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史之金元四家
金元时代战争频繁，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医学产生了各家学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产生了后人称之为“金元四大家”的四大医学流派，分别是补土派、河间派、滋阴派和攻下派，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东垣、刘完素、朱丹溪、张从正。
李东垣（1180～1251年），名杲，字明之。金元间真定（今河北省保定市）人。倡导“人以胃气为本”，善温补脾胃之法，后称之为“补土派”。李杲幼年就喜爱医学，曾捐款千金而跟随易州张元素学医，很快掌握了张氏的各种医学技术，除精通内科外，还擅长外科、五官科和针灸科。他在医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金元各派学术争鸣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临证实践，创制并逐步完善了“补土派”的理论，为充实和发展中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李东垣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李东垣据此创制了“甘温除大热”之法。李氏根据脾胃的重要性而创立的补脾法，丰富了中医学治疗理论。主要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药象论》、《医学发明》、《伤寒会要》等。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因长年居于河间，故称“河间先生”或“刘河间”。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立志学医。他初曾拜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候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宗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创新的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荆山浮屠、葛雍、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等从之，私淑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主要著作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等，其他托名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朱丹溪（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因世居丹溪，故人称朱丹溪，或尊称为丹溪翁，元代金华（今浙江省义乌县）人。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创阴虚相火病机学说，善用滋阴降火的方药，为“滋阴派”的创始人。自幼好学，初习举子业，发奋学医，深入研究《素问》、《难经》等古典医籍，学了五年，便能临证。为进一步提高医术，他外出浙江，走吴中、抵南徐、达建业，以访求名师，四十四岁时又从师罗知悌。罗是当时名医，世称太无先生，其学得刘完素之再传，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学说。丹溪尽得其学，并有机会吸收三家学说之长，融会自己的心得，提出独到的学术见解，自成一派。朱丹溪因而非常重视养阴，创立了“滋阴派”学说。朱丹溪一生所创立的养阴派学说及其著作，大大丰富了中国医学对病因病机的认识及处方用药的内容和范围。丹溪之学，其学说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阐明相火的生理与病理，探讨了相火对人体的重要性，并说明相火妄动的危害；二是在相火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强调“养阴”在养生和治疗上的重要性，因而创立了“滋阴派”；三是在杂病方面，阐明了气、血、痰、郁等病机理，丰富了临床医学的内容。关于对相火的论述，朱氏学说主要有两点：其一，强调相火为人身动气。其二，强调相火妄动，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丹溪心法》、《金匮钩玄》、《医学发明》、《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素问纠略》。
张从正（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人。兴定年间（1217-1222）曾被召为太医，但不久就辞退，在民间行医多年，是当时的名医，他与刘完素是同时代的人，但年龄较小。他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攻下派”的创始人。张从正精于《内经》、《难经》、《伤寒》，提出了“古方不能尽愈今病”的著名论点，强调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创立了“汗、吐、下”攻下法，并运用自如，治好病人无数。张从正“汗、吐、下”攻下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所谓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所谓吐法，不单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所谓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因此，张子和归纳的“汗、吐、下”祛邪法，实际是“扶正祛邪”大法中以祛邪为主的这部分内容，他认为治病必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张子和一生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他弃官之后与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共同写成的《儒门事亲》，书中记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该书收载多是辩论性的文章，象《高技常孤》、《群言难证——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谤才——群口诬戴人》等。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学术上的处境十分艰难，因为他敢于直言当时医界妄用温补的弊端，触动了许多不学无术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嫉妒他，怨恨、围攻、嘲笑，甚至诽谤他，但他从不妥协，刚正耿直，并以精深的学识力辩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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