，有职工100余人的普文绿友咖啡种植场。在西双版纳，他和妻子从当年的知青华丽变身为民营企业家，期间他们经历过因寒害造成咖啡绝收的灭顶之灾，遇到过国际市场咖啡价格暴跌和企业资金短缺的种种困境，历尽了创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快乐。
几年前因性格不合，刘新民与妻子离婚并退出了原有的咖啡企业。如今刘新民常住西双版纳，重新创业,演绎着他“咖啡牛仔”的故事。他有着“西部牛仔”般的理想和冲动，他的不断重新开始和充满起点的行为是他果敢与乐观、坚毅和潇洒性格的写照。
▲ 上个世纪70年代孙向荣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政治部任保卫干事
▲2008年孙向荣在云南东风农场博物馆布展工作现场
《 走不出的“勐巴拉娜西”》
云南东风农场在西双版纳勐龙坝，与缅甸山水相连，和93个傣族、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村寨犬牙交错，鸡犬相闻。蜿蜒的南阿河穿坝而过，山涧沟谷雨林遍布。澜沧江两岸竹楼相连，凤尾竹下风情浓郁。这就是西双版纳，傣家人心中的“勐巴拉娜西”（傣语意为：神奇美丽的地方）。
为建设祖国第二个天然橡胶生产基地，1958年春，来自省地的下放干部、转业和退伍军人及昆明支边青年在西双版纳勐龙坝创建了国营东风农场。
1968年至1971年是城市知识青年到东风农场落户的鼎盛期，农场接收了来自北京、上海、重庆和昆明的知青13522人，加上“文革”前的支边青年（昆明344人，重庆516人）下乡到东风农场的知青人数达到14382人。
知青的到来为农场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农场建设和发展的生力军。据《东风农场志稿》记载，1968年农场天然橡胶定植面积为4.52万亩，开割面积为0.19万亩，年产干胶5吨；到1978年，橡胶定植面积为10.46万亩，开割面积为3.79万亩，年产干胶2058吨，下属分场由6个发展为15个。农场人口1967年末为8958人，1977年为24364人。1979年知青大返城，1981年农场人口骤减至17066人。
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已褪去，留在知青内心深处的是曾经的沧海和桑田，关于“勐巴拉娜西”的种种，注定要在上海老知青孙向荣的生命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孙向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67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冬下乡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0年初，东风农场组建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这年一月孙向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二团保卫干事。1973年他被调到第一师政治部保卫科工作。1974年秋他被推荐到武汉工业大学（现武汉理工大学）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被聘为建筑系讲师。1993年他调回了阔别25年的上海，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工作，被聘为高级工程师。
2008年4月，退休不到半年的孙向荣回到了当年下乡的西双版纳。这次他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参与东风农场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的建设。2013年他被农场聘为高级技术顾问，参加了东风农场小城镇旧区改造和知青文化旅游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为迎接东风农场建场60周年庆典，2018年他应邀参与了东风农场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孙向荣退休后的“三次下乡”，使他在东风农场又工作了20个月。他说：能为第二故乡的人民办点实事，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他退休后的一个心愿。
在重返第二故乡工作的日子里，孙向荣拜访了农场的干部职工和留场老知青，走访了边寨的少数民族兄弟。从勐宋的阿克寨到布朗山布朗族乡，从中缅边界的打洛小镇到中老边境的磨憨口岸，他走遍了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用心去感悟“勐巴拉娜西”的神奇魅力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谛听西南边陲给他带来的痛苦、彷徨和快乐的历史回声。
▲原昆明知青康国华接受记者采访
▲1969年康国华参加了缅共领导的人民军
《“盲人” 康国华的红色情怀 》
20世纪60年代末，云南边境的另一端缅甸风起云涌，缅甸共产党快速崛起，在缅东北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在“支援世纪革命，解放全人类” 的革命理想感召下，有的知青自行越过国境，志愿加入了缅共领导的人民军，成为中国上千万知青中的特殊群体，“知青战士”。
“知青战士”中有男，有女，有的是北京、上海、昆明和边境地区的云南知青，也有少数来自甘肃、内蒙和新疆的知青。这些“知青战士”在热带沟谷雨林中参加的是真刀真枪的实战，面临的是生与死的考验。在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战斗中，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残疾了，有的成了逃兵，有的成为战斗英雄。
1986年缅甸政府军收复了大幅被人民军占领的根据地，1989年10月缅共发生政变，与政府军和谈后根据地变为数个特区，缅共的革命就此戛然而止。1973年起，缅共的“知青战士”分批退伍，他们大部分回到中国，少数人留在了缅甸。
昆明知青康国华是缅共“知青战士”中的幸存者。1969年，他到云南腾冲插队落户半个月后越过国界加入了缅共人民军。在缅甸的20年间，他从一个16岁的孩子成长为缅共人民军的旅长。1971年9月，康国华在一场战斗中失去了双眼，为此他荣获一等功，成为缅甸人民军的战斗英雄，那年他19岁。
1989年3月康国华从缅甸回到中国昆明。如今这位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虽然一贫如洗，吃低保，住公房，但在他身上仍有一股不向命运低头的骨气。已步入老年的康国华虽无心也无力改天换地了，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和努力，失明40多年来，他一直没有用过拐杖。
