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溃败的原因：民众可忘杀父之仇，绝不能容夺财之恨
来源：公众号《想象法学》
蒋介石为何会在三年之内迅速崩溃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街头欢迎蒋介石的民众
1946年2月蒋介石重返上海 万人空巷的踊跃场面让观察者吃惊
抗战刚刚胜利后的蒋介石，拥有崇高的政治威望，人们普遍把他视为无可置疑的国家领袖和民族救星。
1946年2月，蒋介石飞抵上海，收获了史无前例的人气和欢呼。根据上海媒体当时的描述：“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塞。”对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舆论的评价则是“参加民众数达20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主席于群众欢声沸腾中，发表演词，真挚。“
然而，民众对蒋介石的热情和期待，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年之后，400多万国民党主力部队被中共席卷一空，而曾经被国民敬仰的蒋总裁，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追杀中，急匆匆地逃到了台湾，并枯老于此。
对于蒋介石的迅速失败，有的人归因于蒋的无能；有的人归咎于毛的”无耻“；更有的是则认为是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美国对蒋的漠不关心所致。
不过，这些言论都或多或少夸大了蒋介石或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以及美苏两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意愿。实际上，真正使得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原因，并不在于外因，而在于国民政府自身政治根基的瓦解。
从1927年到1935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尽管没有可靠外援，但总体来说是强有力的，它不但制服了全国各地的军阀，而且还能内忧外患之下，摧垮拥有苏联鼎力扶持且实力不可小觊的中共。
与政治军事胜利相对应的是，随着蒋介石政权财政、法律制度上的逐渐完善，蒋介石本人在上流人士和普通民众中，也获得了普遍的拥护和认可。西安事变发生后，朱自清和闻一多等社会贤达，严词抨击拘押蒋介石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并希望蒋介石能够安全归来；蒋介石获释返回洛阳后，普通民众在其行辕外，举着火把彻夜游行以示庆祝。对此，1936年12月26日《大公报》刊文称”全国民众听到蒋先生回来的消息，都欢喜得几乎要发疯了，昨天夜间，全国自都市至城关，自成人至儿童都热烈庆祝，欢声彻夜。“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彻夜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道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根本’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同样，此时的共产主义思潮几乎被完全边缘化。据杨奎松的《中国共产党史稿》提供的数字显示，从1933到1934年，中共党员的自首叛变率竟高达95%，而党魁瞿秋白、顾顺章被捕后的消沉或叛变，无不表明党内对于未来充满悲观。
不过，这一切在8年抗战之后发生了变化。那个战前强劲的国民政府到了抗战之后，早已经在财政瓦解、经济崩溃的冲击下，沦为不折不扣的冢中枯骨。
事实上，抗战对蒋介石政府真正致命的打击，不在于消灭了多少国民党军队，而在于这场长达8年的鏖战，无情地毁灭了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稳定政权必须的财政能力和经济基础，进而使其统治体系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崩解。
蒋介石政权在抗战之前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关税和统税，但是随着沿海城市和富庶地区的陆续失守，两者收入锐减，尽管1940以后增加了新的税源和税收比例，但效果依然有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民政府军费支出的迅猛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战争消耗，滥发纸币，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国统区的通胀开始急剧恶化，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在通胀中受害最严重的是战前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工薪阶层：军人、公务员和教师。1940年，公务员、教师以及士兵收入的2/3被通膨消灭。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则下降了32%。到1943年，公务员的收入已不足战前的1/10，而教师和士兵的收入则不足战前的1/5。这些，最终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政治后果。
一、瓦解了国民政府的行政体系。
由于公务员收入锐减，使得公务员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怠工甚至大量出逃，并最终瓦解了国民政府的有效行政能力和管控能力。
以国民政府的警察为例，据《四川省会警察局统计年表》记载，1940到1941年，四川长警因待遇水平急剧降低，被迫大量逃亡，逃亡率接近总编制的一半，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由于警察人手的严重短缺，国民政府不得不以学警甚至闲散人员补充警察队伍，在成都，新入学警占总编制的比例：1939年为62%，1941年为69.3%，大量的警察是新手，培训和经验严重不足，有的警察甚至就不懂工作，实际上，整个警察体系已经崩溃了。
