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带着歉意的西安“限行令”？

近日，西安开始实施史上首次夏季常规化限行，以应对污染与拥堵。在西安的东边，其“榜友”邢台、石家庄等城市，也几乎同时宣布常态化限行，期限至年底。

诸多限行城市中，2016年冬天的兰州可称得上是一股清流。兰州市政府在当时《致市民的一封信》中，对因为严峻的大气污染而不得不采取“限行”向市民道歉，并承诺向市民免费开放公交。

对于大气污染，市政府为什么要向市民道歉？这引发了我们对谁该对大气污染问题负责的思考。

道歉，也就间接承认了这是自己的责任，自己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同时还公众个体以尊严——毕竟，限行在某种程度上，是让公众买单，是选取了各种解决方案中的下策，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

再者，限行之后，就衍生问题及针对性措施的科学论证、及时公开、诚意实施，更是公众希望看到的，同时也利于政府部门公信力的树立。

当然，加大力度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最为复杂，但也最为期待。

限行带来的问题真不少

《环境保护法》赋予地方政府可以在大气严重污染时采取临时性限行措施，而常规化限行尚未有正式的法律依据。凭借“操作简单、成效快”的优势，限行在行政实践中成为了管理部门的“治霾利器”。

但其所衍生的问题，还是有必要在理性范围之内进行公共探讨，或有助于我们从更多维度，就针对性措施进行思考和推动。

首先是出行的不便。

南三环以外的公共交通密度明显降低，运营时间较短。以居住在长安区万科棉花广场为例，要去高新区上班，没有能够直达的公交线路，至少需要转两次公交。平时开车40分钟的距离，转公交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十分不便。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每一个例子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出行困境。

其次是“限行不限购”造成的机动车数量增加。

对于刚需来说，限行并不能有效抑制私家车的使用。一则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车主考虑会在限行后购置第二辆汽车，以应对出行需要。也有人大胆猜测，目前机动车数量的激增，有没有可能是之前限行的副作用？

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对于该不该限行，支持与赞成者旗鼓相当。

支持者多为上下班出行选择多样的，反对者多为有车一族，限行会为出行带来不便。

但坦白讲，若以这个问题作为实行限行正确性的依据，还有失公允。这实则默认了“限行会有效缓解污染与拥堵”这一理想效果，而至于最终的效果能达成多少，并没有可靠的保障。

也就是说，相当于由市民为相关部门的工作失责买单，所以接下来，如何在现有情形下，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公平”诉求，是否该有所动作？

限行之外，期待更铁腕的治污！

限行的目的之一在于减轻大气污染。

而汽车尾气在整个大气污染中占多大比例，至今没有明确的数字。

如果借用PM2.5数据，将PM2.5等同于大气污染，机动车尾气对PM2.5的贡献率为21.4%，与燃煤（25.7%）、扬尘（18.8%）共同构成我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限行”这一招“七伤拳”算是降低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那么其它主要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如何呢？

从陕西省环保厅公布2017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巡查情况结果来看，情况不容乐观。

在被抽检的3943家企事业单位中，发现存在环境问题1737家，占检查总数的44.05%。主要问题集中在扬尘治理措施落实不到位、“散乱污”企业清理取缔不彻底，错峰生产执行力有待加强等方面。

全省范围工业企业数量达3万余家，若按这一比例推算，又该对大气污染造成多大的破坏。

4月14日焦点访谈的主角——陕西黄陵焦化厂，明目张胆的违法排污，被央视称为“管不住”。

辖区内环境保护工作负有督权力的县环保局长，对记者提问一无所知，安监局领导对记者的提问“支支吾吾、若有暗示”，污染企业负责人对记者的质询理直气壮、无所畏惧。这导致的结果是长达六年各种烟雾每十分钟一次，被排放在黄陵县的上空。

现象背后必然有支撑它的逻辑，污染背后也有着它的现实驱动力。

我们不妨从污染制造者与监管者双方利益的角度去分析。对于生产者来说，增加防污生产会提高环保成本，从而使支出增加。监管面临着监管成本高与背后利益输送及“纳税大户”动不得的窘境。

经济发展已经换挡，黑色的GDP正在被淘汰。

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黑色GDP还在污染着我们的蓝天，危害着我们的健康。行政管辖有界限，而污染无界限。对污染现象的纵容与漠视，就是对蓝天的抛弃与隔离。

需怀“限行治堵非理所应当”之心态

在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这个观点用来表示“公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有人用此观点来解释限行，即限制一部分车辆以缓解拥堵，从而使整体交通通畅运行。

看似言之有理，实则背后发生了适用对象与逻辑的混乱。

社会机器在市场规则与政府调控之间配置资源，有效运转。车辆在既定规划的交通设施上、在惩罚有度的交通规则指引下运行。当汽车数量超出交通设施所能承载的限额时，便会发成拥堵。

拥堵的实质，是交通设施规划与交管部门的调控不能适应汽车增长的数量。

此时，解决拥堵的首要之急，自然是加强交通设施建设与优化交通调控，从基础设施和调控机制上做积极变革，适用快速增加的机动车数量。

并且，这一进度应当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更好地树立部门威信。

而限行的本质其实是“公民权利的收缩与行政权力的延伸”，用行政权力限制住了公民合法处置财产所有权的权利。如果仅仅以一纸令文“限行”，难免有避重就轻之嫌，还会造成民众的误解。

限行是一招“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七伤拳，可救急，而非长久之计！

本文为〡粉巷财经 nbdfxcj〡原创文章

特约作者：终南坤

欢迎转发、分享、点赞支持

特别声明：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如需授权转载请移步粉巷财经后台留言申请

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