▲1971年柴春泽到内蒙古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落户
《“知青典型”》
1969年柴春泽就读于赤峰市六中，1970年5月当选为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1971年带头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落户。
1973年8月，“文革”进入后期，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柴春泽作为先进典型在全盟的知青大会上现身说法。不久，柴春泽收到他父亲的来信：“春泽，盟里有招工的机会，我和盟煤炭局，劳动局都说好了，对这个问题不准有其他想法，必须回来。”但柴春泽没有利用父亲的关系离开农村。1973年9月2日，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表达了他反对“拔根教育”，“彻底与旧观念决裂”，“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的决心。
为了使知青点的同学相信他扎根农村的决心，他公开了和父亲的通信内容。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发了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回信，并作了编者按和调查附记。于是一场“彻底与旧观念决裂”，进行知青扎根农村的教育热潮在全国展开，柴春泽成为全国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和一代青年心中的楷模。
1976年风云突变，“四人帮”粉碎后，柴春泽被隔离审查，他的命运从人生的顶点跌入低谷。1978年4月，柴春泽被捕，5月押往玉田皋公社“游斗”。1979年12月13日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了翁牛特旗。1980年中共翁牛特旗委对柴春泽做出了恢复党籍，免于处分的决定，1981年翁牛特旗公安局发出了《关于对柴春泽同志平反的通知书》。
1982年3月柴春泽考入赤峰电大（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翻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2004年他办起了“柴春泽网站”，在以后的十年里，网站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项事业。
2012年柴春泽从电大退休，60年一路走来，青春的激情和命运的沉浮终归于平静。当记者问他：“知青时期是不是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说：“知青那段不能说是辉煌，而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时期，知青是一种苦难的经历，但它也是一种宝贵的历练。”“我最不满意对知青说得一塌糊涂的看法，因为我自己经历过的，虽然我受了一点委屈，可我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那么大的怨言。”
▲ 31年后孙奎连再当“知青”
▲2009年孙奎连荣获“感动内蒙古人物”
《 三十一年后再当“知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的大潮退去后，知青大部分都回了城，也有少数人留在了当地，但返城后又回去当知青的并不多，大连知青孙奎连是其中的一个。
1969年孙奎连的父母作为大连“120”医疗队的医生，下乡到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大城子公社支援农村医疗，他随父母到了内蒙。1972年17岁的孙奎连高中毕业，下乡到大城子镇鸡冠山大队插队落户。
1974年孙奎连当选为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1975年，队里的30余名知青通过招工、提干和上学基本上走完了，老书记才把最后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孙奎连。他向老书记表示：“我虽然离开了鸡冠山，将来有一天，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改变鸡冠山的落后面貌。”
1978年，孙奎连从内蒙古昭乌达盟农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辽宁省机械厅直属的农机工业公司工作，十年间他成长为一名正科级干部。1988年他辞职下海，从沈阳回到大连，与日商合资创办了包装机械公司。他先后研发了15项国家专利，被中国包装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包装企业家”，被大连大学包装工程系聘为客座教授。
1996年孙奎连又在大连郊区承包了500亩荒山，投资600多万元创办了一个以农业为旅游资源的休闲山庄，先后被辽宁省和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农业旅游示范点”。
1997年，孙奎连带着儿子回到了阔别22年的鸡冠山，想让儿子感受一下当年他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他发现，村里和他当年离开的时候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以前。通村的道路依旧坑坑洼洼，农民还是住着低矮的土房，校舍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村民依然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喝，山上树木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看到这些，孙奎连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
鸡冠山距宁城县城70多公里，是一个典型的贫困革命老区，300户人家，1208人，耕地只有1650亩，年人均收入不足1600元。
2006年，孙奎连作出了重回鸡冠山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决定。回去后连续数天，他走遍了鸡冠山的沟沟岔岔、山山岭岭，随后请来赤峰市和大连市林业研究所的专家，为鸡冠山确立了发展特色养殖、经济林、食用菌三大致富路。
在村民大会上孙奎连宣读了他拟定的《鸡冠山十年发展规划》：“3年雏形、5年见效、8年脱贫、10年初步建成新农村……”。在村老党员的一致提议和村民们的拥护下孙奎连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新时期鸡冠山脱贫致富的领头人。2009年，村委换届，他再次当选为村主任。他决心在鸡冠山干满10年，把10年规划完成了再走。