警察系统的崩溃，不过是当时国民政府整个行政体系崩溃的一部分，这一局面的后果就是，国民政府基本丧失了管理民众、建立秩序的能力，并使其资源动员能力急剧降低。
以当时的主要经济活动——农业生产为例，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大量乡县一级行政机构瓦解（特别是大量驱逐沦陷区日伪机构，又不能建立有效政府），国民政府始终无法对农村地区的人口和资源进行有效管制，这使得农村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陷入一片混乱，并愈演愈烈。
据1946年8月的《益世报》记载，河南荒地达30%，湖南达40%，广东达40%，到了1948年，随着物价愈发飞涨，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崩溃，和乡镇一级混乱情况的加剧，国统区各省的荒地率都超过20%。这也使得国统区粮食生产能力急剧下滑，1946年国统区粮食产量不足1936年的87%，1947年不足74%，1948年不足60%。
行政体系的溃散，使得国民政府空有庞大的领土与正统的名号，却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活动。这不但酿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也严重限制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动员能力。
亮（孔明）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
《魏略》
二、工薪阶层为代表的前中产阶级在抗战中沦为赤贫，使得其从国民政府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
抗战胜利之后，尽管蒋介石本人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国民政府的政治根基则前所未有的被削弱了。
民族资本不再对国民政府抱有期望。为了应付战争开支，从1941年起，国民政府对企业开征大量新税目，1941年后期直接税变为从价计征，并增加了战时消费税，1943年10月开征盐税以外的战时附加税，1944年3月对盐税加征到盐价的90％。大量的税负，以及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该法案使得廉价的美国商品倾销中国），使得民族资本陷入崩溃。在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华侨企业家陈嘉庚对国民党由拥护变为厌憎，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心理历程。
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对国民政府厌恶透顶。由上可知，工薪阶层在战争中从备受尊敬的中产阶级变为赤贫的穷人，无疑会使这些工薪阶层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考虑到自身收入的锐减，那么闻一多、朱自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在战争前后发生质变，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
更重要的是，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对沦陷区的接收政策，无异于对沦陷区民众的掠夺，这迫使沦陷区民众站在了国民政府的敌对面。战后，根据经济学家比量物价后的估计，即合理的法币（国统区货币）对伪中储券(沦陷区货币)的兑换率为1比50，然而，为了犒劳战争中舍生忘死的国民党低薪军政人员，国民政府将这一比例定位1:200，大量的国统区人员争先恐后携带大量法币，进入前沦陷区廉价收割当地财富，无数的沦陷区民众顷刻间倾家荡产，沦为赤贫。
以上种种，实际上使得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沦为失去政治根基的沙堡。
民众可以忘记杀父之仇，但绝不能容忍夺财之恨。
——马基雅维利
三、抗战摧毁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为共产主义思潮流行扫清了道路。
抗战后，战前对社会稳定具有相当作用的传统宗族结构，在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大量流亡的青年缺乏归宿，很容易成为招揽的对象，这为政治团体的茁壮成长创造了基础。
而通货膨胀下民众的赤贫化，也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大众普遍接受成为可能。黄炎培、马寅初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逐渐青睐，实际上是社会思潮整体转变大背景下的一个截面，并非局限于区区几个人。
从世界范围来看，持久的战争往往会导致参战各国民众的极端贫困，使得某些时候，共产主义的流行甚至夺权成为可能。持续4年的一次大战使得沙俄、匈牙利和德国经济崩溃，从而被布尔什维克夺权或几乎夺权；二战后的意大利、法国、希腊也涌现出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即便是大英帝国，工党也凭借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成功夺权。（除非中国建立斯大林式垄断体制，但南京政府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意愿和能力）
更何况，中国的抗战持续了八年，战争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摧残，相比其他国家更甚一筹。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在战后的胜利并非孤例。
总结
实际上，对于蒋介石来讲，抗战胜利后的最佳选择，莫过于休养生息安抚民生，而不是仓卒间投入另一场难以承受的战争。
