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大西安的城中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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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村的一场火灾，让人们又想起城中村。
城中村其实一直在那里，在城市的心窝里，也在拆迁作业的轰鸣中。
从2007年城市改造项目启动始，截至2014年底，西安已拆掉过半城中村。加上后来的改造项目，西安人耳熟能详的名村，多已荡然无存，所剩的不是正被拆迁，就是躺在即将被拆的名单上。
有媒体这样说过：“中国，没有一座城市，像西安那样，城中村会被誉为城市的地标与精神高地。”
不过，就个人观察与经验来说，没有几个住过城中村的人，会有这样的诗意。人们也许会记住它，但铭记的其实是各自生活，从不是村子本身。
至少，一座城市的地标与精神高地，不该是被安全隐患包围的。
如何改变城中村，或者说管理、拯救城中村？10年之后，当一次次火灾发生，人命陨灭之后，似乎还没有一个靠谱的方法改变现状。我们面对城中村的态度，除了拆迁一途，几无他法。
安全比廉价更廉价
王家村的火患，其实很早就已埋下。
2015年11月，本地纸媒曾对王家村做过专题曝光，譬如电气线路乱接、违章用火用电、消防通道不畅等。当时有店家担忧地说，“要是真发生了火灾，消防车哪里进得来？只能希望千万别发生火灾。”
不想竟一语成谶。次年王家村就发生火灾了:一租住户房间起火，消防车也果然没能进来。好在当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接下来，便是前不久火灾所致的4死13伤。
事故令人扼腕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切本可避免。
更可怕的是，灾难之后依旧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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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发生后，粉巷君（微信ID：nbdfxcj）到北郊的枣园村、东郊的长乐坡村等转了转。这些地方的风景一如往常，看不到任何被事故“惊醒”后的变化——凌乱的电线，拥堵的过道，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本地电视台的走访揭示了同样的画面，在许多村子，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依旧比比皆是。
就像一位村民所说，“几年下来就那么一两起火灾，都是媒体把事情夸张了。”安全意识，是城中村里最稀缺的奢侈品。在生活成本的低廉面前，什么卫生、安全等都恍若浮云。如果因为“干净、安全”，房租会上涨，那是租户万万不能同意的。
也正如一位租户所说，如果有钱，谁还会住在城中村？
而相对于火灾等小概率事件，租户们最头疼的其实是失窃。盗窃案件高发，连房东们也深受其苦。曾经的长乐坡村房东，而今因房子拆迁，已在外生活两年的李女士回忆，自己最多一年曾丢过三部手机。
“利”字当头盖起来
宏观来看，西安城中村，与中国任何城市的城中村一样，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城中村的“乱”，也因其失控的逐利行为而生。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相比征用耕地来讲，无论是征用宅基地，还是安置拆迁户，费用都要高出很多。因此，耕地被大量“剥”去化作城区，原住民聚居的宅基地 “剩”在原地，宛若水果吃完被遗弃的果核。
换句话说，城市之所以有如此多“丑陋”的城中村，首要原因还是“吃相”太难看。
直到2007年，西安城六区加上长安、临潼、阎良三区，共有城中村326个。这个数量放在全国，虽不是最多，也可以说是最多之一了。
农民失地后急需新的收入，城市扩张后也急需大量廉价出租房，因此，利用宅基地进行住房租赁，或其他商业活动营生，就成了必然之选。
城中村既是城市扩张“利”字当头的产物，其生存、演化乃至消亡，也便始终伴随着利益的尖锐博弈。
宅基地的第一波加盖是与城市化的扩张相伴的。房子越多，就能安顿越多租户，也便有更多收益。
以长乐坡村为例，本地党媒2012年披露，该村村民2500人，租房人口却超8万，超过村民人口31倍之多，租客密集程度可见一斑。
第二波加盖，则与城中村改造紧密相连。盖的越多，赔偿越多，收益也是很直观的。
曾在长乐坡村生活多年的张先生回忆说，他2004年住到这里时，村里楼高还在2到3层。到了2013年左右，听说要拆迁，一波疯狂的加盖就开始了。如今，长乐坡村的普遍楼高已到6层。
两波疯狂加盖几乎发生在每个城中村中。时间推移到2017年，西安城中村的加盖仍然频频见诸媒体。其中盲目、无序招致的安全事故，几乎从未禁绝。
而这一疯狂进程，用默守陈规的方式去管制，几乎无解。
省社科院一位研究员直言，城中村并不是城市，其管理模式仍然是传统乡村的沿革。面对“城中村”的全新形态，村子管不动，城市管不了，没有一个直接有力的管理机构，没有充分且明确的资金投入，统筹、规划都是无稽之谈。
说到底，还是管理不细致
如今，西安的城中村正以每年20个左右的速度消亡。但考虑到百万余人口的租户，在城市提供足够的廉租房前，城中村还不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过渡”变得更平安一些？
因为预见到被拆，村民不愿精心经营；因为不过是临时歇脚，租客不愿斤斤计较；也因为它确实迟早要拆的，相关部门的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
最可怕的，正是这种得过且过。
与几位房东、租客聊了聊，他们的经验比较一致，以前除了偶尔看到派出所贴的通知、提醒外，几乎没见过什么检查。
粉巷君（微信ID：nbdfxcj）又查阅了相关新闻，颇令人感慨的是，在王家村事故发生之前，西安从去年11月开始起，便展开了城中村和群租房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单独的信息也许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许多信息叠加起来，就容易让我们产生某种也许有些偏差的“错觉”：我们的城中村治理往往更多表现出滞后性，而鲜见一些开放态度，大胆变革；我们的城中村治理也往往更多表现出整治力度很大，但基层部门落实却并不够扎实、有效，而鲜见一些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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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山之石也是有的。
比如广州。其是中国城市化最早，也是最早形成“城中村”的特大城市。
2015年，广州通过“三线”整治，有效解决城中村“蜘蛛网”问题。所谓“三线”，即电力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
此外，其建垃圾屋净化环境；安装视频、IC卡门禁，建立出租屋工作站和网格员加强日常巡查，发案率显著下降。
住在城中村的人们要求其实不多。房东刘女士举了个例子，“家家备灭火器，可以，问题是有没有人来指导、培训如何使用？有些商场可以做到每月一次，我们能做到多久一次呢？”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城市与城市的差距，正是这些“细活”。
本文为〡粉巷财经 nbdfxcj〡原创文章
特约作者：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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