在孙奎连的带领下，鸡冠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1年，12公里的通村泥路改建为水泥路，1500亩果树用上了节水微灌设备。到2013年鸡冠山村共打机电井25眼，建成食用菌菌包厂、颗粒饲料加工厂、饲草加工和塑料制袋厂4个村办企业；栽植文冠果、苹果、核桃等经济林3000亩，新建牛舍4000平方米，存栏500多头……，村民的年均收入达到一万元，全村实现了脱贫。
村民们说：“奎连了不起，平山开梯田，种苹果，养狍子，建木耳厂，给我们带来了致富的福音。他不白吃老乡一顿饭，不花村里一分钱，一切开支都是他自己的。” 孙奎连说：“从经济上考虑，我个人一点利益都没有得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经历，一种责任，一种情感，一种承诺。” 他用自己的行动和智慧实现了31年前离开时对村民许下的承诺，“要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改变鸡冠山的落后面貌。”
回望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他激动地说：“我从一个都市老板到一个现代农民，从当年的一位知青书记到现在的一名村干部，从昔日接受再教育到今天培养新型农民，从承担社会责任到实现人生价值，鸡冠山让我这个老知青收获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2009年，孙奎连荣获“感动内蒙古人物”，并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绿化模范”等称号。
▲萧芸在库布齐沙漠治沙植树
《争工龄上书胡耀邦》
1965年夏，萧芸从湖南湘潭县第四中学初中毕业，因“政审”中被发现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而失学。1968年12月，萧芸被下放到湘潭县姜畲乡老虎岩生产队插队。1976年萧芸被调到姜畲村中学当语文老师，并与大队支书的弟弟结了婚，次年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1979年“招工”结束了萧芸14年半的知青生活。她进入南方航空下属的南华幼儿园工作。这个时期萧芸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她在《湖南文学》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其中《安魂茶》、《飘旋的蒲公英》等获省市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报告文学《韩爱晶的“鸟窝”》被全国60多家报刊杂志转载，《卖蕨菜的小女孩》被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在计划经济年代，“工龄”直接关系到职工的工资晋级和住房分配。1985年以前，知青下乡插队期间的“农龄”不计算为“工龄”，这严重影响到插队知青返城后的生活。1982年10月7日，萧芸就这个问题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她在信中陈述了知青返城后遇到的困境，要求把插队知青的“农龄”计为“工龄”。她把信寄给了《中国青年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湖南省委副书记刘正看完此信后立即批示：“此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
几天后该信飞到了北京，出现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办公桌上。1985年，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明确了下乡知青插队期间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一项涉及上千万知青切身利益的政策终于得到了落实。
1996年，她辞去在湖南一家航空公司任新闻干事的工作，闯荡商海。2006年6月，她应聘到《合肥晚报》综合副刊部，主持《法律广场》、《家周刊》、《心灵航线》（兼热线）等多个板块。在主持《心灵航线》100期的那段时间里，她通过接听热线拯救了17名意图自杀者。
2006年起萧芸致力于青少年的心理教育工作，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2016年她被评为“中国成长之母”，2017年荣获“中国家庭教育百名公益人物”称号。
对于知青，萧芸有着特别的认识：“作为一代知青，我们的青春被国家的使命点燃，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无上光荣！我们的青春，沟通了城市与闭塞乡村的交流，我们是城乡和谐融合的使者。我们的青春，曾经沸腾，充满了好儿女志在四方的豪情！”
▲ 1974年王家明下乡到“北大荒”海林农场
▲ 2011年王家明在华盛顿博士毕业典礼上
《从“北大荒”到“枫叶之国”—王家明的两次“插队”》
1999年10月1日，在金水桥边的观礼台上汇集着来自12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其中有原哈尔滨知青王家明。他是受中国侨联邀请来京参加建国50周年国庆阅兵仪式的。面对眼前欢腾的阅兵场面，王家明心潮澎湃，想起了从“北大荒”到“枫叶之国”两次“插队”的难忘历程。
1974年，高中毕业的王家明从哈尔滨下乡到了“北大荒”海林农场。由于表现突出，1976年他被任命为武装基干连连长。1976年哈尔滨市出台了每个家庭允许有一个知青回城的政策，王家明的父母让他回城，但他放弃了回城的机会。农场把他树为“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牡丹江电视台一度反复播放着他的先进事迹。
1978年知青回城风越刮越紧，农场终于同意王家明回城。但此时他父母已从哈尔滨迁至阿城县。他回到父母身边，在阿城县农机厂当了一名试验员。在阿城县他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并被佳木斯师专录取。两年的大学生活，王家明品学兼优，毕业典礼上，他3次上台领奖。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1986年他被调入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告别了黑龙江。
1993年3月王家明辞职去巴拿马打工，用打工争来的6000元美金开设了巴拿马中轻公司。2002年8月王家明一家移民加拿大，定居北美第四大城市多伦多。2005年1月，加拿大总理马田开始他的亚洲之行，王家明被邀请作为访华经贸代表团成员，期间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不久他又随加拿大一位议员访问中国。