事实也表明，随着50年代法国、意大利经济的飞速发展，强大的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最终湮灭。对于1945年的蒋介石来说，发展经济，稳定民生，完善政府，将比与军队的坦克飞机更能消灭他眼中的”匪患“。
当政府行政能力得到恢复，当物价开始稳定，当企业开始正常运转，当人民安下心来工作，就不会再有斯大林主义存在的土壤。
1935年，当蒋介石的军队横扫苏区的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被消弭；而在1946年，当蒋介石的军队在四平打垮林彪、甚至在1947年攻入延安、张家口时，却未能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有一丝一毫的阻碍。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产生的土壤不在战场，而在于国民政府自身的行政崩溃和经济灾难。
所以，蒋介石的迅速崩溃，与其说是军队作战的问题，不如说是其政治根基崩溃后的必然结果。当国民政府置行政体系瓦解和经济局势恶化于不顾，试图强行武力剿共的时候，他的最终毁灭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刁民是哪儿来的？——思考抗洪救灾中的群众表现
李北方按：一篇干部和解放军忙着抗洪，老百姓看翻船，甚至借机勒索钱财的文章，从昨天开始被广泛传阅。我对此将信将疑，特地问了一位在湖北的参加了抗洪的学者朋友，他根据亲身感受说，大体属实。汶川大地震过去才八年，那时候我亲身感受到的民风还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的崩溃速度实在是太可怕了，其危害远超大堤溃口。
具体到邢台大贤村，也有新的报道了。那些占用河道的违建，根本拆不掉，一整治，村民就闹事，就堵国道，结果那个地方周边在水灾中损失最大。从这个意义上，这个悲剧是当地村民咎由自取的。
群众怎么了？群众出了问题，是因为党群关系出了问题。昨天写的《把过日子的心找回来——我们应该从邢台水灾中反思什么》和这篇《刁民是哪儿来的？》（前一段时间写的），都是从把板子先打到党和政府方面的，谁让你是先锋队呢？在表明这个基本态度和分析方法之后，我明天争取再写一篇，从群众一方展开一些批评。如此一来，对问题的认识就完整了。
刁民是哪儿来的？
刁民这个词，特指那些让人头疼的老百姓。这个词很少听到，官员更是不敢使用，因为政治上不正确，谁敢这么说谁会被骂死的。
大家都不提，就意味着这个现象不存在了吗？当然不是。已经开工的工地，坑都挖差不多了，中间孤零零立着一栋房子；路已经要完工了，路中间戳着一栋房子，把六车道逼成两车道。之所以有人当“钉子户”，无非是要求高补偿，但能把情况推到那么极端的地步，要价肯定是有过高的问题。把制造这种现象的人称作“刁民”，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显现的刁民，还有隐形的。比如，一个地方有了拆迁预期，立即像下达了动员令，当地居民无不加盖房子，不能盖房子的地方也要种上树。这并不是建设，也不是发展生产，因为一开始就是为了拆掉毁掉的，目的只是在拆迁时得到更多的补偿款。
从“刁民”的角度看，他们都是理性的，是市场经济合格的参与者。可是，跳出特定主体的立场，从全局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非理性的泡沫。过高的拆迁补偿制造了一个食利阶层，进一步推高地价，把压力转移给城市化的后来者，进而使社会结构更加畸形化；为了获得拆迁补偿而进行的建设，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城镇化这么多年来，这样的浪费一定是个不可想象的规模。
我们问刁民是哪儿的，其实是问这种非理性的局面是哪儿来的。
可以肯定地推断，城市化进程的最早一批拆迁户，今天一定是穷人，一定觉得自己当年被欺骗了。道理很简单：在两种体制转轨开始的时候，知道将来要怎么干的，是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他们已经盘算好经营土地赚钱了，但仍会用过去的方式来征地，因为成本低，才能导致利润高，这是理性的；被征地的一方则仍以为过去的规则有效，相信政府征地是为了公共利益，相信政府会给自己妥善的安置。结果，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这只是极其简单的推理，实际的进程肯定更加复杂。总之，一旦有人发现经营土地的奥秘，认识到某些地方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主体并且跟开发商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那么自然会改变行为模式。既然被排除了分享土地开发收益的权利，有什么理由不提前多要一点呢？
率先抛弃了以公益为先的原则的，不是老百姓，他们只是跟随者。民之所以变“刁”了，是因为一些官率先失去了公心。与此同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方式进一步鼓励了“刁”的行为，谁闹得厉害，谁得的多，自然会催生“刁”的竞争。问题是，地价的暴涨像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游戏，昨天看似足够高的补偿，今天看可能就低了，这会进一步成为刺激老百姓行为选择的因素。
刁民其实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放下斯文，丢弃脸面。然而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钱才是王道的社会，要斯文还是要实惠，让人如何选择？这样的社会生态，既扭曲了结构，也破坏了风气。对政府而言，既制造了社会问题，也失了民心。
如今已经到了必须收拾人心的时候了。既然要收拾人心，就要知道人心失落的真正原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老百姓而言，柴米油盐的日常小账当然是最重要的事，但老百姓心里也是有本大账的，你跟他算小账，他就跟你算小账，你算大账，他自然也会算大账。
大家都理性，得到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大家都不要那么理性，才能收获集体的理性。从谁开始当傻子呢？自然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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