“长城（加拿大）平台”是一个“中文电视节目包”，是中国电视长城系列平台之一。它由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央视娱乐频道、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广东南方卫视、江苏国际、福建海峡电视台、湖南卫视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捆绑在一起，统称“长城（加拿大）平台”。2005年底，央视“长城平台”酝酿落户加拿大期间遇到重重阻力，在此情况下加拿大政府暂不批准“长城平台”落户加拿大。2006年12月22日，“长城平台”终于在加拿大电视网络中播出，2007年新年到来之际，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可以看到祖国的电视节目了。为此王家明付出了很多，正如中国驻加拿大领事所说的：“长城平台”落户加拿大，王家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家明年轻时抄录了作家邢卓的一首诗来勉励自己：“路边那潭死水/无纹无波/我不要这样的生活/要么就卷入大海/要么就去无声地滋润田禾……”。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从“北大荒”到“枫叶之国”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的人生多姿多彩。
▲ 1968年8月俞仲文下乡到黑龙江虎林县858农场
▲ 如今俞仲文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着“国家节拍”前行》
1968年以后的数年里，全国下乡知青累计近1800万，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鼎盛期。其中约300万知青被下放到边疆、沿海的各生产建设兵团（数年后，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余都恢复了农场建制）或国营农场，他们被称为“兵团知青”或“农场知青”以区别于下放农村的“插队知青”。
“兵团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即地处“北大荒”的国营农场，先后安置了来自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知青100多万人。
今年70多岁的上海人俞仲文是位精通俄、日、德语的学者，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专家，英国胡弗汉顿大学商业管理学荣誉博士。谁能想到在六、七十年代，他曾是一名“北大荒”的“兵团知青”。
1968年8月，21岁的俞仲文从上海陕北中学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黑龙江虎林县858农场。1974年，27岁的俞仲文被任命为36团27连的副指导员，一年后提拔为牡丹江农场管理局理论教育科科长。
1978年2月俞仲文参加高考，被牡丹江师范学院生物系录取。1979年6月他考入华南师范大学，成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1982年，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任教。
1984年他受聘于深圳大学，任管理学系主任，两年后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校办主任。1988年他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1992年深圳要建一座高起点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俞仲文被任命为筹备组组长。
俞仲文认为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他排除困难，努力推广“复合型”教育方式，面向社会，面向企业，培养现代化建设急需的 “复合型”应用技术人才，把它定义为“灰领人才”。他的理论在创新中不断实践、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他新时期的办学理念，并取得丰硕成果。
2008年1月，俞仲文出任广东岭南教育集团总裁，岭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他说：“我这一辈子，到了北大荒知道什么是艰苦，到了深圳知道什么叫速度，到了广州知道什么叫开放，到了日本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从“兵团知青”到专家学者，俞仲文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体验着常人无法企及的经历，他人生的变迁无不对应着国家发展的转折点，他前行的脚步始终和着国家发展的节拍。
（注：本文图片摘自《山乡记忆-他们的青春岁月》，如有转载请说明出处。）
2008年秋孙向荣在东风农场专题片《胶林丰碑》拍摄现场
作者孙向荣简历：
1967年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上山下乡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1974年赴武汉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读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建筑系讲师。1993年调回上海，从事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任高级工程师、浦东新区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卢湾区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200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室内设计第二专业。2008年退休后以志愿者身份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参与东风农场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的建设。2013年以高级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东风农场小城镇的旧区改造和知青文化旅游项目的前期策划工作。2018年参于东风农场博物馆的修复工作。2000年至2005年任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老照片影集《勐龙印迹》和回忆录《勐龙记忆》的编辑。
作品荐读
本文由作者投稿《知青情缘》编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